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正值隆冬时节，一夜风雪从天而降，公路上，两旁建筑物上一片洁白。我们怀着崇敬、肃穆和沉重的心情，走进了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北郊的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走进了一段血火交织、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这一天是公元2020年12月13日，此时此刻的南京雨花台广场上人群肃立，警钟长鸣，新中国的第七个国家公祭日正在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实际上，这不是我们刻意选择前来参观的日子，而是冥冥中与它相遇了。因为在那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亿万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拼死抗敌的年代里，我的家乡——渤海湾畔的冀鲁大平原上同样燃起了熊熊烽火，在民族脊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老乡亲揭竿而起，与凶狠丑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这座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就是那段时光的记录和见证者。

说来有缘，我本身就是一位“渤海区”的后代：父亲曾在当时我党我军创办的渤海区干部学校学习，经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培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从而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从我上小学起，时常会听到父亲讲述在渤海干校的故事，只是因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直到今天——纪念建党百年前夕，我才有机会走进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近距离接触那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日日夜夜。

陪同我参观的是纪念园宣传教育科副科长刘树松，“80后”的新一代，别看他年轻，却是一位党史军史的研究专家，出版过一系列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专著，说起渤海区军民浴血奋战的历程，那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一边给我介绍着，一边引领我走向纪念园大门。

迎面是一座类似长城烽火台的门楼，中间镶嵌着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上方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旁边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金底红字的铭牌，分别写着：“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这座纪念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我边看边问道。

“有这个意向较早了，真正设计动工是在2007年。”刘树松回答。

“哦，那时正是孙德汉同志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吧！”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一动：孙书记是一位有水平有魄力的干部，走到哪儿都干得响当当，后来任青岛市政协主席，我曾采访过他，可惜前不久不幸病逝了，令人怀念。他在滨州口碑很好，办了许多大事好事：“那这座纪念园咋建得这么晚呢？当时建国都快60年了。”

“说来话长，其实渤海区的贡献不比沂蒙山、太行山老区差，‘老渤海精神’也值得弘扬，只是没有大规模宣传出来。这还幸亏是孙书记那届班子站得高看得远，力主建起来的呢！”

渤海区，一个消逝在历史深处的特定区域和特定名词。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我党我军在环绕渤海湾中南部的山东、河北交界地带，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华东战场的重要后方基地。它曾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计55个县市，面积约5400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114万。区域涉及今山东省的滨州市、东营市、潍坊市、淄博市、德州市、济南市、河北省的沧州市以及天津市的津南地区。

在纪念园的中心位置，坐落着单层尖顶，素墙蓝瓦的渤海老区纪念馆，大门上方镶嵌着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题写的馆名。东西两侧墙壁上两幅巨型浮雕“车轮滚滚”“奔赴疆场”，再现了战争年代渤海区人民开展“大支前”“大参军”的动人场景。

里边分为序厅、星火初燃、烽火燎原、烈火铁流、渤海英杰等五个展厅。通过展出大量历史图片、革命文献、文物，辅以电视短片、艺术雕塑等，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渤海区党政军民走过的伟大历程。我久久地凝视着一块块展板，眼前如同电影闪回镜头似的，怒潮翻涌，烽火连天……

二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三面环陆，分别与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三省一市毗邻。其西部北起河北省大清河口，南到山东省黄河口一带为渤海湾，周边即是广袤的冀鲁大平原。“七七事变”一声炮响，日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一路南下，国民党军政人员仓皇出逃，大片地区成了敌后。

此时，中共津南工委、山东省委分别于1937年夏秋时节先后组织领导了盐山、黑铁山和寿光牛头镇起义，后在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帮助下，沿渤海湾畔建立了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就是渤海区的前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抗日根据地合并而成。

它们都创造过血火交织、苦难辉煌的历史。当年，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山东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总是把山东战场放在全国革命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周密部署，精心指导。

1938年4月5日，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山东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毛泽东主席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下一步，你们要进一步公开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

“是！”黎玉点点头，又思忖着道：“我们目前军事力量还很小，能否请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

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说：“可以，不过一个团是不够的。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那太好了！”

此后不久，延安党中央和驻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相继派出了一批干部和部队，跨山越岭，风餐露宿，分别来到鲁南、鲁中、胶东和冀南鲁北地区，使抗日烽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了。

