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中常风的韧性斗争
“抗日情结”
抗日战争胜利已历80载，但日军的暴行在当时各阶层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永难磨灭。上世纪90年代，现代文史专家谢泳去山西大学拜访外语系教授常风先生，聊天中多次说到抗战那段历史，谢泳在文章中说：常先生“一提到抗战八年自己在沦陷区的生活，那种自责、愧疚就流露出来，虽然他自己是一普通人，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到重庆和昆明去，但在内心可感觉到作为一个念书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了亡国奴的那种耻辱感”，“抗日战争”成为他的一个“情结”。
常先生的“情结”触动了我，让我寻思，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沦陷区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屈辱？ 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抗日情结”对他们的人生又有哪些影响？ 带着“好奇”和困惑，我查阅了诸多的旧书、旧报、旧刊，特别是找到了常风先生抗战甫一胜利发表在报纸上的两篇文章《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从菲希脱到伯夷叔齐》，窥见了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抗日岁月中艰难的生存与韧性的抗争，悲哀的沉默与精神的“蜕变”。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众多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常风1910年生于山西榆次车辋儒商常家。他1923年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在校期间与几位文学爱好者创办了文学社“石燃社”，还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了“石燃”副刊，出刊五六期，每期都有诗歌、文章发表。1929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师从叶公超、吴宓、张申府等，同学有曹禺、钱锺书、梁遇春等，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写作文学作品和书评，进入文坛。1933年，他大学毕业回到太原平民中学任英语教师两年，1935年在叶公超、梅贻琦的举荐下到北平艺文中学任国文教师，举家迁移，成为活跃的书评家。1937年朱光潜主编京派刊物《文学杂志》，编委有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朱自清、废名、林徽因，以及外地的李健吾、凌淑华，聘请常风为主编助理，负责日常编务与编委的联络。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常风的众多师友纷纷南行，而他因种种原因淹留沦陷区，在艺文中学与师生们做着坚韧的抗争。1943年，常风到中国大学文学系任教师，1946年又调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副教授，时年36岁。抗战胜利后，1947年《文学杂志》再度复刊，主编依然是朱光潜，常风又担任了主编助理，直到1948年停刊。他恢复了书评写作、文学研究以及外国文学翻译。
1949年之后，常风停止了文学研究与写作。1952年回太原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研究生导师。从1988年到2000年，耄耋之年的他写下十几篇回忆文坛史实与旧日师友的文章，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坛风云与名家故事重现在他的笔下，如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叶公超、李健吾、凌淑华等。触发他写这些回忆录的，“抗日情结”无疑是一个引爆点。常风一生发表了众多书评、论文、译文，1944年出版《弃余集》，1948年出版《窥天集》，均以书评文章为主。上世纪9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的《逝水集》《彷徨中的冷静》《窥天集》，是他1949年前出版的两本书的再版、新编、增补本。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吴小如等在发掘、研究、推介常风上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一个持久的“常风热”，研究常风的文章不断涌现。常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杰出的书评家，在80多年后的今天，又显示出他睿智、纯粹的个性与风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随后向纵深突进。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序幕。对于这场战争，常风在《怀佩弦一多二先生》中说：“那一天我与佩弦先生一多先生月如三位谈了许多话，谁都没有想到前一天曾发生了那个大事件（虽然在那些日子平津之局面已经是非常之不安定），和那事件又如何影响到整个国家以后的命运。”此后，他在多篇文章都写到这个重大事件，写到许多师友在谈论“七七”事变时显露出的震惊、茫然、悲观、侥幸。随后数月，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众多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南下。朱自清、叶公超、闻一多、朱光潜、沈从文等都南下了，常风说“几年来，时相过往的师长与朋友都这样陆续走了”，但他自己，还有周作人、俞平伯、陈寅恪等留下了。
