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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乃浙人,其胸怀甚不可信”
来源:《读书》 | 林鹄  2021年06月08日06:46

浙江海宁查家,是清代以来蜚声海内的书香世家。对今天的人来说,查家最著名的人物应当是金庸(查良镛)。不过,历史上查家最辉煌的时候,还得数康熙末雍正初。其时查家三兄弟,老大查慎行(原名嗣琏)、老二嗣瑮、老三嗣庭,再加上慎行子克建,一门四进士,三兄弟且相继入翰林。老大慎行久享文名,是清初的大诗人,得康熙帝赏识,入直南书房。而老三嗣庭,雍正即位后先后出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家可谓盛极一时。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九月二十六日,一声晴天霹雳,查家燃起熊熊“大火”,几乎遭遇灭门之灾。起因就是著名的査嗣庭案。

野史这样记载:査嗣庭出任某省乡试的主考官时,出了这么一道《诗经》考题——“维民所止”,出自《玄鸟》。有心人发现,“维”和“止”凑到一起,正好是“雍正”二字各自去掉顶部的笔画。于是龙颜大怒,酿成了一场血案。

野史当然不可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査嗣庭的《诗经》题确实出了问题,也确实跟“止”有关。

要说明査嗣庭犯的错,得先回到年羹尧。这位一度红得发紫的第一宠臣,在前一年垮台了。跟他一起倒霉的,有位浙江籍的无行文人,叫汪景祺。此人在年公权势滔天时,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肉麻的信。信中说,唐宋所谓名将如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等人,跟您比起来,简直就是萤火虫和太阳、一勺水和汪洋大海的区别。“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这样气势恢宏的马屁,年羹尧当然很受用,很快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做了清客相公,可以时时“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人生无比充实。

如此天大的好处,不付出点代价能行吗?年羹尧被逼自尽,汪景祺则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斩首示众,头颅在那儿一挂就是十年——很难想象,在人来人往的闹市,猛然瞥见这颗恐怕早已成了骷髅的头颅,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直到乾隆即位,才有官员敢反映,这实在有碍观瞻,于是新皇开恩,把汪景祺的头摘下来埋了。查嗣庭原本跟汪景祺毫无瓜葛,除了都是浙江人。但在上文提到的那一天,雍正突然召集内阁大学士、九卿等朝廷重臣,当众宣布査嗣庭的弥天大罪。他首先提到了汪景祺的一篇文章《历代年号论》。在文章中,汪氏用拆字法,说“正”就是“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带“正”字的年号都不太平。对此,皇上自然咬牙切齿。但这跟査嗣庭有什么关系呀?

雍正发现,査嗣庭所出的江西乡试题中,《周易》的第二道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的第四题是“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周易》的第三题则是“其旨远,其词文”。皇上断定,这是在提醒大家注意“正”和“止”字,“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汪景祺的同党。

当然,雍正很清楚,如此深文周纳,难以服人。他找出了更多证据。乡试除了考四书五经外,还要考策问,即应用题。査嗣庭出的策问题中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一句,皇上这样解读:“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此外还有一句“勤始怠终,勉强自然”,大概是批评办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但雍正以为,这也是在诽谤朝廷:“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为此论以蛊惑人心耳。”

谈完了试题,雍正又接着批判査嗣庭做官的表现。他说,查氏在宫里进进出出也有三年了,亲眼见到“朕励精图治”,求言若渴,如此诚心诚意地鼓励臣下多多进谏,指出朕的不足。可他呢?从来就没有直言不讳地指出朕的缺点,或者就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提过建议。唯一一次,是上书对浙江沿海堤坝的修筑发表意见,事关他老家海宁,本以为他会有什么切实的真知灼见,结果朕找来当年在浙江巡抚任内以修海塘著称的朱轼,人家一看,说查某提的全不靠谱。这说明什么?査嗣庭对“国家政事漠不关心”,纯粹是敷衍了事!

