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每回去小镇，总不忘拐到那条老街上，从南走到北，再从北走到南。老街短而逼仄，不适合城里人的大步流星，我慢慢地走，依次打量着每间门面，寻找着五十年前住在里边的人家，咀嚼着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

那些熟稔的老街人家，其实早湮没于时光深处，眼前物是人非，街两面的主人在不断地变换，老街在不停地吐故纳新，犹如旧瓶灌新酒。诸多陌生人家在晃动，他们的面孔跟这条老街是那么不匹配，他们压根不知道这条老街的过往历史，就像是一株株外来植物被人为移栽到这片生疏的土地上，然后寄居在这个缺乏亲情和记忆的新颖年代。沿着这条古旧的路径，依照不变的格局与走向，我可以轻易地走入老街的梦境，在梦的烟岚里飘荡和起伏。

在老街中段两间旧式矮平房门口，有一次，我意外认出了当年的搬运社工人徐大妈，96岁了，身体硬朗得让你无法猜出她的年龄，也许是年轻时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像男人一样肩挑背扛各种货物。她应该是这条老街最古老的人物，就像她家门口种植的那棵活化石——银杏树一样长寿。

就在徐大妈家对面，与陈家弄堂一墙之隔的地盘，曾是四间门面的镇上副食店，现在却被四户人家瓜分了，昔日一排灰旧的商店门板被现代钢窗和防盗门完全取代，上世纪70年代小镇副食店丰盛的空间被彻底肢解了，连同副食店背后那座隐秘的大仓库。

那时，副食店柜台内终日站着憨厚朴实的老吴叔，他皮肤白皙、剃着平头、面容慈祥的模样，令镇上的孩子们过目不忘。当然店里还有几位店员，我一概记不清了，也许大伙对老吴叔印象太深刻，以致于把其他人都给过滤掉了。在物质贫乏年代，老吴叔掌控着孩子们最喜欢的糖果糕饼，他身上浸染了副食店的各种香味，对又饥又馋的孩子们是种莫大的诱惑，他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圣诞老人（那时白胡子爷爷还没抵达中国）。

副食店的柜台与我们的肩膀一样高，我们去买零食时，总爱把下巴支在柜台的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住某样喜爱的食品。柜台上排列着一只只方形的玻璃罐，里面装满深绿的苔藓饼、金黄的油赞子、黑色的橄榄果、椭圆的糖酥饼、喷香的油果、白色的香糕、可爱的动物饼干、漂亮的奶油糖、白纸裹的豆酥糖……全都是那个年代小吃货们的最爱，副食店还售卖散装豆瓣酱、余姚榨菜、萧山萝卜干、什锦菜、桂皮茴香、油盐酱醋糖等。

来副食店的孩子们心情都是亢奋的，他们踮起脚尖，把手里攥着的几枚硬币交给老吴叔，老吴叔用夹子从罐里熟练地夹出食品，装到牛皮纸袋里，再小心地递到孩子们手里，老吴叔乐呵呵的表情会让孩子们的内心雀跃不已。

副食店的生意总是那么红火，每天都是门庭若市，连乡下的农民们都特意来光顾。迎着孩子们惊奇的目光，老吴叔骄傲地将一箱箱、一包包新鲜吃货从店后的仓库里搬出来，拆封，倒出，均匀地摆上货架，保持琳琅满目。这仓库究竟有多大？这里面究竟有多好玩？这堆放的食品会多得眼花缭乱吗？仅隔着一层厚厚的货架，这店后面的世界显得那么神秘，让我们充满好奇，也让我们想入非非。而老吴叔就像是一位魔术师，只许他自个儿在前台独立表演，不许观众闯入后台，不许观众偷窥谜底。