我在史料与作品中探寻着常风留在北平的种种原因。首先，南下的先生均是大学教授，他们有国家机制的组织与支持，而常风只是一个中学教师，没有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其次，常风与妻子在北平教书，带着常风的老母亲一家三口逃难，困难重重。再次，常风所在的艺文中学校长是一位抗日革命者，早已被日本人监督，他在7月底离开学校时，把学校托付给几位老师负责，其中就有常风。常风说：“在那样的情形中我不能离开我的几位朋友和那个学校。”他是一个低调、淡泊、中庸的书生，有过“逃难”的想法，也有过“辞职”的行动，但听了他人劝说、托付，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常风在《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中说：“从七七事变之后我是待在北平的，一直到现在。南行的师友们对我的关注，在南方给我找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又因为我不能走，给我想方法使得我在这座死城中能够苟延残喘到今日，我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示，我变做他们忆北平的一个象征。他们尽量告诉我，散在各地的朋友们的情形，他们也问讯这里的熟识的人们的情形。”沦陷区北平的八年，是常风难熬的、危险的八年。他从1937年起中断了书评写作，因为书评关乎当下社会与作家作品，他决定保持沉默。许多知识分子大都采取了这种消极对抗的方式，或是转向冷僻学问的研究。这样坚持四年，到1942年，他应《中德学志》学术杂志的约稿，撰写了一些研究古典哲学的理论文章，翻译了一些德国美学著述，用菲薄的稿费补贴家用。1944年出版了书评集《弃余集》，大都是“七七”事变前的旧作。作为国文教师和班主任，他坚守在教学岗位，同时他也在锻炼、反省着自己的思想和人格。
两位作家之间
在八年抗战中，常风的文学活动明显减少，不需要再去参加《文学杂志》的编务会，也用不着在编委之间商讨工作、稿子了；坚持多年的书评写作既已停止，也就不必再重点关注最新的出版市场，阅读新出的书籍了。但其间与两位作家交往却是频繁的，一位是文坛前辈周作人，一位是作家新秀、他的学生李克异。他与他们交往很深，从他与两位作家的交往中，折射出常风诸多思想、性格、为人等方面的特点。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散文文体大师。他对日本文化以及欧洲文学有着精深的研究，翻译过众多作品。常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听过周作人的学术讲座，1934年，沈从文宴请文学界朋友，常风在宴席上见到周作人得以相识。1937年，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周是十编委之一，作为主编助理的常风与其有了更多接触。从多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常风对周作人是敬重的，他与周的频繁交往，一方面是办刊需要，另一方面是求教、问学。
大后方的师友经常给常风写信，询问周作人的动向。先是“七七”事变之前，本家族侄常燕生来信问候周的近况。后是1938年5月，大后方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作家联名发表致周作人的公开信，敦促他南下。常风去周宅探访，周谈笑自若，几天后明确表示不能离开北平。然后是李健吾来信询问周作人的状况，常还未给李回复，周作人派人送来一首七言诗：“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外看月圆。”诗写得通俗、含蓄，但周作人的心迹已清晰可见。常风将周诗誊抄一份，并写了一篇短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一并寄给李健吾。李收到稿子，改题为《关于周作人——一封北平来的信》，并把常风的姓名化名“胡马”，发表在《文汇报》1938年6月17日“世纪风”副刊上，文章记叙了周作人近期的一些言论、行动。结尾说：“周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过要他牺牲他的人格恐怕更要困难，……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愿国人且网开一面，留待来日看个究竟。”接下来的七八月间，叶公超返北平安排家属南行，劝说周作人南下，但周不为所动。常风次次相陪，看清了周作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常风与周作人的交往、共事，不断的了解、认识，表现了他的真诚、善良，还有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助、友情；那么，常风对李克异的爱护、襄助，则体现了他对抗日战争的关切、反思，还有对年轻抗日作家的指点、扶植。
李克异原名郝维廉，辽宁沈阳人，笔名袁犀。15岁开始小说创作，1937年发表处女作，反映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生活与斗争。1938年，他与妻子流亡北平参加抗日活动，并加入地下党组织。在北平期间，他上了艺文中学，成为常风的学生，并继续小说创作。常风很快发现了这个东北青年的创作才华，“他的作文每次都写得认真，都是针对当时北平的政治。文字写的简洁有力，朴实无华”“他告诉了我许多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惨无人道的兽行，大小汉奸的为虎作伥和人民所受的双重蹂躏和压迫”。李克异的形象铭刻在常风的记忆里：“满头蓬松的头发，穿着黑色衬衫挽了袖子或黄色咔叽布短裤，神情有点迷惘地张望的中学生。”尽管常风只教了李克异半年，但二人却结下了师生情谊。李克异不断去找常风请教，并把他出版的所有小说集、长篇小说送给老师求教。常风一一细读，当面提出意见，认真写作书跋，并作为书评发表。他关心李克异的生活，给予经济上的援手。李克异再次返回东北，一年未归，他发表饱含着担忧的《怀袁犀》。
