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72年10月，矿上新招的80多个新工人入矿了。我和其他40多个伙伴分到了采煤五队。

新工人刚入矿，看到啥都感到新鲜，对井下的事尤其感兴趣，一有机会，大家就围着队里的干部和老工人问这问那，生怕在井下不懂了闯祸。

我们队的书记叫乔晋生，队里的工人谁请他喝酒他都去，端起酒盅来，先致“祝酒辞”，一幅一尘不染的阳光形象：

“不喝白不喝！咱可先声明，光喝酒不办事！”

说是这样说，实际上，队里一元化领导，党指挥枪杆子，支部书记说了算，队里劳动强度较低或下井少、时间短的工作岗位，如办事员、材料员、检修工、溜子工、甚至打眼工全是经常请他喝酒的人。

一班的杨小义老婆坐月子，岳母娘从大同老家给寄来二斤红糖补血，包裹单到了队里，被乔晋生看见了，他对办事员说：“告诉他，就说我先借上。”把人家二斤红糖从邮局取出来吃了再没还。乔晋生人生的黑，从井下上来，洗澡不洗澡几乎看不太出来，工人背地里都叫他“黑乔”，还有人干脆叫他“黑球”，杨小义更绝，叫他“黑驴球”。

黑乔嘴有点噘，前门牙上镶了颗金牙，黄色，贼亮贼亮的特别显眼。

崔大元是北京知青，他在大同插队，和我们一块儿来当工人，挺会讲故事，那天溜子出了故障，我们几个新工人躲在一边听他给我们讲故事：

某年夏天，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一个姑娘热得没穿内裤，只穿着裙子就骑着自行车上了街，半路上摔倒了，正巧刮来一阵风，掀起了她的裙子，过路人挺多，姑娘赶紧用手去捂私处，太阳照得她手上的金戒指一闪一闪地，被一个过路的外地人看见了，她听见那人对同伴说：

“北京人真有钱，连X上都镶着金牙。”

笑声中，大家才发现黑乔也悄悄地站在旁边听。

黑乔文化低，对我们这帮知青怀有戒心，即使我们是讲笑话，他也会认为我们在影射着骂他。

“都他妈给我起来干活去！”

从那以后，他一有机会就给大元小鞋穿。

这天早班吃干粮的时候，几个新工人围住了黑乔，有个新工人问：

“乔书记，你说井下到底有鬼没鬼？”

“我也弄不清楚。咱们队王怀友去年被机组割死了，可今年春天有人在大巷碰见了他，和他相跟着走了老远才想起他已经死了，拔起脚来就跑……”

黑乔正说着，就听有一个人一边骂着，一边从进风顺槽走过来：

“黑乔，我日死你妈的嚼啥蛆哩，亏你他妈的还是个党员，就不怕吓得这些年轻人不敢下井？”

别处的人们说话带把儿“日他妈”，泽州人说话带把儿“日你妈”！

黑乔站起来，悻悻地走了，临走也没忘回骂那个人：

“有你鸟相干，扯他妈屄鸡巴鸟蛋！”

除了黑乔，我从来没听过有谁能把国骂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这个敢骂黑乔的人，就是我师傅。

二

我师傅叫韩义和，矮矮的个子还挺瘦，他在大同矿务局呆过几年，河南项城人，他在和我们做自我介绍时，这样说：

“和袁世凯老乡！”

可能和我师父有关系，我觉得中国各地的方言中，数河南话好听，说起来抑扬顿挫，很亲切。

师傅的眉毛很特殊：中间又粗又黑，两头又细又淡，几乎看不见，就像是用墨在眉头上点了两个黑点，这使他即使在发怒的时候，也有几分笑模样，就像《唐知县审诰命》里的那个七品芝麻官。

采煤工作技术含量低，师徒关系很松散，不像其它工厂，师徒关系比较固定，回采队的劳动组织，也和农村的生产队差不多，每天班前会上由班长现分段（作业组），每两个人一段，工人们今天和这个一段，明天和另一个人一段，师徒关系不固定：早入矿的为师，晚入矿的为徒。新工人刚入矿时叫老工人“师傅”，没等一身工作服穿破，就开始叫“老张老李”了，再往后，如果工作中发生了争执，干脆就骂：“老鸟”。