首先我们来看冀鲁边区。它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因系冀鲁两省边缘，故称冀鲁边区根据地。它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南濒黄河，北到独流涧河和马颊河，直接威胁着当时日军侵占的天津、济南、沧州、德州等重要城镇，控制着这一区域的南北海陆通道，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8月，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肖华被任命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率抗日挺进纵队穿越太行山到达冀鲁边区。这年他才22岁，人称“娃娃司令”。可他毕竟是经过长征锻炼的老红军，军政素质极高，及时率领部队救助人民于危难之中，消灭反动汉奸军队，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边区党政军领导，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冀鲁联防”。

那是1938年10月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策划组织“冀鲁联防”，试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当时，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沈鸿烈同八路军争夺的焦点。沈鸿烈委派的县长牟宜之，政治进步，思想开明，倾向抗日，同沈鸿烈有很多矛盾。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量争取地方部队共同抗日，肖华决定亲自去见沈鸿烈。

10月底，肖华带着一个骑兵班，直奔惠民县城。沈鸿烈阅历颇深，老奸巨猾，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他以为肖华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娃娃司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谈判中肖华沉着应对，一番唇枪舌剑后，沈鸿烈未占上风。

过了几天，沈鸿烈又以“洽商政事”为名，带着一个营的卫队，气势汹汹地来到乐陵，要强行带走牟宜之，另派一个顽固分子来当县长。肖华当时以“有事不在”为借口，躲开了沈鸿烈，避免与他直接冲突，暗中布置营救。

当沈鸿烈汽车开到乐陵南关时，突然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团团围住，表示“拥护牟县长主持乐陵”“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沈鸿烈一看众怒难犯，只好把牟宜之放下。在肖华同几个领导人的精心谋划下，沈鸿烈的企图落空了。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沈鸿烈不同，他收买了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他枪支弹药，妄图用武力消灭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侵占盐山一带抗日根据地。肖华大家研究后，向盘踞在盐山大赵村的孙仲文部发动进攻，一举消灭了这伙反动民团。

至此，沈鸿烈和鹿钟麟的“冀鲁联防”宣告破产，他们的“软硬兼施，南北夹攻”，在肖华司令员一班人指挥下各个击破。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挺进纵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与发展。边区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以及群众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战的新局面。

前面说过，我父亲许焕新曾是渤海干校的学员，由此跟着我党领导的解放大军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不断听到父亲讲述他小时候所知道的八路军打鬼子救百姓的故事，尤其“天兵神将解救十八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是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春寒料峭，八路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派出五支队长曾国华率队执行任务。时到中午，部队在大路两旁就地野炊。忽然，路上有个人骑马从陵县方向疾驰而来，见到八路军，翻身下马，抓住迎上前去的战士的手，哭咧咧地说：“快、快救……救救我们吧，十八团的老百姓遭……遭难了！”

“啊，发生了什么事？”

这人浑身是血，面容焦急苍白，费了好大劲才说清了来龙去脉。

原来，在陵县的东部驻扎着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是由赵屯、仓上、三洄河、张庙等18个村庄发起的联合自卫武装，简称“十八团”。团长郭仁山，副团长王如玉，团部设在仓上村。十八团以防匪护村为宗旨，常备军有200多人。团众平时务农，如有紧急情况，则可召之即来。

抗战初期，参加十八团的会员村已增加到200多个，这其中就包括我父亲的家乡滋镇南许村，基本上控制了陵县东、北部及临邑县北部。由于起初对八路军认识不清，面对肖华率领的“挺纵”持有怀疑态度，当“挺纵”一部经过这一带时，十八团发出警报，团众手持大刀土枪围了上来。八路军知道这都是村民群众，便做了一些抗日宣传和平离开了。

同时，盘踞在边区的还有一股土匪汉奸武装，领头的名叫于志良。他是陵县于集人，起初只有两个中队和一个马队，后来击垮并收编了另一股土匪，占领了神头镇，兵力扩大到7个中队，还有卫队、炮兵队和骑兵队，约2000人。简称“于团”。1938年7月，沈鸿烈跑到神头镇，委任于志良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九旅旅长兼任陵县县长。此后，“于团”更加肆无忌惮，鱼肉乡里，作恶多端，闹得那一带鸡犬不宁。由于“十八团”限制了于志良向陵县东、北两面扩张的野心，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想寻找机会消灭十八团。