副食店后面的世界，真让我魂牵梦萦。

我向四十多岁的徐大妈打听，因为她无数次进入过副食店仓库，她是镇上搬运社的壮劳力，经常与伙计们一起，把一箱箱货物从三轮卡车上卸下来，再哼哧哼哧扛进去，分门别类码放好。但徐大妈对此事讳莫如深，不肯告诉任何人，似乎与老吴叔串通一气了。我隔着陈家弄堂的墙壁，砰砰砰地敲打着仓库那边的墙垣，除了听到像遥远的地底下传来的震荡声外，没有其他任何反响。我又绕到仓库后门，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动库门，库门纹丝不动，里面早被门闩紧紧顶住。

失望之情郁积在心头，让我每天郁郁寡欢，始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满足我的美好夙愿。

当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副食店仓库时，我那欲望的潮水已经慢慢退却。我好像是从某个梦里游荡进去的，但又分明记得不是梦，我是随邻家大哥大姐们溜进去的，是去打乒乓球，因为仓库角落有张乒乓台。我不清楚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入这神秘之地的。

那是个宁静的夜晚，老吴叔他们早早打烊回家，仓库异常空旷，除了那团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乒乓台，四周黑魆魆的，我根本没看到满屋子光芒四射的糖果糕饼。幼小的我是去看哥姐们打乒乓的，纯粹是瞎凑热闹，仓库的现实环境让我有点胆怯，怕随时会被身边深不可测的黑暗吞噬。

乒乓球击打桌面的声音，在孤寂的仓库里许久回荡着，哥姐们专注于激烈有趣的博弈中，他们早已忘记了时间的概念。我瑟缩着身子，丝毫不离乒乓台半步。

突然，十几米开外的一架木梯上的电灯亮了，昏黄的光圈立马投射到楼梯口的石板地上。接着，传来人的脚步声，从楼上开始，啪嗒、啪嗒……一级一级踩下来，缓慢而富有节奏。我的小心脏开始收紧，没料想这里竟然住着人。由于楼梯的走向与我们呈侧面，我只能看到大半个朦胧的背影，渐渐看清了，走下来的是一个阴森森的长发女人。当她踩完最后一级楼梯，触碰到地面的刹那间，猛然回过头来，射出鬼魅般的眼光。幽暗的光线里，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也辨不清她的年纪，但可以断定这女人的年纪不轻了。女人朝我们死死盯了几秒钟，又转过身子，抬起膝盖，一步一步跨上楼梯去，速度跟下来时一样慢。

女人回到楼上后，又有一个人下来，这回是个僵硬的男人，啪嗒、啪嗒……一级一级踩下来，脚步依然缓慢而富有节奏。当他踩完最后一级楼梯，接触到地面时，也迅猛地回过头，同样射出鬼魅般的眼神。这个男人的模样仍然看不清，但年龄明显要比女人小，我很有把握地作出判断。

男人回头又一步一步跨上楼去，女人又重新一步一步踩下楼来。这女人和男人互相交替上下着楼梯，机械地复制着每个相同的动作。

看来他们事先已经过谋划，打算轮流监视我们，他们会长着一副狰狞的面目吗？可千万别走过来呀！我一边在心里猜度，一边在暗暗祈祷，一边又留意着哥姐们打球的神态。奇怪的是，哥姐们对眼前的现象视若无睹，他们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剩下我一个人在关注着眼前这看似危险的情景。

他们是谁？为什么要上下楼梯？他们会偷吃店里的东西么？我满脑子狐疑，注意力早不在乒乓球上面。那个晚上，我第一次遭遇到成人世界带来的困惑，原来我心仪的副食店仓库，竟住着一对模样惊悚怪异的男女。

哥姐们继续在乒乓台两侧展开厮杀，我继续窥视着楼梯上的男女。我感觉我也在跟那对男女厮杀，彼此用敌对犀利的眼神在隔空厮杀，只是谁都无法战胜谁。不可理喻的是，这男女竟然不知道疲倦，连歇会儿都不敢，生怕一有空隙，就会让我们乘虚而入，卷走仓库里的一切，尽管仓库四壁空空如也。我想，老吴叔他们不会把糖果糕饼放这里的，旁边一定还有别的仓库。副食店不会这么傻，把如此贵重的东西拱手让给这对可怕的男女，我随即排除了他们是仓库管理员的想法。