我和我师傅是个例外。

我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整整十几年是在学校度过的，由于缺少体力锻炼，虽说不像戏剧舞台上的白面书生那么文弱，和那些小学毕业或只念过“农中”的其他伙伴比起来，体力还是弱许多，但这还不是我的致命弱点。

我的致命弱点是傻，是自命清高！

我们队是炮采队，这里的煤层足足有六米多厚，分三层开采，第一层采过之后，铺上金属网作下两层的“假顶”，由于顶板压力大，中层工作面的假顶经常拖下一个个大网包，极易导致冒顶，为了改善支护效果，矿上用木板梁代替金属梁支护顶板。

所谓“木板梁”，就是把长两米四、五，直径二十到三十多厘米的园木从正中锯开，用的时候平面朝上接顶，下面支上铁柱支护顶板，木料有红松、白皮松、桦木、水曲柳、柞木等等。由于木料质地不同，粗细不同而且有干有湿，自然有轻有重，我傻就傻在第一不愿早早下井挑顺手工具，第二不愿意和别人抢挑轻点的木料，这样，谁和我分到一个段，工具肯定不顺手，木料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不是粗的，就是桦木，在水里泡过的，更是死沉死沉。

母亲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好人。六六年大串联，我住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全国供销干校的俱乐部里，前半个月，晚上我们就坐在椅子上睡觉，白天出去串联，装着替换衣服的提包就放在椅子下边，从来没丢过一件。后半个月住到了舞台上，接待站发给每人一条新毛毯，也都随便放在睡觉的地方，从没听说丢过一条。这一切，使我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信条是：我无权也无力干涉别人的生活，但凡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应该的，先从我自己做起。

在不挑工具这件事上，我是在实践自己的人生信条——总得有人使用那些不顺手的，在不抢着挑木料的这件事上，我有更重要得多的理由。

人人都说煤矿工人是“四块石头夹块肉”，细的、薄的木料做梁，干活时固然轻巧省力，但不结实；用粗的、厚的木料作梁，起码可以保证自己这一段顶板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虽说那些细的、薄的木料也都合乎《作业规程》的规定标准，厚木料最后也都用了，一块也没剩下。但不知道矿上的领导发现没有，只要新下了料，由于大家都能挑到细的、薄的轻木料，这一循环支护的顶板以后断梁、漏顶的事故就一定多。

我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有一天班前会上，班长分配我和高广文一个段，他说：

“我一个人干！”

他气冲冲地把交接班室的门重重一摔，到澡堂换衣服去了。

班长又指派了别人和郝广文一个段。最后，没分段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采煤队井下适合一个人干的工作只有炮工、溜子工、检修工、看工具、和送干粮几种，不是技术活，就是由老工人或病号担任，我一个新工人，该让我干什么呢？班长知道，除了是个书呆子，体力弱，我没有其它可指责的毛病，他看看我，想不出该让我干什么，实在不行，就只好看井下的情况了，哪个段的条件不好，就把我搭给哪个段，就像人们在市场买菜时，买几条黄瓜，搭了一根葱。

我师傅因为大女儿那天晚上生孩子，迟到了，当他匆匆忙忙地跑进交接班室，正好和我配成了一个段。

“人活脸，树活皮”。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可能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可我现在是个采煤工，想其它的都是白搭，我不能做谁也不要的冷货，所以那天我干的特别卖力，和师傅配合得也挺默契，师傅也不像别人那样对我喝声来，喊声去，只偶尔让我给他递点这个、那个。

那天，我们几乎和别人一块儿下的班。

第二天，我和师傅一个段。

第三天，我还和师傅一个段。

从那以后，只要我俩都上班，就在一个段，我们的班长是个深藏不露的有心人，眼睛亮着呢。

三

虽然采用了木梁支护，但由于推进速度慢，中层炮采工作面的顶网还是下沉得厉害，一个个网包，就像老母猪的肚皮，随时准备往下漏矸。冒过顶的地方，顶板上留下好几人高的空洞，只好打木垛接顶。工作面的顶板常常被压得很低，就连师傅那样的小个子，弯着腰都嫌高，最低的地方，顶网就拖在溜子上。在这种地方干活不能着急，全凭功夫磨，师傅胆大心细，所以我和师傅常被班长派到这种地方干活。

