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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茅盾,鲁迅的战友
来源:文艺报 | 陈漱渝  2021年06月18日07:09

早在青少年时代,茅盾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巨人。我在语文教材上熟读了他的《白杨礼赞》,知道他不仅作品文情并茂,而且还有一番颇为传奇的革命经历。后来在大学读中文系,老师讲左联时期的文学,除开鲁迅杂文之外,作为里程碑式的巨著就只有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国终于出现了巴尔扎克式的“历史的忠实记录员”,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这部作品诞生直到今天,虽不断有批评家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但也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在阅读《子夜》的同时,我又拜读了茅盾用漫谈形式撰写的一部文艺论著《夜读偶记》。一打开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这些概念纷纷扑入眼帘。虽说我至今仍未能领会全书的精神,却深切感受到作者学识的渊博和文学追求的执著。新时期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我第一个想起的典范就是茅盾。后来师兄张小鼎担任《茅盾全集》的责编,陆陆续续寄给我一些样书,我自己也陆陆续续在买,但至今也没买全。我参与编注过《鲁迅全集》,最全的只有18卷,而《茅盾全集》竟多达43卷。可见这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是一个望不到边的海。

1976年4月,我调到鲁迅研究室工作,关注重点聚焦到了茅盾跟鲁迅的关系。早在“文革”后期,茅盾就以“鲁迅战友”的身份应邀到鲁迅博物馆座谈,留下了一篇《我和鲁迅的接触》的文字记录。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则听到鲁迅晚年跟茅盾产生龃龉的传言,例证之一就是鲁迅去世之后,远在外地的郁达夫都前来奔丧,而作为“战友”的茅盾竟未露面。其实是茅盾在外地接到鲁迅去世的唁电时,因为痔疮发作,不能动弹,仍勉力撰写了一篇题为《写在悲痛中》的短文,刊登于同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7卷5号。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则受茅盾委托,成为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可见这些传言只可能伤害当事人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鲁迅临终前已公开声明:“例如我跟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或未冲突”,这正说明了鲁迅跟茅盾的一致性。

如果以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为标志,鲁迅作为文坛主将的英姿在中国现身只有短短的18年。而这18年当中,茅盾跟鲁迅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茅盾跟鲁迅的亲密接触,是鲁迅1927年到上海定居之后,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之初,鲁迅跟茅盾就成为了“文学知己”。1921年,茅盾跟郑振铎等十余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限于当时北洋政府“文官法”的规定,不能正式参加文学研究会。但鲁迅审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提供给文学研究会发表或出版。特别是配合文学研究会译介东欧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从中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声音。茅盾当时即对鲁迅的文学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鲁迅的译著是“不朽的译本”。更加独具慧眼的是,茅盾堪称最早给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特别是所收的《阿Q正传》)以高度赞誉的批评家。他不仅肯定鲁迅把破衣烂衫的泥腿子农民推到了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而且最早指出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文学周报》)茅盾在鲁迅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也由此确定。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鲁迅和茅盾是耀眼的双子星座。这一点连进行“文化围剿”的敌人也明明白白。在《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援引了以国民党特务系统为背景的《社会新闻》上的一则消息,题目就是《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仅根据1933年1月至1936年10月的《鲁迅日记》,鲁迅与茅盾各种交往的记载就多达170余次。他们一起为被迫害致死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遗族募捐,一起发表宣言欢迎参加远东国际会议的代表。为了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事先就请茅盾参与了商议。为了把中国左翼作家的创作实绩介绍到国外,鲁迅跟茅盾共同编选了一个选本,书名为《草鞋脚》,介绍了24位中国当代作家的25篇作品,其中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有茅盾的《春蚕》《秋收》《喜剧》。鲁迅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撰写了《序言》和自传。茅盾也亲笔撰写了《自传》《中国左翼文学期刊编目》;还共同撰写了该书所选作家作品简介。现在这批珍贵的手稿完整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社图书馆,成为了鲁迅跟茅盾友谊的物证。

鲁迅去世之后,茅盾为承传鲁迅文化遗产,弘扬鲁迅精神业绩做出了很多工作。鲁迅博物馆现存茅盾致许广平书信6封,内容包括: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鲁迅墓建碑植树,提供鲁迅书信手稿,保管并交涉鲁迅遗著版税,联系出版《鲁迅全集》……我曾多次瞻仰北京东城交道口18号的茅盾故居,茅盾书房书桌上陈放着茅盾临终前的文稿,内容就是回忆鲁迅……

茅盾大约是1975年从北京沙滩文化部的小院搬到交道口来的,我曾有幸在1977年春拜访过他,问了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茅盾不仅热情地一一作答,而且曾用飘逸典雅、自然洒脱的毛笔字复信。有的信已收入《茅盾全集》第九卷“书信集”。茅盾其时已81岁,我永远忘不了他穿着中式棉袄,边气喘边从后院卧室走到客厅的模样。告别时他又步履蹒跚地把我从客厅送到门口。此时我不禁想起了发生于1936年的一幕:那年10月2日,茅盾陪同美国记者格兰尼奇拜访鲁迅。归途上,格兰尼奇激动地对茅盾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我想把这句话增补为:“中国有鲁迅和茅盾,是我们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真是太宝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