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我沉下心来，读完著名作家高洪波先生的《我文坛的师傅们》。书中提及的人物，既有我非常熟悉的大作家，也有不少久仰其名、却未曾深入了解的文学前辈。这本书的时间跨度从1983年至2024年，四十余载的时光里，有高先生对自身创作历程的回望与梳理，更见证了当代文学从成熟走向多元的重要阶段。捧着这本书，仿佛这位一直悉心关照我的长辈就坐在身旁，缓缓诉说着他与诸位文学前辈的交往轶事，亲切又感人。

高洪波笔下那些描摹文坛前辈的文字，没有刻意的美化与拔高，全是最真实、最鲜活的瞬间，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比如，一日探望文坛三泰斗：钱锺书先生在睡梦中度过八十五岁寿辰，冰心先生洗头时的“小孩子”模样，曹禺先生一字一顿说出的“我很想念巴金，很想念他，真的”；再遇“三老”：严辰先生动脑手术后的“健忘”，艾青先生谈及病情时的乐观幽默，还有舒群先生品读《拿破仑日记》的秘密；陪同葛洛先生赴上海探望巴金、吴强两位前辈的片段，更是鲜活生动……见面时的寒暄、相处时的细碎、告别时的不舍，处处流淌着真诚与温情，让人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整本书读下来，字里行间满溢的怀念与感恩，寄托了高洪波对那些影响过、帮扶过他的“师傅们”最真挚的情感。汪曾祺、冯牧、唐达诚、刘琦、刘锡诚、谢永旺……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往事。其中，《云南文艺》诗歌组编辑刘琦，有着跌宕丰富的人生阅历，从童星到地下工作者，再到女编辑、女作家，是她引领高洪波踏上了创作之路。还有“老船长”冯牧，他的严谨与负责，令人敬佩。高洪波曾在处理一位老作家的稿件时，删减若干篇幅后予以发表，冯牧得知后严肃批评了他：“刊物要尊重作者，尤其对老作家要格外尊重、慎重。”这句简单的话，彰显出老一辈文人对创作的敬畏之心、对作者的尊重之情。

书中有两篇文章尤为值得推荐。《恩师臧克家》一文中，臧克家点评高洪波诗作的话语，中肯而深刻，让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写作——语言平淡，缺乏个人风格。臧克家提出的“雕琢是必要的，但不能苛求。不要太纤细，该朴素时则朴素，同时注意含蓄”“光有生活还不够，远远不够，还应有较强的艺术感受力与相应的艺术表现力，即生活的深度与思想的深度相结合，这是成正比的”等观点，更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写作课。而在《喜欢丰子恺》里，我读到高洪波1988年秋季鉴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发表的一批创作手稿时，意外发现丰子恺的《上天都》手稿。去年，我翻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时，恰好见到这件手稿的影印件。那一刻，满心惊喜，好似隔着岁月长河，与两位喜欢的作家完成了一次奇妙的相遇。

关于文人书画的几篇文章，读来也兴趣盎然。《挂画》中，高莽先生赠给高洪波一幅已装裱好的画作，还打趣道“我给你裱好，你不好意思不挂吧！”老先生的随性与率真，令人动容；韩美林那幅题有“蒲公小狐堪为友”的狐狸画，让高洪波突然对儿童文学创作生出浓厚兴趣，且一发不可收。《老芹的画》里，秦兆阳笔下的竹与荷，笔墨简练却意境悠远，让人能清晰窥见他丰富澄澈的内心世界。令人意外的是史树青与旭宇，我知晓他们是鉴定家和书法家，却不知他们与高洪波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尤其是高洪波带着藏品向史树青先生请教的场景，让我想起自己平日里时不时求教的模样。

当然，最触动我的，还是高洪波在书中记录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众多老作家的对话。那些沉淀多年的人生观与创作观，即便放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依然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指引着我们这些后辈在文学路上稳步前行。四十年过去，当年刚刚踏上创作之路的高洪波，如今也已成为老作家——其实，在我心中他并不老。他现在的创作状态、对文学的坚守、对青年作家的关心，想必与这些老作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高洪波还提到一个绿皮笔记本，上面记录了1979年至1992年间，他与艾青、黄宗英、冰心等众多老作家的交谈内容，上面提及的臧克家先生谈诗便是其中之一。我想，若能将这本笔记本的内容整理出来，足够再出一本书了，想必也会深受文学爱好者的喜爱。

不久前，高先生曾对我说：“每天争取写千字，日记都行。这是李泽厚当年对其女弟子、我在《文艺报》的同事于建的要求。”他借此勉励我，要勤写多学，不辜负对文学的热爱。这些年，我在写作路上摸索前行，取得些许小进步，离不开高洪波等前辈的鼓励与指导。他们用自身的经历，为我们这些后辈照亮前行的道路，这也算是一种传承。

一卷书，半生情。《我文坛的师傅们》不仅承载着一段段珍贵的记忆，更是一堂堂深刻的文学课，让我对写作与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与感悟。往后，我当以这些前辈为灯，在品读更多好书的同时，写出更多有温度、有质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