别看煤矿井下发生冒顶事故后，人们从煤块、矸石堆里往外扒人时，抠的手指头流血，可除了这时候，就变得很自私，干起活来各顾各，怎么省事怎么省力就怎么干，许多事故就是这样造成的。

不久，我第一次遭遇死亡。

那天，我和师傅被分在机头第一段。正在那里架棚。别看机头备口低，到了我们这一段，柱芯全拔到了家还得在下面垫个柱帽，从底板到顶板，足足有两米五六高。

各段放炮后不久，溜子上的大块煤就像黄河发了凌汛，从工作面后边拉过来。由于机头顶板低，碎煤、小块煤拉走了，大块煤过不去，一块块卡在那里，越聚越多，从后面拉过来的一根木板梁到了这里，被大块煤卡住横了过来，又在后面大块煤的推挤下朝前走，顶倒了三根铁柱，一根压在我的脖子上，一根压着我的腰，一根压住了我的腿。

师傅发了疯似的朝机头爬去，一边晃着手里的头灯，一面喊：

“停溜子——！停溜子——！”

“44”型煤溜子（刮板运输机）本来就没多大劲，加上工作面弯曲成“～”形，刚放完炮煤又多，溜子很容易被压住，这时溜子工一般都不敢停溜子，我身下全是碎煤，要是只有一根铁柱压着我，身下全是刚放完炮的碎煤，我或许可以从下边爬出来，可现在是三根，压得我根本无法动弹，正当我绝望得闭上眼睛等死时，溜子停住了。

师傅让我爬在他背上，驮着我从进风顺槽往外爬，我的安全帽不时刮到顶梁上，发出“圪楞圪楞”的响声。

两行清泪流下来，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梦，我的同龄人都曾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整整一代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

四

四年后，我自己也当“段长”了。我和死亡第二次握手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新工人和我一个段。在井下，我们的工作量是以溜槽数计算的，“44”型煤溜子每节溜槽长一米五，那天我们段共分了六节槽，要是顺利的话，到点能干完下班。

接班后，我先检查了一下工作面的情况，有两节槽的地方煤层差不多呈45度角斜长着，在超前压力的作用下，煤壁已经劈帮。为了避免放炮后拖网漏矸，我俩先在煤壁靠溜边挖了一个柱窝，架了一架棚对其进行超前支护。这样，放炮后就可以及时托住顶板，保证安全。

第一炮我只让炮工联了两节溜槽长，尽管没敢联顶眼，炮声响过之后，还是出现了拖网，急需再架一架棚及时支护。

正当我一脚煤帮一脚老塘跨站在溜子上挖好柱窝，栽进一根铁柱时，煤壁又发生了片帮，差不多两米长的一块三角煤沿着煤壁斜坡滑下来，“蓬”地一声砸到柱子上，把柱子砸倒了，将我的右小腿挤在铁柱和溜槽沿中间。我的身体朝后仰着，两手紧紧抓住身后的铁柱支撑着身体，这才不至于坐到溜子上。

溜子哗哗地向前开着，我的屁股离溜子也就一尺多，只要有一块大块煤拉过来，别说挤死我，就是拉坏我的坐骨神经，我这辈子就算完了，那天我们段在工作面中间，等师傅跑过来，一块大块煤离我已经只有五六米远了，师傅用尽全身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大块煤推到了老塘，双手推着它，不让他掉到溜子上，直到溜子停住。

七八个人好不容易才把我从大块煤下弄了出来。这一次，尽管没骨折，可被铁柱挤着的地方，汗毛眼全是一个个红点，血眼看就要从那里被挤出来了。

连这一次，师傅已经两次把我从死神的掌握中夺了回来。

五

四人帮倒台了！人们心里那个痛快劲，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队里，黑乔也失了势，躲在家里装病，队长杨俊中国矿院毕业，却不是党员。过去，队里黑乔一手遮天，每次队长对工作有不同意见，都会被黑乔以“支部决定”顶回来。现在，队长抬起了头，他是个正直的人，凡是去他家找他的人，他夫人一律挡驾：

“老杨不在家，请你明天到办公室找他吧！”

师傅用我从老家带来给他的一点黄米面作了油糕，硬让我去他家吃饭。

“咱爷俩喝两口庆祝庆祝！”

