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北星火
1928年东北易帜，北京改名北平，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了北平，遂有平西、平北、平绥路、平承路之称。
今天隶属北京市的延庆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平北抗日根据地中心，也同时被伪华北、伪蒙疆、伪满洲三个伪政权瓜分，形成“一区跨三国”的格局。
大庄科位于延庆与昌平两县交界，山清水秀，其地长城残存，与八达岭同属“内长城”。站在残损的长城上眺望，古老的墙体斑驳，气势连绵不绝，飞舞盘旋，砥砺坚定。
1940年春天，距离大庄科150余公里的平西百花山，正是山花盛开时，崎岖起伏的高山上，险峻陡立的岩石间，一簇簇姿态优美、颜色各异的小花锦绣成团，拥聚在碧草丛中，艳丽灿烂。
32岁的徐智甫沐浴在生机勃勃的春光中，他告别学习、工作近两年的平西根据地，踏上前往平北的征途。
徐智甫原名徐睿，字智甫，1908年5月26日，生于河北省蓟县周官屯村（今属天津市），祖辈是农民，但家境尚算殷实。徐智甫少年时读书优异，在通县师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徐智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少年徐智甫热血而激情，10月21日，他受学生救国会委托，起草“致张学良将军电”，五六个小时后，收到张学良复电，内称“尔等爱国热情，实堪钦佩”。但是随着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学生们的热情，在冰冷的局势面前，就此冻结在凛冽的秋风中。
伴随抗日烽火的逐渐蔓延，通县、香河和蓟县在内的冀东地区沦为日军控制的所谓“非武装区”。少年终于蜕变，1932年，徐智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守护他的信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1938年4月3日，徐智甫参与“冀东抗日大暴动”武装斗争，彼时他已患有严重肺结核，但在暴动的日子里，他冒雨工作，并带头捐出家中的五石七斗粮食支持暴动。
冀东抗日大暴动，史称“冀东抗日大起义”，是以冀东抗联为主发动的、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中坚力量的武装斗争，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但因连续遭到日伪军阻击而失利，决定撤到平西整训。
徐智甫当时担任抗联十六总队的副政治主任，西撤中多次遭袭，他不顾身患肠炎和肺结核的痛苦，坚持做好思想工作，终于带领部队到达平西。
1939年11月，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萧克在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即后来著名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任务。
1940年1月5日，昌延联合县政府成立，徐智甫就任中共平北工委委员兼昌延联合县委书记，对外称抗联主任，他整理行装，来到平北“后七村”。
平北地区多属山区，环境艰苦，局势险恶，自古即为战略要地，日伪在此部署大量军队固守据点，三个汉奸政权连为一体，在这儿建立抗日根据地，如同在日寇咽喉上插进一把钢刀！
“后七村”是大庄科地区中铁炉、沙塘沟、景而沟、霹破石、里长沟、董家沟、慈母川七个相邻的村庄，因位于明“十三陵”之后，遂称“后七村”，在《昌平州志》诸书中皆有记载，可见其得名之久。
徐智甫到达“后七村”后，发动县委及地方工作人员，以“后七村”为基地，建立区、村政权。干部分四个小组，发动群众，很快建立起中心区（后七村一带）、台自沟区、马场区、泰陵区和隐蔽区（延庆南山根据地及附近地区）5个行政区，直到后来下辖13个区。
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积极进行政权建设，三四个月时间内，徐智甫和县长胡瑛几乎走遍了昌延县的各个村庄，到1940年5月，发展党员200余人，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50余个村建立了村政权及抗日群众组织，昌延县很快成为平北地区第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我们今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经过学习后，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是什么？”
这个题出自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提到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法宝，在昌延地区有着完整的体现。
正是这三个法宝，巩固了昌延地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司令部决定逐步向平北地区增派兵力。
1940年5月27日，冀热察军区主力十团，在团长白乙化的率领下，从平西出发，昼夜兼程挺进平北，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第二天抵达昌延联合县中心区的沙塘沟。5月29日早晨，伪满洲军三十五团3000余敌人从四面包围沙塘沟。战斗在沙塘沟的东梁上打响，甫一接火，就打得非常激烈。
昌延根据地开辟初期，仅有二十几户人家、不足百口人的沙塘沟村就有13人参加了游击队或八路军，年龄最小的张成海只有14岁，其中有9人献出了生命。为确保党组织和八路军生活所需，沙塘沟村民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八路军。1940年10月，日伪军对沙塘沟进行“扫荡”时，村里三百多间房子全部被烧光，村民钻进山沟里搭窝棚居住，但抗日热情毫不动摇。
沙塘沟战斗，日伪军轮番发动冲锋7次，十团战士凭借有利地形，英勇作战，直到太阳落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次战斗，歼敌二百余人，是十团主力进入平北的第一仗。首战告捷，鼓舞了部队，也鼓舞了民心。
