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斗争也由此开始。1942年，刘仁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改为城工部，刘仁担任部长），进一步加强了对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的领导，由此也打开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张大中

转运燕大教授到晋察冀

张大中（1920-2007），河北省景县人，1939年考入北平育英中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开始担任育英中学党支部书记。1941年，张大中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同年被调往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工作，受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刘仁领导，并与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1942年初，刘仁派张大中前往保定，开辟北平与晋察冀根据地的交通线。

当时从北平通往外界的交通线，大多走西线，即出西直门后，经过青龙桥、西北旺两个敌人的检查岗哨，出了海淀，还要再穿过大村、永定河、斋堂沟三条封锁线，才能到达当时抗日力量比较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再与其他根据地联系。由于北平与平西根据地之间大多需要翻山越岭，路途十分艰难，遇上敌人扫荡，还要打游击，时间更没有保障。这就造成了上级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北平的青年转向晋察冀根据地也非常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打通交通线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1942年春，张大中等人来到河北省保定市郊，准备建立交通站，并建立与北平同地下党的联系。张大中详细地分析了当地的敌我斗争形势，将交通站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分区的满城县，依靠满城县委在保定市西郊的蛮子营、平庄、大车、水碾头等农村，建立起了几个秘密交通点。这一带距保定火车站只有十几里，最近的水碾头村离根据地只有三四里。在这些村庄中，张大中选派了一批党员和群众担任秘密交通员。从北平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在保定下火车后，就可以同秘密交通员按照约定的暗号接头，由交通员带路，到达秘密交通点。在夜里，再由八路军或游击队护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就可以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了。

张大中曾利用这个交通线，输送北平一批教授和进步学生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其中就有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

董鲁安（1896-1953），河北宛平人，现代修辞学家。青年时代，董鲁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接受进步思想影响。1920年毕业后，留任附属中学教员。此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等。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及两院院士张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读书，他们的国文老师就是董鲁安。张维曾经这样回忆他的恩师：“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到精彩段落，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七七事变”后，董鲁安经常掩护进步青年的抗日活动，曾遭日伪软禁两个月，在学生的声援下才得以脱险。董鲁安同情和支持革命，与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来往密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并封锁了燕京大学，董鲁安宁愿过清贫的生活，拒不受聘于当时的所谓国立大学。1942年8月中旬，当张大中和武装交通队护送董鲁安和进步学生一起穿越封锁沟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后，受到聂荣臻的欢迎。董鲁安情不自禁地欢呼：“朝闻道，夕死可矣！”

董鲁安教授到晋察冀根据地后，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做了许多抗战的工作。他在《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署名于力），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揭露日寇和汉奸在北平犯下的滔天罪行，热情讴歌北平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秘密交通站和交通线的建立，加强了晋察冀根据地同北平地下党的联系，为北平地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到1944年，张大中又开辟了两条附属交通线，前后共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达数百人次。

王若君

动员家族“组团”抗日

王若君（1918-2020），出生于河北易县东娄山村。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进入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在华北联合大学参加了地下工作培训，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受刘仁派遣，王若君只身潜入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

1942年5月，在亲戚的介绍下，王若君在地安门东街小学找到一份临时代课的工作，这样既可以为自己开展工作做掩护，还能挣钱养家。为了开展工作，王若君就利用在北平的王氏家族开展工作。

王氏家族原是河北省易县东娄山村的大家族，当时在北平就有二三十户。抗战爆发后，家族里的成年男子，大都随着宋哲元的部队到了抗战前线，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尤以女孩子居多。她们以前常跟着哥哥姐姐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这些女孩子读了中学后，对日本的奴化教育和亡国奴的生活心生不满，但是又苦于没有出路，只能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王若君得知一个叔家的大女儿王岫爱看进步书籍后，就主动和王岫接触。多次交流后，王若君发现她是个爱国进步青年，喜欢阅读进步书籍，王岫见到了王若君也很高兴，特别是对王若君介绍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情况很感兴趣。王若君就把她介绍去了根据地，王岫逐步成长为抗日的骨干。