常风在《〈面纱〉题记》里，热诚评价了李克异的多部作品，“我是在《泥沼》中发现袁犀的整个宇宙的，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忧郁，他的热情，在一个剧烈的大变动时代中青年的向上的不安定的灵魂”“《贝壳》给我们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人类，与《泥沼》中出现者完全不同。袁犀是踏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了”，《面纱》“这部小说里，袁犀将真正现代的中国青年的面貌与灵魂忠实的保存了”。这些阐释、评价中，隐含着一个宏大而悲壮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抗日战争，蕴含着常风对严酷的抗战的观察、思考。这些阐释、评价，激发、引导着李克异的创作。《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中，在“有名气的新近作家”章节里，把袁犀放在首位，认为“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从作品的社会影响来说，袁犀都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年常风写作《五十年的友谊》，回忆50多年前他与李克异的交往故事，缅怀这位小他10岁而又早逝的作家朋友，情动于衷。
与学生在一起
从1935年到1943年，常风在艺文中学度过了八个年头。也就是说，北平抗战八年，常风有六年时间在艺文中学。这所中学建筑古色古香、文化传统深厚，在教学上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常风全力以赴投入教学工作，但日军的侵略打破了校园的平静，他在《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和《怀袁犀》等文章中，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抗战时期的青年学生，始终处于激愤之中，常风既要维持起码的教学秩序，又要安抚学生的思想和情绪，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学生渐渐分化成爱国抗敌派和学习救国兼顾派，对两派他既不能反对又不能一味支持，他要耐心引导说服他们。他曾经想“辞职”，但生存的需要，校长的重托，终使他坚持下来。
日军刚刚占领北平，日伪政府就下令学校增设日文课，学生们情感上不接受，抵制不学。常风劝慰学生们要学日文，一方面可以更便利地了解日本国情和文化，另一方面也算掌握了一门工具。他抚慰学生们要忍耐、理智，不要有盲目言论与行动，以免引出意外。他说，今日的坚韧才有明日的胜利，保存自己才会拥有未来。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菲希脱的《菲希脱对德意志国民演说》（今译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成为常风抗日岁月中的精神食粮和理论支撑。他深深认识到：“民族的道德力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最后的武器，也是一个民族永不能被摧毁的力量。”抗战需要勇敢地去“硬拼”，特别是在战场上，但也需要韧性地去“软争”，沦陷区的民众更需要的是后者，隐忍只是为了保存自己。常风看似低调、文弱，但他的内心是笃定、坚韧的。
常风所说“七七”事变后，头四年因“情感上的原因”，不曾写书评文章，这里“情感上的原因”就是不能接受入侵者的统治，用保持沉默来抵抗。这话是事实，但也并不绝对。事变之前的1936年，他发表关于《西施及其他》的书评，鲜明指出：“经过九一八事变之后许多从事于文艺事业的人都想在这外侮频凌的时候做点有所补益于民族的工作。”不管是《西施》还是《昭君》，都有“鼓舞读者油然发舍身报国的高尚精神”的意义。1945年初写就的《〈面纱〉题记》，他谈到袁犀的多部小说都涉及到抗日战争、抗战人物，为了避免日伪机关的检查，他用“剧烈的大时代”“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一个更伟大的背景”等暗示抗日斗争。采用了隐含手法。张泉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里评价说：“常风是一位正直严肃的文艺批评家。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不为外界的压力和引诱所动摇，孜孜致力于翻译和中外文学研究，做了有益的文化工作。”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常风说“那时丝毫未想到胜利已经来到目前”。三个月后，常风就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两篇长文：《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从费希脱到伯夷叔齐》，22000多字，连载三天。前篇文章中，他用散文笔法，以自己的人生命运、生活境遇、精神历程为主线。放眼全国的抗战，北平的沦陷，艺文中学师生的韧性抗争，刻画了中国教育、知识界抗日岁月中的斑驳图画，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从身体到精神的“涅槃”。后篇文章中，他用评传文体，描述自己“在事变之后和一切读书人一样常在故书中古人的言行中寻求自己的心境的印证”。着重论述了德国文学家、哲学家费希特和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赞赏他在国家被侵略者占领下，依然巡游演讲，传播他的爱国思想的壮举。然后又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士林表率，如伯夷叔齐、黄宗羲、顾炎武、傅青主等，从他们的思想言行中寻求精神人格、抗争力量、对敌策略等等。常风的思想、观念、文章，代表着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文章标题不用“知识分子”，而选择了“知识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