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花开”
2021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从石家庄出发，一路向东，去寻访那个红色的起点——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大黑坨村。
冀东平原，满目丰美。宽阔平坦的道路上，奔驰着飞速的车轮；高高的线塔，牵拉起银色的线路，把炽热的电流输向城镇村落；田野的路旁，更是杂花生树，油菜黄、槐花白、桃花红。
那一片片青翠新绿和姹紫嫣红，仿佛婴儿的脸，宛若新娘的羞，在阳光的明媚中，摇曳着、弹奏着，咝咝咝、嗡嗡嗡、嘤嘤嘤。那是大地的吟唱，那是太阳的低语，那是生命的诗篇……
来到乐亭县新城区大钊路，远远地就看见李大钊纪念馆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巍然矗立的8根功绩柱。功绩柱高3.8米，呈六棱柱形，用淡红色毛面花岗岩镶砌而成。
走到近前，我伸出双手，深情地抚摸，紧紧地拥抱。而后，迈着虔敬的步伐，登上通往瞻仰大厅的台阶。38级台阶，象征着李大钊走过的38年人生岁月。
瞻仰大厅内，汉白玉雕塑的李大钊坐像，神态沉静，面含深思，目光炯炯。
坐像背面，是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一、红色萌芽
李大钊9岁那年，正值戊戌变法。
有一天，他在同村乡贤家看到一本书，啧啧称奇，爱不释手。在多方求书无果的情况下，便做出了一个果断决定——抄！
这本书，正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陈炽所译的《重译富国策》。
此书原文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福塞德所著《政治经济学提要》，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的概况。李大钊抄录的正是这本书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内容。整个抄写过程虽时有勾划和重写，但总体来看工工整整。在序言后面，附有抄写时间及签字落款，并盖有印章。
据1987年《文物天地》第二期登载的《新发现的李大钊九岁墨迹》一文记载：“……书录《重译富国策》共68页，计1.3万余字。”
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稚嫩的幼童，歪着头，一笔一画地认真抄写着。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像一把小巧的钥匙，渐渐地为他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拨开了眼前恍恍惚惚的迷雾……
此真迹，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多年以后，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两相印证，大钊所言非虚！
其实，大钊的童年，灰色且沉痛。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未及降生，父亲去世。甫及周岁，母亲归天。刚刚推开生命之门的李大钊，接受的是人世间最悲凉的命运洗礼。
祖父李如珍，在艰难困苦中，不顾年老体弱，与孙子相依为命。他每天守护着李大钊，把饭菜嚼烂后一口口喂下。为此，大黑坨村至今还流传着李大钊是吃他爷爷“奶”长大的说法。
后来，李大钊回忆自己的幼年时光，曾写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1899年，10岁的李大钊在家人包办下当上了“新郎”。
新娘只有16岁，是同村赵家姑娘，名曰赵纫兰。她缠小脚，不识字，是一个典型的乡下少女。
在人们的印象中，家长强制的包办婚姻往往是家庭不幸的根源。但在李大钊身上，这份婚姻却演绎出了别样的色彩。
李大钊18岁那年，含辛茹苦的祖父病逝。葬礼的费用几乎耗尽全部家产。赵纫兰，这个目不识丁的小媳妇，典当挪借，勉强维持着李家的柴米油盐。李大钊投身革命事业之后，她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苦苦支撑。
一朵淡雅的兰花，默默地绽开在大钊背后……
二、“东西”求索
祖父李如珍早年曾在东北经商，亲眼目睹沙俄步步蚕食东北、国家风雨飘摇的危机。他常常满含忧愤，给懵懵懂懂的李大钊讲述这一切。每至动情处，李如珍禁不住仰天长叹，声泪俱下，桌上油灯的火苗也瑟瑟颤抖。
李大钊10岁那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占据了乐亭附近的昌黎、滦州等地。
在大黑坨村中央，有一棵与小村同样年龄的大槐树。盛夏，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花苞，散发着绵软的香气；严冬，它凋落一身绿衣，露出苍老羸弱的筋骨。
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曾经的荣与枯，一如大槐树身上的春夏与秋冬。
然而，中华民族的春天，又在何方呢？
大钊常常凝望着这棵老树，两两相顾，久久无言。
1907年夏季，从永平府中学堂毕业的李大钊放弃进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机会，决定报考更加符合个人理想和志向的新学堂。
他回忆说，当时有三所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于是李大钊决心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
早在永平府中学堂求学的两年中，李大钊已经开始系统地接受新思想。他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表现出对国家命运异乎寻常的关注。而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才符合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理想要求。
1908年开始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李大钊早年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活动。请愿活动试图通过持久而广泛的群众运动迫使清政府设立国会，进而成立责任政府。
1910年12月，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爆发。21岁的李大钊参与了全部重要活动，并成为该校请愿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当时，学界三十余人前赴谘议局，与议长等商定活动行期。在谈及本次请愿前途渺茫时，在座众人无不痛心疾首，激愤异常。学生金毓黻毅然拔刀断指，鲜血淋漓，众人大惊；学生李德权持刀割股，血流如注，一时血溅谘议局。两人忍住断指割股的剧痛，寻来白纸，眼含热泪，以鲜血奋力疾书“至诚感人”“请速开国会”。
“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李大钊作为请愿代表，被这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
国会请愿最终未能成功，但学生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嵌入了李大钊的灵魂深处。
1914年，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
当时，社会主义伴随着多种思潮来到日本。李大钊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多方面接触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并对马克思主义渐渐产生了兴趣。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安部矶雄等人。他们或者给李大钊上过课，或者其文章、译作对李大钊产生过影响，有的还同他保持密切关系。
这些作品和思想在他的脑海中燃烧起来，熊熊火光让他热血沸腾，也渐渐照亮了一条之前湮没在黑暗之中的大路。
当时在国内，正是清政府下台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6年5月，李大钊未及毕业，就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
在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愤怒声讨下，袁世凯大病不起，帝制遂付诸流水。
就在这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
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是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对民主主义做了新的解释，认为民主不但是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文学上也要求人人机会平等。
而那时的欧洲，正是“一战”后的满地焦土，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冷静地反思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群众运动、社会贫富悬殊分化、寡头高度垄断，成为西方社会头上沉甸甸的三座大山，也成为西方人心头难解的困惑——这是我们追求的世界吗？