沙塘沟战斗的胜利，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大恐慌和不安，再不认为是“小股八路外线游击作战”，而是要在其后方建立根据地。日伪军集中5000兵力，从5月底开始，历时三个多月，对昌延中心区进行“拉网式”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他们寻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兽性大发，遇房放火，见人开枪，乡亲们流离失所，在深山野岭里辗转逃难。十团主力已转移到密云，昌延地区只剩少数部队与敌周旋。县区干部白天随部队活动，晚上还要出山筹粮筹款，常因弄不到粮食，不得不以野菜充饥。
长城以外，节气要比北京城里晚二十多天，这个时节，青黄不接，粮食奇缺，有时树叶子都吃不上，医药、蔬菜更缺。昌延联合县中心区的牲口都杀了充饥。鸡、狗、鸭、鹅，凡是会出气的动物都杀光了，连驮机枪的大骡子也被杀了，分给伤病员吃。
徐智甫患了疟疾，开始一周发作一次，后来越来越重，以至一天发作数次，但他仍想尽法子去筹粮。据后来昌延联合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毅回忆，当时他和徐智甫翻过延庆南山山梁去筹粮，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
这次筹粮，从马池口和马圈子一共筹到200斤小米，大家见这里环境好，房东可靠，建议徐智甫留下，养好身体再回去，他执意不肯。
1940年8月27日傍晚，县长胡瑛和通讯员程永忠到黄土梁村的王金喜家。王金喜的老伴给他们搅玉米疙瘩、拌黄瓜。饭后，天黑下来，胡瑛写了封信，叫王金喜送到徐智甫的驻地小金房子村，请徐智甫来商量工作。
徐智甫很快来到黄土梁，两人围绕组织抗日武装、集中兵力反扫荡、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谈得热烈。
早饭后，徐智甫、胡瑛、程永忠三人在屋里睡觉。王金喜在房前牵着拉碌碡的毛驴轧场。不大会儿，来了伪三十五团三营的日伪军，前往西二道河一带“扫荡”。
胡瑛这时出门去厕所，看敌人围上来，抬手打了两枪，转身往西北山垭方向跑去，跑至半山腰，腿被打断。日伪军冲上来，胡瑛举枪击毙了两个伪军。敌人见无法靠近，乱枪齐发，胡瑛霎时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
胡瑛的枪声暗示屋里的徐智甫和程永忠快跑，二人当即往西南方的河道跑去。徐智甫让程永忠去掩护胡瑛突围，结果程永忠也被敌人乱枪射中，倒在胡瑛牺牲地不远处。
徐智甫利用河道的大石头作掩护，向东南方向边打边撤，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智甫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然举枪自殉，壮烈牺牲！
敌人从胡瑛口袋里搜出昌延联合县政府的印章和文件，认定是县长，顿时大喜过望，为了请功，残忍地将胡瑛和徐智甫的头颅割下，送回伪三十五团营部，挂在城门上示众，并将消息上报。
伪满洲国获知消息，大肆宣传，并在9月20日的伪《盛京时报》第二版上进行报道，题目即为“国军剿灭胡瑛共产匪，治安部赏与千金”，文中说：“共产匪首胡瑛……仍不时出没于国境线，满军××部队探知此项消息后，乃于八月二十八日讨伐之，由三方面攻击予以溃灭大打击，胡瑛及其他匪当场击毙。治安部大臣对此赫赫之战果大为嘉赏，乃授予赏金一千元，以资鼓励云。”
这则敌方的报道，淹没在历史中，直到1983年11月19日，延庆党史工作者张进军前往辽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才寻到这则消息。
历史资料中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昌延二区的五中队，奉命往南山活动，在延永公路上截了一部汽车，车内有伪满洲军三十五团团长阎冲的儿子，准备去北平读书。指导员根据政策，把阎冲的儿子交到地委。地委将孩子送还，并以八路军的名义写信给阎冲，说明事情经过和八路军的政策。然而，此事处理发生在第二天，阎冲头天还没有接到八路军的信，出于报复心理，命令一个营突然进攻。
此事若属实，那么徐智甫和胡瑛的牺牲，竟来自一场突发事件。
牺牲，没有震慑住平北军民！
徐智甫、胡瑛牺牲后，为恢复昌延根据地的工作，中共平北地委立即决定史克宁代理县委书记，1940年9月16日，郝霖调任昌延县长。9月下旬，组成新县委班子，史克宁任县委书记。县委为徐智甫和胡瑛开了追悼会，并宣誓：“坚决继承烈士遗志，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形势纵然残酷，根据地的发展却没有停止，徐智甫和胡瑛牺牲后，到1941年，平北军民进行了大小战斗共414次，攻克大小敌伪据点13处，毙、伤、俘日伪军25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平北地区扎下了根！
徐智甫举枪自戕的一刻，是来自于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来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来自不变的革命信仰。
十数年间，我走过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大大小小的遗址，搜集了大量口述实录和图片资料……不知多少个夜里，我彻夜难安，我想把这些青年的理想和牺牲，告诉更多的人，我想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尊严。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国家的尊严，不容践踏！
徐智甫最后一次离家时，对家人们说，不用争置房产，将来的中国会是个强国，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牲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徐智甫的信念依然坚定如磐。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视死如归？归根到底在于对理想的执著，对信仰不变的坚定。
(本文为：北京文联特约建党百年原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