这一天，于志良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借口征收粮款，突然向十八团团部驻地仓上村发起进攻。十八团分布面积大，且实行村村联防，邻村见团部驻地被围，连忙点拨人马赶来救应，反将于部团团围住。经过一阵激战，于部的100多人只有一人侥幸逃离。

于志良首战大败，恼羞成怒，派人与日军勾结，以十八团附近有八路军活动为名，请求日军支援。在日军的炮火配合下，于志良率部连续攻下高庄、大宗家等几个村庄，进而猖狂报复，残害群众。前仓村的丁春峰被吊死，团长郭仁山也被活活绞死。其士兵在各村烧杀奸淫，为所欲为。

当时，在后仓村的十八团副团长王如玉，侥幸逃出了于志良的魔爪，骑马飞奔乐陵方向，向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求救。未想到刚刚跑出陵县地界，便碰到了八路军五支队。曾国华听完王如玉的诉说，十万火急，拯救百姓，立即命令正准备开饭的战士们：“全体集合，马上出发！”

部队在王如玉的带路引领下，急速向陵县奔袭，很快到达并包围了十八团驻地的各个村庄，向正在烧杀抢掠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王如玉也召集乡亲们助战。八路军如同神兵天降，于部和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仓促应战，很快被击溃，纷纷逃窜。战斗持续约一小时，击毙日军十几名，毙伤、俘虏于部1300余人，缴获机枪10挺、长短枪700余支，并且活捉了匪首于志良。

紧接着，根据村民们的强烈要求，曾国华支队长主持了公审大会，当众宣布枪毙于志良，立即执行。这一来，消灭于团，处决于志良，为陵县人民除了一大害。当地群众欣喜若狂，纷纷握住八路军战士的手连声道谢，很多人流下了热泪。

后来，陵县老百姓便流传开这样的神话故事：“仓上村有个皈一殿，皈一殿旁有座龙王庙。老龙王不忍心看于志良残害百姓，便托梦给住在乐陵的肖华司令，请他来解救一方灾难。肖司令带的都是天兵神将，地遁而来，一阵风卷走了于志良的人马。”

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同时，鲁北党组织先后派何郝炬、李学瑞等同志，在十八团势力范围内的三洄河、高家、大辛等村庄建立党支部，成立农会和抗日群众团体。十八团主动要求编入八路军“挺纵”部队。经肖华等纵队首长批准，将十八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个团，委任梁国栋为团长，杨秀章为政委，刘德胜任特派员，并从“挺纵”抽调十余名连排干部加强领导。从此，陵县结束了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鲁北地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其中的三洄河村还被称为“小莫斯科”。

多少年过去了，我父亲一直津津乐道此事，那时他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但由此认识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是好人，是爱护老百姓的队伍，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年纪稍长，他上了抗日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几年小学老师，进而经组织介绍进入渤海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从此在党的领导下，风雨兼程一路奋斗，直到今年91岁了，建党百年来临之际，他老人家还是念念不忘早年的“冀鲁边”。

异曲同工，渤海区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清河区，也诞生在抗战初期的烽火里。其中，为创建清河抗日根据地流血牺牲、直到今天依然震撼人心的还是“一马三司令”的故事。

公元2020年12月，我们慕名来到了滨州邹平市长山中学，一进校门，迎面矗立着一尊人民战士的雕塑群像，战旗飘扬，浩气长存，下方是著名战士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校名“长山中学”。旁边不远的小广场上则是一座“纪念馆”，上面蓝天白云和鲜红党旗背景上书写着一排正楷大字：红色的土地，将军的摇篮。

在一个县级中学里，设立了这样一个陈列着珍贵文物的革命战争纪念馆，在各地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正是长山中学的校长马耀南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率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带领他的许多学生打响了反击日寇侵略者的枪声……