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医治当时社会的良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接受。
而李大钊的选择，无疑是站在了时代潮头！
三、赤旗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街头积雪深深。一辆马车从城内疾驰而出，向东而去。赶车者是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车里坐着一位绅士模样的人。
这俩人，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自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李大钊便着力营救。陈虽出狱，但北京风声仍紧。为了防止意外，李大钊乔装打扮一番，亲自驾车送陈独秀去天津，然后转赴上海。
车外严冬萧索，陈独秀却激情似火：“应该组织起来！要想办法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李大钊说：“是啊，我也在想！今后我在北你在南，革命该怎样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像列宁那样建立一个党，把中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
四目相对，双手紧握。
1920年春季，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热情接待，并介绍他赶往上海会见陈独秀，筹备建党事宜。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成立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但众人围绕命名问题争论不休。苦恼的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征求意见。李大钊沉思良久，遂提笔定音，主张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10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南陈北李，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两把熊熊燃烧的红色之火。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时，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陈独秀任国民党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毛泽东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要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如野火燎原，爆发在岭南大地。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此后，他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李大钊曾长期在北大任教。为了节省房租，他特意选择在离学校稍远的西城租房。每天清晨上班，他都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肯花钱乘坐人力车。中午，他常在办公室里卷上一张大饼、两个窝头充作午饭。
有人曾去李大钊家里拜访，见他女儿身穿一件大红的粗布小棉袄，外套粗布小蓝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活像一个乡下疯跑的野孩子，完全不像一个北大教授的女儿。
客人对此很不理解，李大钊只是淡淡一笑：“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这种朴素作风，在北大教授中实为罕见。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起初月薪120元，后增至240元。但他把大部分钱用在事业上，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接济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经费。
李大钊的慷慨经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常常是孩子无法交学费，冬天不能买煤。好在夫人赵纫兰深明大义，再苦再累，不发一言。
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专门嘱咐会计科：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
四、赤血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越来越忙。
北方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南方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因两党都与苏联支持直接相关，所以当时北洋政府把李大钊称作“北赤”，把孙中山称作“南赤”。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北京，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大街小巷里贴满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再三通缉。形势所迫，李大钊携两党机要迁入苏联使馆旧兵营里的一座小院继续工作。
1927年4月6日，军警突然闯入。李大钊被捕。
但自始至终，他都坚贞不屈。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临刑前，李大钊神态从容。
祖父朦胧的泪眼，仁人志士的鲜血与怒吼，无数人的前仆后继，都是为了世界东方这片辉煌而伟大的土地，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重新发出它本应拥有的荣光。
临刑的李大钊坚信，这个艰难的答案已经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他眼中从未如此清晰过，一扇全新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一个全新的中国，就要屹立在世界东方！
“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永远绞不死共产主义！”
五、魂归热土
李大钊去世后，灵柩多年停放于宣武门外一个庙宇内。
1933年4月23日，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由于李家久无积蓄，北京大学教授纷纷为其捐款。
一个月之后的5月28日，伤心过度的赵纫兰，追随李大钊而去。
多年以来，李赵两人虽聚少离多，但始终不离不弃。最艰难时候，赵纫兰咬牙坚持，供养了李大钊在天津六年的求学。李大钊归国成为教授，更是对妻子关爱有加。定居北平时，为了让妻子适应，李大钊竟然依照老家卧室模样，建造一个大土炕。于是，冬日寒冷，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土炕上，任凭欢声笑语在小屋里来回荡漾。
北平凛冽的寒冬中，仿佛只有这里，才是醉人的春天。
整整半个世纪后，北京万安公墓专门辟出李大钊烈士陵园，将李大钊和赵纫兰双墓并葬在一起。
而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则被隆重地送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号为0001！
六、“共产花开”
我采访的时候，是暮春初夏交接时节。不少鲜花已经绽放，但绝大多数果树、菜蔬的花期仍在沉睡。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春天只是开花和播种的季节。
但是，在大黑坨村一带，却是一派收获景象。红红的桃子成熟了，紫紫的葡萄下架了，绿绿的黄瓜落蒂了，更有甜瓜、尖椒、芹菜、茄子、西红柿等，纷纷走向市场。
是幻觉吗？不，是现实。
现代农业，温室大棚，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工可以造春秋。
大黑坨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全村2108人，680户，1600多个大棚，人均收入21000元。
是的，大黑坨村所在的胡家坨镇，胡家坨镇所在的乐亭县，乐亭县所在的唐山市，唐山市所在的河北省，也大致如此呢。
的确，不管是李大钊的乡邻，还是全中国的农民，如今都已经脱离贫困，过上了新生活。他们的脸上，都在绽放着幸福的花朵。
这，不正是当年李大钊和诸多共产党人认定信仰和主义后，不惜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共产花开”的理想之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