师傅一面喝酒，一面给两个女儿讲故事：

“爸刚调到大同那会儿，看见别人吃油糕，就也买了几个，咬了一口，里边的白糖馅流了一手，我赶紧去舔，手上的糖又顺胳膊流倒了胳膊肘上，抬起胳膊舔肘上的糖，又流到了我背上。”

这个小故事在大同流传很广，不过师傅把那个第一次吃油糕的外地人说成了他自己，把他两个小女儿笑得直捂肚子，小师妹问师傅：

“爸，这回你可够不着了吧？”

那天该师傅轮休，吃完了午饭，我离开师傅家去上班，这一次，是我自己去找死神。

《作业规程》规定：采煤工作面溜子运行时，从溜子上卸木板梁，要“面朝机头站好，抓住木料尾部往下卸”，可那天我们段的条件不错，半个多班的时候，煤已经基本上出净了，溜子拉着不知后边哪个段的一根忘卸的木板梁，走到我们段又刚好停了下来，一停老半天。前边相邻段溜子有个弯，害怕它走到那里横过来拉倒柱子，造成事故，由于溜子停着，我抓住它的前头往下卸，不料我刚抓起它来，溜子就忽然开了，溜子拉着我和木料一起往前走，没等我松开手，溜子的刮煤板顶着它的下头，上头穿上顶板，把我挤在了它和我身后的一根铁柱中间。

那是我采煤生涯中最绝望的一次，或许我命不该死，也多亏那个段的人奸滑，那根木板梁只有一寸来厚，最厚的地方也不超过一寸，也不知道它在井上的木场里被存放了多少年，已经没了一点筋骨气，它忽然“咔嚓”一声从中间折断，放过了我。

六

三次生死交关的事故中，师傅两次救了我的命，我真心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永远不会忘记是他把我从没人要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我真正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还在以后。

不久，我们队搬到了全矿自然条件最坏的一个工作面，从回风顺槽到工作面机尾，有十多米长的一段根本无法架棚支护，只好缩短溜子，挖了一条十几米长、一人多宽的洞，供通风、进料。人们进出工作面，在这个洞里爬进爬出像一条狗，运木板梁时，只能拖着倒退，一步一挪，像狼拖着猎物回自己的窝。

机尾紧挨回风顺槽，条件自然最差，只能用一米来高的特制铁柱支护。足足有半个来月，班长把我和师傅固定在那里，每个班都在那里干。平时能照顾的时候，他对我俩都挺照顾，该出力的时候，我俩也没话说。一米多高的工作面，整整一个班都得弯着腰干活，虽然只有五节槽，班长还是给多派了一个人——全队最矮的鲍达，爬进爬出方便些。

煤矿井下生产，事故往往在不经意之间突然发生。

工作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放炮、架棚、清煤，都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等我们替开溜子两边的柱子，正准备移溜子时，由于控顶距离大，临段放顶引起的冲击地压压过来，把我们段的柱子压得一点点朝煤帮倾斜，一根根木梁“咔嚓咔嚓”地从支柱的地方折断了，顶网以人眼看得见的速度下沉着，碎煤和煤粉“噗簌噗簌”往下掉，像雾、像雨、像冰雹，一场大冒顶眼看着就要发生了！

我吓坏了，喊了一声“快跑”！就一溜烟从那个狗洞爬出了工作面，等我跑到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喘气时，才发现师傅他们俩没出来，要是冒了顶，溜子肯定得被压住，我仔细听了听，溜子还哗啦哗啦地响着，说明冒顶还没发生，我往回走了走，在估计他俩能听得见的地方停下来，一声接一声地大喊：

“快——出——来——！”

“快——出——来——！”

……

等等也不见他俩出来，溜子声也一直没停，我又壮着胆子钻进了工作面。

师傅他们两个人已经靠溜子边隔一棵间一棵地打好一排十几根柱子，柱底蹬着溜槽边的凹槽，柱体朝老塘倾斜，和顶网垂直，顶板也不再下沉了，我赶紧和他俩一起干起来，把其它柱子补打起来。

这件事除了我们仨没人知道：我不好意思讲，也没脸讲——关键时刻，我成了一个怯懦的逃兵！我师傅他们也没向别人讲，他们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容忍、原谅了我的卑怯行为。我心里第一次不得不承认，别看自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布尔乔亚。