后来通过王岫，王若君接触到王岫的一些进步同学和其他姐妹们，比如两个在女三中读书的妹妹王羽、王敏。王若君又通过王羽、王敏，接触了贺磊、赵小军、梁瑜、方亭等进步青年，并先后把她们送到根据地。再通过梁瑜，王若君接触到了海燕社（当时北平进步文艺团体）的甘英，王若君的工作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为将更多的进步青年送到根据地，王若君决定开辟一条秘密交通线。1942年底，王若君坐火车南下易县，再徒步40里地，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来到老家东娄山村，经过细致的工作，王若君和村干部谈好如何化装，如何显示标记，以便到火车站接人。就这样，她依托老家熟人多的优势，建立一条新的交通线。1943年，王羽、王敏等几名进步青年以回老家探亲名义，顺利到达河北东娄山村，并被转运至晋察冀根据地。

王若君还动员自己的母亲高淑英参加了护送工作。1943年夏，高淑英开始做秘密交通线的带路人。这位坚强的母亲带着一批批进步青年开始同日伪周旋于交通线之间，向根据地输送了很多新鲜的血液。为确保秘密交通线的安全，王若君还将妹妹送到易县火车站当警察，母亲也搬到易县西关居住，给转运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此外，组织上还将一些秘密宣传材料交给王若君带到北平，《斯大林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就是她带到北平的。

从1942年2月到1944年5月，王若君先后将53名进步青年输送到抗日根据地，有47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她还先后发展了11名地下党员，为党在困难时期补充了有生力量。

崔月犁

边做医生 边发展党员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底，崔月犁被调到晋察冀分局城工委工作。1943年崔月犁受刘仁的派遣，到敌占区的北平做地下抗日工作。

崔月犁最初联系上的是陈凤桐和阮慕韩的家属，陈凤桐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在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七七事变”后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农业局长；阮慕韩在天津的大学任教时，也在抗日同盟军做统战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到晋察冀根据地，任边区人民法院院长。

这两家都是革命家庭，积极支持崔月犁的地下工作。他们介绍崔月犁认识了抗日同盟军一位已故将领的夫人：郑老太太。郑老太太为人诚恳、热情，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郑老太太安排崔月犁住到她位于黄化门街40号的家里（黄化门街位于如今地安门内大街东侧），对外让崔月犁称她为姨母。

通过郑老太太，崔月犁认识了她丈夫的弟弟郑剑庵，郑剑庵是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生，当时在骑河楼中西医院主持工作。崔月犁就是通过郑剑庵的关系，于1944年秋天，到骑河楼中西医院当医生，并一步步在北平扎下了根。

崔月犁白天在中西医院当医生、看门诊，业余时间开展地下工作。在沦陷区发展党的力量，只能采取精干隐蔽的原则，通过秘密串联，个别发展。崔月犁通过陈凤桐的大女儿陈仙菊认识了北池子东华医院的护士潘焕凤，经过深入考察，发展潘焕凤入党，后来在潘焕凤的周围，他们还团结了东华医院的会计魏保贤。崔月犁通过潘焕凤认识了在伪新民会中任职的张德吾，发展他入党，另外还认识了伪治安军少校王用孚。他们两人都有伪职身份，利用这个优势，他们从晋察冀根据地往北平带来了《晋察冀画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秘密宣传品，王用孚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1944年，郑剑庵在崔月犁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崔月犁又通过郑剑庵，将同为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余贻倜、侯扶桑和李世英等人发展为进步分子，这些工作关系为地下抗日工作提供接头地点或收藏文件，并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可贵的是，骑河楼中西医院不仅掩护了崔月犁，抗战胜利后，为了支援解放区，郑剑庵还把该院的全部设备送到了晋察冀城工部。

在抗战时期，郑老太太的女儿、女二中学生郑如慧也被崔月犁发展入党，通过郑如慧，崔月犁又发展了她的许多同学参加革命。1945年夏天，崔月犁发展了北大医学院的学生王光和入党，并且团结了辅仁大学的王光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崔月犁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将他发展的进步人士送到晋察冀根据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