我准备把这个答案抛给哥姐们，却又打消了念头，此刻他们打球正酣，无论如何不会告诉我的，相信以后也不会，他们觉得有的事永远不能让小孩子知道，大人与小孩的世界总是隔着这么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我就大胆推断这是一对处于软禁中的夫妻，遭遇了政治迫害，被迫在此反思和交代问题，许多日子过去了，造反派组织一无所获，却把人家整出了毛病，导致精神逐渐失常。每当夜晚，遇见外界来人，他们便条件反射般不停地上下着楼梯，以此怪异的行为抵挡来自外部世界的恐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患难中的男女，为了战胜厄运，寻找生存之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里，发明了这种排纾愁闷和痛苦的游戏，类似《红岩》中的地下党员华子良，在监狱中装疯卖傻，迷惑敌人。

这个推断，瞬间让我产生恻隐之心，对他们的憎恶之情荡然无存。我宁愿相信答案是后一种情况，至少在政治高压年代还孕育着希望，潜藏着生机，只要留住一颗不羁的灵魂和高贵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们几时回到家，已记不清了，反正我们离开前，这对男女一直在上下着楼梯，他们也许不想让我们看到抢先停下来的情形，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我们走后，然后畅快地成为精神上的胜利者。很明显，这男女俩的行为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

第二天早上，老街上的副食店照例开门，老吴叔照例满面春风，边卸着店里的一块块门板，边与对面的徐大妈唠嗑。阳光正透过对面徐家银杏树叶的缝隙，在副食店门口筛下斑驳的光影。顾客们络绎不绝跨进店里，老吴叔忙不迭地与他们打着招呼。副食店开始迎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那晚以后，在很长时间里，我又进了仓库两次，仍是看哥姐们打乒乓，仍是遇见这对男女一成不变地上下着楼梯……我有点见怪不怪了，内心逐渐适应，继而开始麻木。

那年头，副食店仓库夜晚的事情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仓库的昼夜是泾渭分明，副食店前后是天壤之别，风光八面的老街里该藏匿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老吴叔知道，徐大妈知道，我养娘知道，镇上的许多大人都知道，唯有我懵懂无知。

大约半年后，养娘告诉我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姓王的女人不久前在副食店仓库悬梁自尽了，据说是被冤屈而走上绝路的。养娘的口气很淡定，听起来像是遥远的异乡发生的事，根本与我们无关，我知道她对我的良苦用心。还好，我们已许久没进去打乒乓了，不敢断定死的是哪位女人，也不清楚里面究竟住过多少有问题的人。从此，仓库里有“吊死鬼”的传闻，在镇上迅速蔓延开来。

但匪夷所思的是，老吴叔店里的生意丝毫没受影响，这事似乎与副食店毫不相干，人们都默认副食店前后世界的不同，副食店在往后若干年里，仍好端端地开张着，直到某年搬迁到南面的新街为止，然后老吴叔也退休了，回城里颐养天年。上世纪80年代时，副食店旧址被改造成镇上的某家服装厂，前面的店堂与后面的仓库全给打通了，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服装女工，各自埋头踩着一台台缝纫机，传说中的“鬼魂”早被满屋子崭新布料的香味驱散。

有位作家说过，历史不值得你我喜悦，也不值得无情悲伤，历史就是曾经发生的事实，喜悦和悲伤之于历史，终归是廉价和虚无。五十年过去了，我只想让此事在文字里留下一道历史的剪影，记住副食店里难以名状的梦境，留下我久远的迷茫与惆怅。

（此文为散文《旧屋•旧事•旧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