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诗人
什么是诗人？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各自有着不同的界定。
在《诗人》这部电影里，表面上看，似乎是指将写诗看作一种晋升渠道的人。对于褐家山煤矿的工人来说，发表诗作不只令人羡慕，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城里的工人而言，这意味着不用再下矿，从工人变为干部；对农村来的临时工而言，则意味着可以转成正式职工，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城里。
写诗在某种程度上与高考一样，是“晋升”的阶梯之一。因此，电影尽管完全围绕着诗人的生活所展开，却从始至终未出现一首诗，反而是详尽叙述了写诗如何与转干、评奖、文联的密不可分。
一定意义上，朱亚文扮演的主人公李五就是这样的诗人。电影并不盲目认同他的追求，而是冷静地拉开了距离，观察其一次次陷入困顿的过程。这多少让人感到绝望：诗人既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他们对命运的拨弄有着更敏锐的感知，可是一关过去，还有一关，即使不向命运低头，难道能战胜时间吗？
也许可以。诗人讲过：下辈子，我只想等等自己的灵魂，用一生，去写一行好诗。
换言之，李五陷入的是诗人的困境，而非诗歌的困境。诗歌本身不受质疑，区别只在于：你是诗人，或不是诗人，或不再是诗人。具体而言，李五的悲剧，源于欲望先于灵魂，支配了他的人生。
电影开始，宋佳扮演的李五妻子陈蕙说：“不能转干就算了，我不在乎。”李五马上接过话说：“我在乎。”然而，正是不在乎世俗认可、只在乎丈夫的妻子，一步步促成了李五的成功。
电影里，凡是出场超过一分钟的女青年，似乎都要爱上李五。陈蕙的同事李莉诱惑李五，说是早想知道做“诗人的女人”是什么感觉。邮政所的小姑娘宋茜，听到李五的名字，眼里就会多出几分异样，不自觉地对李五身边的女性抱有敌意。换言之，李五的魅力，其实未必来自诗人的气质，而是来自诗人的身份。陈蕙则与众不同，她对丈夫的爱，摒除了私心杂念，是一种近乎母性的、保全的欲望。她两次讲道：“只要是你的，哪怕是你的影子和你的味儿，我都留着。”
或许也正因如此，陈蕙才能真的成为“诗人的女人”。电影的一个核心意象，是陈蕙总穿着的一条红色毛裤。这是一个直白的欲望符号，并且构成了叙事的核心动力。电影开场，李五向妻子求欢，拉着毛裤的线头，牵引她一跳一跳从厨房来到卧室，这是电影最性感的片段。陈蕙安抚丈夫说：“你要好好复习，等通过了考试，很快就能转干，到时候天天过节。”这种情绪的躁动，贯穿于电影的始终，在李五身上，既有着旺盛的生命欲望，也有着改变现状的渴求，这些都需要陈蕙来抚平。
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说，骄傲也许意味着一切。他看重的不只是妻子的忠贞——身心的奉献，还要求她不许成为他人欲望凝视的对象。德高望重（抑或道貌岸然？）的老诗人张目，既是李五效仿的对象，也是其嘲讽的对象，或者不妨可以看作一个曾经的李五。张目似乎要故意激怒李五，他隔着紧闭的办公室的门，向李五宣示自己对于红毛裤的欲望。这种欲望，既不是肉体上的接触，也不是精神上的交流，张目自己有着更准确的概括，那是对诗意的占有。李五勃然大怒，也因此与陈蕙分手。
因此，李五与陈蕙两个人，似乎是时代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分成了两半：一半是世俗的、外在的欲望，代表敏感；一半是稳定的、内敛的诗意，代表纯粹。无力弥合的则是一代人的诗意生活。其实很多时候，电影着意构筑起来的象征世界，未免显得刻意、苍白。然而，电影仍然有其别样的魅力，这份魅力或许在于以阴冷的色调、精确的场景、沉稳的节奏，唱出时代的挽歌。在这样的情绪里，细节的缺失是可以被部分掩盖的。
相比描绘一对夫妻的人生轨迹，电影的主题更在于表达：时间从来不为人类停留，就像电影反复表现的那样：火车进站，火车出站。在这样的摆荡中，一个时代落幕了。仔细想来，这部电影未必有多深刻，多丰富，只是在落幕的一刻，仍然有一种隐约的属于诗的情绪，在你的心里，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