“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鬼，保护老百姓。”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北清河平原、鲁中胶济铁路沿线，尤其邹平、长山、桓台、高青一带人民群众广泛流传的一首民谣。被尊称为“一马三司令”的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是周村城东北旺村马家三个亲兄弟，祖籍长山八区沟西庄（今邹平市西董镇沟西村）。马耀南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参加了国民党。1933年夏，在长山县乡绅的联名邀请下，马耀南回县任长山中学校长，致力改革，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七七事变”爆发后，马耀南校长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万分愤慨，诚恳要求中共党组织推荐合适人选领导和开展抗日工作。山东省委先后派遣共产党员姚仲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廖容标和鲁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在马耀南的支持下，他们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外称“民众夜校”），油印抗战小报，成立抗日后援会，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长山县城，群众多有死伤。面对危急形势，姚仲明、马耀南等决定，立即在长山县九区黑铁山一带举行起义。马耀南回老家做一番安置后，携带三支手枪、几百块大洋赶来。起义部队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帜，马耀南出任行动委员会主任，成立了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他们围攻周村城、破袭胶济铁路，建立抗日政权，纵横驰骋，重创了敌人。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又想拉拢马耀南，派人带着委任状来找他，声称要恢复他的国民党党籍，并将“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的委任状送上来。实际上，早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时，马耀南就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十分愤慨了，此时面对国军一败涂地致使大好河山沦丧，更是看清其消极抗日一心反共的面目了。他将委任状撕得粉碎，愤愤地说：“国民党想要我，我可不想要它了！”

1938年6月，山东境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使用八路军番号，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同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红军干部杨国夫任副司令员。这年10月，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三支队政委霍士廉介绍，马耀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更加英勇自觉地投身于人民解放斗争中了。

这时，鉴于鲁东工委领导机构不复存在，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负责领导博兴、广饶、寿光、博山、淄川、临朐、邹平、长山等县党的组织，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大体包括小清河两岸及胶济铁路张店至昌潍段两侧各县，成为东至昌邑、西靠章(丘)历(城)、南枕胶济铁路、北至垦区(垦利等黄河口地区)的一个广泛区域。

1939年春夏之交，马耀南与杨国夫、景晓村率领的三支队主力在邹平、齐东交界的刘家井村一带驻防。6月6日拂晓，日寇少将松本纠集了济南、邹平、张店等地的日伪军5000余人，配以重型大炮、汽车和骑兵等，分进合围，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第三支队。第三支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激战竟日，至黄昏第三支队分散突出重围。

刘家井村战斗中，八路军第三支队以简陋的武器，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成为山东抗战史上颇具影响的一次大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士气，推动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的进一步发展。是年7月22日，部队移防桓台县牛旺庄，遭日寇三面包围，马、杨司令指挥部队英勇反击，一直打到下午两点。杨国夫率队掩护马司令带领机关和炮兵先撤。当马耀南骑马率部向东北突围至大寨村东西大街时，突遭敌人伏兵机枪扫射，胸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7岁。

而他的二弟马晓云，受大哥影响也于1938年参加革命，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被选调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夏结业返回山东，任清西军分区副司令员，率部在周村处决叛徒，击毙汉奸，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功勋显著。1944年8月10日，马晓云在指挥攻打青城县王家庄日伪据点时，不幸牺牲在战场上，时年38岁。

三弟马天民，同样参加了大哥等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后被任命为第一支队队长。他率队活跃于长山、邹平、桓台、章丘一带，攻据点，破铁路，宣传抗日。1939年10月13日，马天民前往长山县城西大辛庄为部队起枪，由于叛徒出卖，被日伪军包围，14日晨突围时身中数弹，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为纪念“一门英烈”的马耀南烈士，第三支队司令部将政治部“抗战剧团”易名为“耀南剧团”；中共清河区地委、公署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将创建学校命名为“耀南中学”（即淄博五中前身），长山县改为“耀南县”；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撰写发表《胜利在望，团结向前——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一文表彰的77位抗战烈士中，马耀南列第20位。后来，清河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越战越勇，战果辉煌。

随着岁月风雨的冲击磨砺，真正的金子不但不会埋没，反而愈加闪耀光芒。近七十年后——2019年10月16日，一部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题写片名、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发行的电视连续剧《一马三司令》，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隆重播出。编导者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多次赴马耀南烈士故居、黑铁山起义纪念馆及邹平等地实地走访调研，走访、请教马耀南后人，反复打磨剧本，精益求精地拍摄制作。