七

按理，在那种情况下现场工人是有权力逃命的，能在那种情况下坚持下来的人，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是真正的英雄！

当我终于有勇气问师傅那天怕不怕时，他反问我：

“你说呢？”

过了一会儿，师傅给我讲了个自己的故事。

师傅刚当矿工不久也碰上过一次大事故，冲击地压把整个工作面的柱子都压向了煤帮，由于下沉速度快，顶板扑下来时形成的气流把工作面正在干活的人们全部吹到了煤帮，师傅像气枪子弹一样被吹得一头撞到了煤墙上，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发现一个老工人靠煤墙站着，正在叫他：

“先把你的灯关了，我快不行了，趁我活着和你做伴，得省点电，你爬到我屁股底下来，暖和，也安全点，等我死了，你再开灯，要一盏一盏省着用，省得没了灯你害怕。现在，矿上肯定正想尽一切办法在救咱们，这里离进风顺槽不远，你还年轻，一定要等着人来救你，听见动静，就大声喊。”

在煤壁和底板相接处的那块三角形的狭小空间里，他们俩一直轮流着说话，把能想起来的话题几乎全都说尽了，因为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会想到死。

第四天，轮到师傅讲故事的时候，讲着讲着，师傅忽然想起老工人好大一会儿没应声了，叫他也不答应，师傅开了一盏灯，摸了摸老工人的手，冰凉冰凉，原来他已经死了，老工人的胸口顶着一根铁柱，动也不能动，要不是那根铁柱顶着他，或许他能多活些时候，也能得救。现在，只有这盏灯和师傅作伴了，师傅又用灯照了照，一边是煤墙，一边是紧挨的顶网，前后左右都被塌陷下来的矸石堵得严严的。

冷、饿、渴；生的渴望；面临死亡的恐惧；既折磨人的肉体，又折磨人的灵魂，在盯着手表秒针盼人救的等待中，师傅渐渐昏迷了过去。

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头上，师傅终于被人们从那里挖出来，他得救了，他是那场事故中三十多个遇难者中唯一的幸存者。

师傅说：

“咱们煤矿工人和当兵的差不多。战争年代，当兵的一扛上枪，就算在阎王爷那儿挂了号，现在不打仗了，当煤矿工人，脑袋就掖在裤腰带上，处处步步得自己当心。”

“咱们是男人，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有时怕也不顶用，还不如不怕。”

“再说那一次吧，你以为你一定能跑得了？要跑你也得往机头跑。机头工作面高，能跑得快些，你朝后头跑，就那么一个洞，十几米长，要是不管它，压力跟过去，不把你挤在里头才怪！”

原来师傅又救了我们一次。

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就问师傅：

“您怎么知道自己一定能让顶板不落下来？”

师傅的回答是：

“立木顶千斤嘛！先试一试，实在控制不住，再跑也不迟！”

立木顶千斤的道理我也懂，不过从来没深思过，立木都能顶千斤，铁柱就更能了，我想起师傅他们那天支柱时的情景：柱底蹬着溜槽，拔出柱芯，让柱头顶着顶板，柱身和顶板垂直，根本不用升柱器，使劲打几锤就锁紧柱锁，下沉的顶板正好把它压紧！

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矿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程度普遍不断提高，我们矿上已经没有普采队了，液压支架为矿工提供了安全的劳动空间，大功率的采煤机组也大大降低了矿工的劳动强度。

师傅三年前退休，身体仍很朗健，每天快下班的时候，从我四楼办公室的窗户望下去，都能看到师傅在马路对面托儿所的门口等着接他的小外孙，那天我碰见他们爷俩，小家伙骑在爷爷脖子上，正把自己的火车帽子戴在姥爷的光头上，乐得拍着胖乎乎的小手大声喊：

“坏蛋大官！”

师傅戴着那顶帽子确实有几分电影上日本军官的模样，他的眉头向上耸着，形成一个向上的三角，三角的顶端，是那两个黑黑的园点，脸笑成了一朵花。

隔辈亲啊！师傅架着他的幸福和快乐走了，随着接孩子的人们逐渐走散，从俱乐部音乐喷泉那里传来的歌声越来越清晰了：

“好人一生平安！”

这也是我对师傅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