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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新《锦西卫》:辽西土地上的一段史诗呈现
来源:“全国文学馆联盟”微信公众号 | 庞滟  2021年06月09日08:18

庞滟:您的长篇小说《锦西卫》曾于2019年被列入省作协“金芦苇”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后,刊于《当代》2019年第5期,被《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转载刊发,又于2020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入选辽宁文学馆2021年度“春天好书”评选活动,本部小说告诉我们锦州在抗战早期到底经历了什么,东北民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义勇军是怎样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家卫国的。您多年来沉浸在故乡经历者与各种传说中,书写出了那个时代、那代人真切的苦难与抗争。您这部小说的灵感缘起于何时何事?《锦西卫》这个书名有哪些含义?

周建新:说起这部小说创作的感受,来源于22年前,那时我获得个到镇里当员外郎的机会,挂职副镇长体验生活。那个镇叫钢屯,也就是小说中的冮家屯,88年前,是锦西县城所在地,他们打跑了入侵的日军,也把县城赶到了如今的葫芦岛。有人劝我,那个地方民风剽悍,古贺大佐都被打死了,你个文弱书生,还不得被人挤扁。我不怕民风剽悍,我不是侵略者,没有抢占人家的家园,固执地要求,一定去,探寻一下,古贺究竟咋被打死的,我要个民间说法。刚到镇里,我还被当成客人,东走西逛、随梆唱曲而已。顶多被人白几眼,说句吃闲饭的。几个月后,一把手才派给我正经活儿,一是对历史负责,写镇志,二是对未来负责,收集经济信息。第二个差事,与本文无关,省略不说,写镇志是个好差事,给我创造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了解古贺到底是怎么死的。 机会难得,老天给了我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我不遗余力地走访每一位参加过那场县城保卫战的老人,从不同侧面了解那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与老人们一起找到战斗发生地,复原当时的情景。一年下来,厚厚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历史上本没有锦西卫,“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锦西卫》借“卫”这个地名建制,重现了80年前锦西那个地方那一批热血抗日的卫国儿女,复活了铜匠、土匪、县长、神枪手、乡绅、间谍、日军等各色人物。

庞滟:通过您精彩的讲述,我深切了解到作家笔下的世界来源于人民、根植于生活,文学艺术性高于生活。您这部小说语言生动、人物命运精彩,用心灵与现实的撕裂、场面的时代和地域色彩,烘托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慷慨赴国难的血色人生,有着史诗一般的歌哭。您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有哪些感受,哪些小说中人物让您深有感触?

周建新:以前对“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认识,只是书本中的一个概念,没有真正遍地流淌鲜血的感觉,可在钢屯,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血是怎样染红这片土地的。从老人们泣不成声的讲述中,从现场身临其境的考察中,我几乎能找到镇里的哪一寸土地流的是谁家的血。历时两年半时断时续的采访,我始终有个疑问没有解开: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本能,为什么1932年初那场抗日风暴,没人畏惧死亡?有老人们回答,刀都架在脖子上了,怕也没用,反正是鱼死网破。也有老人说,人多势众,一万多人打一百多个小鬼子,互相能给壮胆。当然也有唱反调的老人,那是看中了日本人的枪,豁出掉脑袋也要抢。不管怎么说,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几乎被抗日民众全歼,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

虽说掌握了充足的素材,但形成作品,还有很遥远的路。这个题材在我胸中憋了近二十年,那些我采访过的老人们都驾鹤西去了,再不写出来,不仅对不起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滋润我两年多热血浇灌过的这片土地了。我知道,没有动手创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的眼光总是局限于钢屯,没有把宏观背景透视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和整个大的历史框架中,另一方面还没有解决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恐怕鲜活的人物胎死腹中。直至我调入辽宁省作协,家住在北大营以北,上班天天路过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我才找到感觉,作品的起点应该在“九一八”事变。

事实上,我对八年抗战的提法一直耿耿于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是《义勇军进行曲》,田汉的歌词都脱胎于“义勇军军歌”,而1931年辽沈大地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居然不能列入抗日战争的时间段,更没人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纳入正史。我只想通过作品的方式,通过义勇军收复的一个县城的事实,证明抗战十四年。