这部剧作高度还原历史事件，真实再现鲁中抗战传奇，生动刻画了马耀南三兄弟的英雄烈士形象，注重挖掘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融合进当年清河区一带的民风民俗。既有轰轰烈烈攻城杀敌的战争画面和山东好汉虎穴杀敌的传奇故事，亦有山东当地如诗如画的民间风情，是一部集思想教育性和娱乐观赏性并存的好作品。它深度呈现出质朴纯真、无惧无畏的清河儿女的家国情怀，也是后来的人们在向创建清河抗战根据地的革命先烈致敬！

当时光之河奔流至1944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由时任清河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机关驻地就在今天的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

整个渤海区域包括原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在内的所有县乡镇村，成为山东5个抗日根据地（渤海、胶东、、滨海、鲁中、鲁南）之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战略区。区内平原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物产丰富，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养整训的可靠后方。由此，渤海区的名字便闪耀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了……

三

红色火种初燃和抗战怒涛滚滚的史实，灿如繁星不胜枚举。尤其是1937——1944年冀鲁边和清河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英雄人物，以及人民群众付出的巨大牺牲，此处不多讲了。只举一两件典型例证，即可触摸到那撼人心魄的时代脉搏。

一件是发生在冀鲁边区的战斗事件：1937年10月10日，由中共党员赵明新率乡农学校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韩复榘部1个营，在阳信县流坡坞一带阻击进犯的日寇侵略军，由于敌众我寡装备不济，最后被日军打散。现在看来，这场名不见经传的流坡坞阻击战，很可能是打响了山东我党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意义重大。

另一件是在清河区涌现的英雄人物：1943年，全国抗日形势还处在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位于垦利、广饶等县交界处的三里庄是日伪保安十六旅三团——成建基团的顽固堡垒，易守难攻。5月29日凌晨，我清河军区直属团二营攻打三里庄时伤亡惨重。最后，爆破队长侯登山冲上去用指甲牢牢抠住敌据点圩墙，用肩膀紧紧顶住炸药包，毅然引爆，成功地把据点炸开了一个缺口，战士们奋勇冲击，一举攻克。

这比1948年5月25日解放隆化县董存瑞的英雄壮举，早了几乎整整5年。应该说，侯登山是我们党史军史上，第一位“舍身炸敌堡”的爆破英雄。上述两个亮点，足以证明渤海区及其前身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奋斗历程中，做出过的卓越贡献。当然，最能体现渤海区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是在风起云涌的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渤海区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支前和大参军运动，有华东“小西柏坡”之称。因为通过双减（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广大群众（农民）得到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经济、政治翻身得到实惠之后，群众的思想觉悟随之提高，自觉自愿支前参军，保卫胜利果实。

那时候，农村青壮年争相参军入伍，自愿上前线流血牺牲，以至于我们的党员干部不得不做“反动员”。1947年2月，高苑县寨子村100多户，竟有100个青年要去参军。县委书记王乐三亲自去做工作说：“村里应留几个青年，好传宗接代。”

“王书记，你不用说了。我们想好了，不打垮反动派也过不好日子。”村民们热情相当高涨，劝都劝不住。

这与国民党军队的“抓壮丁”，形成鲜明对比。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军队的这种热情、这种拥护，发自内心，朴实无华，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怎能会不打胜仗呢？

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民实行了战略大转移。当时的渤海区是山东唯一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我党政军机关干部、医院伤员等大批人马北渡黄河，扑进了母亲般的渤海湾怀抱。

这年7月，华东局和华东区机关分别从鲁中、胶东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阳信县一带。兵站、医院、后勤机关、华东军政大学、荣军学校、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队人员和部分民工、部队，总计约40.5万人也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滨县、阳信、乐陵、临邑等县。其中，仅惠民一县就驻扎了10万人，几乎村村户户都住满了外来军民。

为保证转移人员迅速渡过黄河，惠民县在清河镇等渡口设立兵站，筹措大批船只，冒着敌机轰炸昼夜抢运。轰！轰！黄河水柱不断溅起，不断有战士和村民倒在血泊里，但人们仍然奋不顾身地撑竿划船，或者抓住木板游水抓紧过河。大家知道，只要到了北岸就安全了。

