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海淀中关村有座“东升大厦”，天气好的时候，透过大厦高层的落地玻璃窗，你不仅能俯瞰中关村东路的广场和街景、望见不远处清华大学的校园和科研院所，还能看到近处写字楼里鳞次栉比的高新技术公司。这座建成于21世纪初年的大厦先后云集了众多创业IT公司，是中关村科技创新之路线性时间历程的立体化呈现，用小说家秦北的话来说，“俨然中国互联网圈的地标”。这座“地标”形成了秦北作品的文化空间和时代氛围，小说开篇，“80后”创业者任大任便站在大厦第十八层的办公室里，充满焦灼和期待地眺望远处的天际，他辞别科研院创办科技公司制造的首批“中国芯”（“鱼翔”系列首款DPS芯片），如今正面临上市、量产的希望与难题。

《中关村东路》是秦北长篇小说《归心》的延续，这一系列作品立意记录全球化时代中国芯片制造行业的关键时刻。小说对全球信息技术与资本流动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关切，对个人、民族与家国之间共振的现实主义呈现，在世情蛛网中展演不同阶层日常生活的手法等，都不免令人想起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源头处的《子夜》。

1932年底，在《子夜》出版前夕，茅盾回顾从事文学创作初衷时写道，“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我的回顾》）瞿秋白曾在1933年3月《申报·自由谈》栏目中撰写《〈子夜〉和国货年》，赞誉这部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成功之处一部分在于塑造了“吴荪甫”，这个被作家称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的人物形象，寄托着作品展开宏阔社会分析的诗性余裕，同时也成为作家对历史理性辩证思考的落脚点。

秦北的创作沿着前辈的道路，怀揣文学社会学的抱负，他的小说尝试分析国际市场上中国芯片制造企业的筚路蓝缕和行业所面临的困境，而联结他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性的枢纽同样也是“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市上海远景中的吴荪甫，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大略，他希望国货能“走遍全中国穷乡僻壤”；在新世纪中关村近景中的任大任也立志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让本土的芯片品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不过相较于前辈创业未半便湮没于历史结构的遭际，任大任当下面临的阻碍和他对未来的期待似乎乐观了许多，这自然不在于人物个人事业规模的高下，也不全然在于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所制造的环境之别，或是他们身处乡土中国现代转型阶段矛盾的差异性，更多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代际的作家对个体价值与历史理性的感受之别。

秦北与他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代人，他们的历史坐标是“改革开放”，在人物的塑造里，可以鲜明读出一个敞开的世界，及其所孕生的个体诗学。任大任从清华大学毕业，一路走来经历了研究员到企业家身份的转变，经历了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就想搞科研”，到“学会交朋友，交更多的朋友”行为方式的转变，这份走出“舒适区”自我挑战的勇气，一方面来自于他成长时代锐意进取的精神氛围和历史抉择，另一方面则关乎人物个人情感的安顿，在每个踌躇满志或困乏艰难的时刻，多情的个体想象不仅托举着人物的信念，也让故事的言说在“大叙事”的缝隙间缓缓游动。同仁们“加速产业化”“到市场上冲锋陷阵、敢打敢拼”的宣言，连接着任大任每天顺手带上楼的那杯本土品牌咖啡；“旺盛的心火”总是能“被家乡的海水熄灭”，“奶奶亲手给他缝的那双‘千层底儿’”，让他制造芯片产业的雄心接着“地气儿”；对个人家庭的珍重与对国家事业的热忱难分彼此；童年的记忆则一再慰藉他走投无路时的颓丧，提醒着读者和主人公果敢作为的纯粹初衷。

于是，任大任即便“放下了研究所里安稳的工作和项目”，在时代的整体氛围里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精神状态，他有胸襟、有气度、仁义理智、性情温和；尽管遭遇了盟友的背弃，但仍旧相信真诚的价值；即便在事业的开拓中遭遇困顿，但跟作品中奋进着的每一个人相似，都积极信任一个勇往直前的未来。可以说，中关村里的任大任是信息技术时代的骑士，这个人物是“改革开放”精神的生动演绎，合乎多元全球化路径的历史期待。而作家让他的主人公在历史的张力中做出勇敢的选择，并以个体情感抵达历史的道德，又是文学对历史之“人”的尊重，这本身就是一代人对历史理性最深切的感知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