在这些口述历史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渐渐地鲜活了,走出了《锦西县志》一成不变的概念,在我心中丰富起来。很难想象,刘存起、张恩远、李树祯、刘天柱这些锦西县的绿林人物,本该是一个豪强集团,在国难面前全变了,为保卫家园,抛头颅、洒热血,真的是不惧生死,“一腔热血给爹给妈给国给家”。黄显声、苑凤台(真实的历史是失踪而不是被害身亡,所以作品中也给改了姓)、熊飞等并没有完全执行“不抵抗”的命令,有效地组织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还有本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县长张国栋、土豪曹荣轩,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人物,有人称张县长是锦西千载难逢的好县长,没有那场战争他能把钢屯变成大城市,有人称曹大老爷是扶贫济困的好人,正是争议,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丰富性,也感受到了他们在国难面前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无奈与妥协,日本的入侵不仅中断了锦西近代化的进程,还摧毁了这座县城,也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命运。正是因为争议,我才在作品中给他们改了姓。当然也有张学思、杜清和等铁杆汉奸,把自己的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民族命运之上。各色人等,在历史剧变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也给创作带来了还原那段多元复杂历史时期的机会。

庞滟:有评论文章说“《锦西卫》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辽西大地上富有传奇性的民间生活,匪帮东北文化精神在小说中的故事传承,体现出辽西地域人与地关系密切的亲缘关系的一种传承。”在这部小说的宏大叙事中,具有绵长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历史价值,这部小说是非虚构写作吗?

周建新:严格意义上讲,这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是遵循史实的半虚构作品,不仅是事件是真实的,大多数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创作的过程十分艰难,一方面要把口述历史和史料十分贴近地吻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要全景式地还原那段时期锦西县城的社会风貌,对于我这个非亲历者,确实是个难题。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一直苦读很多关于那段历史的书籍,甚至反复阅读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仓促写就《菊与刀》,试图从文化的层面上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越来越多的阅读,让我越来越珍惜我家乡的那段历史。尽管历史不可假设,可历史的过程不能不剖析,毕竟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很长时间,我们并不知道,锦西民众击毙古贺大佐,成为震惊日本朝野的大事件,古贺的灵位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被供奉到“靖国神社”的日本军官。

事实上,日本在乎的不是古贺,战争就要死人,而在乎的是锦西这块土地。锦西地处辽西走廊的中部,正是咽喉之地,历来兵家必争,许多大的历史变迁都与这狭长的沿海走廊有关。锦西之战,不仅收复了县城,还收复了全境,切断了日军通往关内的路径,等于关闭了日军通过东北入侵华北的大门。与此同时,义勇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之战,已经攻占了日本关东军的沈阳总部。倘若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趁机反攻,“还我河山”还不是指日可待?然而,东北军依然按兵不动,一切都没有发生,孤立无援的义勇军只能用热血铺就自己家乡的大地。大地无语,默默地收藏他的儿女。

庞滟:这部小说有着历史记忆的符号、人物本真的精神感召力与生命的鼓舞、文学价值和精神内涵,让故事更耐读和感人。小说通过塑造一个并不典型的英雄人物张天一,描述一段辽西大地上颇富传奇性的历史,体现出东北人民在面对国难时期的艰难形势,顽强不屈的生命力。本书在影视改编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想法吗?

周建新:历时三年的创作,我基本上是蘸血为墨,写得自己心疼,但比起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们,这已经不算什么了。英灵们能够借我的手表达,已经是我的幸运。我希望这部小说在影视改编时,我来做编剧,力图保全作品的原汁原味。

庞滟:您著有《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等10余部长篇小说,大都注入了浓郁的辽西地域色彩。辽西走廊作为您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您还有哪些创作计划吗?

周建新:我觉得,人活过一生,总要对得起生他养他的土地,对得起生活或者曾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也是与过去和未来的心灵沟通。关于辽西地域的作品还有很多素材要去写,我计划把《锦西卫》这类历史小说写出三部曲。

作家简介

周建新,辽宁作协副主席,著有《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等10余部长篇小说,《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中短篇小说集。曾在《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多次入选中国年度小说选本,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