1947年8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带着一个警卫排、一部电台，从高青县过黄河来到惠民县城，准备转赴冀鲁豫边区。得知这个消息，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及接替率军开赴东北的杨国夫为司令员的袁也烈，赶紧从驻地来与陈毅、粟裕会面并接他们回到何坊村。

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应邀在渤海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形势报告。为防敌机袭扰，会址选在村西北角一片松柏茂密的坟茔里。天气有些闷热，性情豪爽的陈毅索性摘掉帽子，解开衣扣，拿着扇子开讲起来。他首先讲到解放战争全局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不久前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从此，整个战局迅速扭转，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山东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接着讲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他们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已无法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只好收罗残兵败将，向延安和山东来了个所谓“重点进攻”。最后，陈毅一挥扇子豪迈地说：“不要看他目前表面上气势汹汹，像个‘霸王’，用不了多久，就连他的老窝也保不住了。今日我携万民渡河，不久我军将饮马长江……”

很快，事实就证明了陈毅所言。在土改中获得解放的渤海区农民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掀起了保家保田、参军支前的热潮，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人民战争。关于这一段历史，纪念馆中“烈火铁流”展厅介绍得十分详细，照片实物应有尽有，我倾下身子仔细观看，旁边的刘树松插话介绍说：

“这是渤海区最有特色的贡献。1947年2月上旬，惠民一个县就先后动员两批青壮年参军，第一批2817人，第二批1500人。父送子，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上前线的哪个村都有。到了1949年，为准备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渤海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前去接管新解放区，占全国南下干部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是啊！我父亲当年就差一点随军南下了。”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想起了父亲许焕新的经历。他当时在渤海干校毕业后留校工作，看到大家都在报名南下开辟新区，心头一热，也积极联系准备跟随前去。让校长知道了，挨了一顿批评：乱弹琴，回来！过后又耐心教诲：你要听安排听指挥。再说新区艰苦又危险，你还年轻，缺乏经验，万一不测对你对工作都会有损失的。

十分熟悉这段历史的刘树松听了我讲的这个故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校长是在爱护年轻人，当时从渤海区走出去的人很多，牺牲的也不少！”

“对！今天系统地看了展览，感到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咱们渤海军民贡献太大了！”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全区支前民兵民工达819889人次，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支前。1948年淮海、渡江战役，渤海区组织了轮战营、子弟兵团随军远征，口号是“部队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出担架25679副，挑子5480副，大车652352辆，小推车30340辆，牲口978000头，运粮1亿5千万斤，煤800万斤。全区的28个县，用18000盘碾子为前方碾米2077万余斤。仅妇女就为部队缝制军袜60万双、棉被20万条。有的群众甚至掏出自己棉衣、棉被中的棉花，絮在送给前方战士的棉衣、棉被里面。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时，每天需要300万斤原粮供给。山东负责筹运3.9亿斤粮食，渤海区筹粮任务1.3亿斤，实际运到前线粮食1.5亿斤，占山东运粮任务的38%，近1/4。当时条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后勤，只能依靠人推肩抬，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从11月28日至12月13日，半个月时间，全区男女老少齐动员，后来人们描述说：“整个渤海平原，到处是磨碾飞转，人欢马叫，车轮滚滚，展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画卷。”

惠民县一个支前民工营524人，1949年随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五省，行程万里，历时9个月，不仅完成了支前任务，还参战俘敌315人，缴获机枪、小炮等各种武器269件，515人立功受奖。无棣县信阳公社郭打堡村民工排长郭凤藻，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背下一个伤员后，又从塌土中扒出两名战士，行军中用自己的茶缸为伤员接尿，用手接大便。他被评为“特等功臣”，刚复员回家，又送自己17岁的儿子再去支前。

难怪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对包括渤海区在内的人民大支前念念不忘，曾十分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就是死了埋进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

与此同时，渤海区还有近20万优秀子弟参军入伍，走出了43军、28军、33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等英雄部队；6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建立巩固新政权；有55000多名渤海子弟为国捐躯。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三野28军兵败金门，其中多为渤海子弟兵，成百上千人战至最后一枪一弹，壮烈牺牲……

走出渤海老区革命纪念馆，后面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渤海区烈士英名录碑廊，还没走到近前，就感到一阵扑面而来的浩荡正气，令人肃然起敬。说实在的，我曾经在各地参观过不少烈士陵园，从未见过这样的规模和阵式——

它全长162米，高7.9米，碑廊内有4块大理石巨幅石碑，上面镌刻着渤海区为国牺牲的55308名革命烈士的英名以及他们的籍贯、出生年月、牺牲时间和地点。无论其建筑造型还是含载的信息量，在全国都绝对是一流的。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工工整整镌刻着一行行白字，在雪天的映照下闪着光泽。

我默默地仰起头颅，仔仔细细地看着、抚摸着：杜玉堂 男 1925 战士 1949 淮海战役 李英法 男 1922.8 战士 1947 孟良崮战役 王连杰 1923 排长 1951 朝鲜……如同繁星点点，好似霞光道道，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上闪耀着。

在这里，陪同的刘树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渤海区有一位世界上年龄最小的烈士，他出生仅仅3天，甚至还没来得及起名字——

1943年，何坊村刘玉梅大娘的儿媳妇刚刚生下儿子，一对八路军夫妇随军行动，也把出生几天的孩子托付给了她。不料由于汉奸告密，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杀气腾腾赶来，逼她交出八路军的孩子。一边是八路军的后代，一边是自家的婴儿，刘大娘狠狠心，流着泪交出了自己的孙子。

顿时，孩子被凶狠的鬼子砍成肉酱！

刘大娘心如刀绞，眼在滴血。但为了保守秘密，白天她承担着村民的骂声，晚上看着熟睡的八路军的孩子，想起自己的孙子，只有用被子蒙头低泣。直到抗战胜利，她才说出了真相。孩子被安葬进烈士陵园，刘大娘一家终于可以放声痛哭了……

纪念园里，还有297位烈士的墓地，这其中，包括127位无名烈士。一排排一座座，每个墓碑上方都有一个色彩已经斑驳的五角星，碑与碑紧紧相连，当年他们一路抛洒着满腔热血，为了信仰为了人民，冲锋在前，慷慨赴死。在纪念碑和墓地中央的地上，设立着一个巨大的黄铜五角星，中间燃烧着冲天的火炬，象征着英魂不灭、精神永存。

不知何时，雪已停了，太阳出来了，只是北风依然如大海怒潮似的呼啸，直吹得树枝上屋顶上的积雪漫天飞舞，宛如下了一场“太阳雪”，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俨然在为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披麻戴孝。我摘下帽子，任凭寒风吹乱了头发，虔诚地向他们、向这些无言的前辈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放眼望去，阳光下的滨州城展现在面前，这就是当年的渤海区中心所在地。

新中国诞生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里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从一度贫困落后交通闭塞，排名在全省老末，一跃而实现了“铁路通车、轮船下海、飞机上天”的目标，建成了“四环五海”工程：即环城公路、环城水系、环城林带和环城景点，以及中、西、北、南、东五个大型水库。有水则灵秀。滨州不再是土里土气的乡镇，而是迅速提升为一个现代化都市，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

不过相比而言：沂蒙老区有62576位烈士，与渤海老区出的革命烈士都约占山东三分之一，说明贡献不相上下各有千秋。可是建国之后沂蒙精神宣传了出去，一提起“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无人不晓，由此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都非常可观。但是老渤海精神呢，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山东也了解的不多。

事实上，这都是在当时特定战争环境下，不同地域的广大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和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山东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时不我待，应该加大总结宣传力度，赋予其新的使命和时代内涵，真正做好传承与创新，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如今的人们在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基础上，发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汗珠落地摔八瓣儿干出来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滨州人民更是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渤海湾畔，黄河尾闾，正在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大变迁。

在纪念建党百年之际，回头再看看这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再看看这烈士英名碑廊和墓地，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名字犹如一朵朵浪花，密密层层，千千万万，汇聚成波涛起伏的大潮，“哗--哗--”地奔腾着。当年摧枯拉朽，潮涌渤海湾，涤荡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如今同样汹涌澎湃，打造着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