这时,雍正才亮出了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定其居心不良,一定会在私下里将对朝廷的不满和诽谤,形诸笔墨,所以派人对其住所和赴江西出差的行李彻底搜查。果不其然,找到了两本日记。

日记中暴露的问题,可分三类。首先是大逆不道,不服本朝。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前面记载了“圣祖皇帝升遐大事”,几行之后,居然又记自己得病,“痔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荒唐,大不敬至于如此!”还有,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开始,每逢初一、十五,或群臣入宫朝贺的重大节日,或皇上亲自祭祀的日子,日记中一定会写上“大风”,不然就是“狂风大作”,偶尔赶上下雨就写“遇大雨盆倾”,否则就是“大冰雹”。承德有次偶然发水灾,日记中居然说“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日记中有一处,被涂掉了,仔细辨认还能看出来,“乃痛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

其次,是批评康熙的一些举措。其中又可分作两类。一类针对的是制度性的行政措施,认为存在弊端。另一类是为康熙年间被处决的一些人鸣冤叫屈,比如揭开了绵延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的惨烈序幕的戴名世。这些都被雍正钦定为“大肆讪谤”。

其三,日记中“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具体情况,相关档案提到了査嗣庭的儿子查克上寄给父亲的一封信,其中说“王友揭事,邑令极力为情,应作一札致谢,庶见感激之意。近来小人道长,往往有意外横逆,不得不周全当事”。据此可大致复原情节如下:王友揭是个好人,意外遭到小人诬陷,为此查家出面,找了海宁知县,而知县非常帮忙,洗脱了王氏的冤情。查克上希望父亲能给知县亲自写封信,表示感谢。他担心父亲不愿写,专门提醒父亲,如今的世道,小人得势,谁也难保没有飞来横祸,跟地方官搞好关系是不得不做的。

但雍正认定,查家是在帮王友揭逃脱法律的制裁,要求浙江巡抚李卫“秉公复审”。可惜的是,李卫并没能查出什么猫腻来。在最后给査嗣庭定罪的冗长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种种“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的罪行后,所谓“夤缘贪黩、私通关节”仅一笔带过,“轻罪不议”。

介绍完了査嗣庭的罪行,雍正剑锋一转,直指普天下的汉人官僚:“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本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厚泽深仁,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置腹推心,满洲、汉军、汉人,从无异视。……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接着又回到査嗣庭的话题上,借此进一步敲打汉官:“伊若不愿为本朝之民,即应遁迹深山,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禄,且位列卿贰,而狂悖如此,是得谓之有人心者乎?”

最后定性:“查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人,或属一党。”

于是,浙江人遭殃了。先是十月初六,专门任命了一个特派员,去浙江整顿风俗。又过了一个半月,宣布停止浙江的乡试,已经中举的浙江举人禁止参加会试。当然,三年后的雍正七年,又恩准浙江恢复乡试,举人也重新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有趣的是,雍正八年的会试与殿试,会元和三鼎甲竟全让复出的浙江人包办了。

十月十六日,雍正又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汪景祺、査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本朝养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谓重矣,而汉人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

接着又连篇累牍,详细比较汪景祺和査嗣庭对康熙朝的批评,认定两人“相为表里”,“诬罔一辙”。他首先宣称,“我圣祖皇帝御极六十余年,凡一言一动必审求至当,然后出诸号令”,定下基调,父皇不可能出错,然后对批评一一加以驳斥。

表面上,雍正对其父极为推崇。可事实上,世宗对父皇极不以为然。就在同一个月,还有这样一份上谕:“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皇考以八龄即登大位,于人情之诈伪,何由而知?……只此一节,朕由阅历而得之,而其他宣猷敷政,则不及皇考之万一,惟有事事黾勉,效法而行。”

作为一个皇帝,不能“洞悉下情”,不明白人情诈伪,就好比一个CEO,各方面都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对人没有判断能力,总被下属蒙蔽,这是什么样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并非仅仅针对康熙晚年,而是说父皇从八岁登基以来,一直如此!

那为何査嗣庭等人批评康熙,就成了诬蔑呢?

答案很简单。对于汉人,雍正始终心存芥蒂,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大清统治,即便没有“遁迹深山”,出来做了官,内心深处依然不服。在这点上,他倒是与父皇达成了共识。所以,雍正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好好收拾、敲打汉官,使其彻底驯服。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那只倒霉的鸡。

十月十六日训话的最后,雍正谆谆告诫:“朕每事效法圣祖皇帝,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汉官内有能直陈其非者,朕便为改定,即圣祖在天之灵,想亦为欣悦耳。但毋面是背非,如查嗣庭之肆行讥谤也。”

表演了一番虚怀若谷,先把理占全了,接着杀气腾腾地说:“古人有杀身以成名者,尔等即有犯忌讳,如汪景祺所云‘以身试之,丧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矣’,又何惮而不言,令此叛逆贼臣所讥诮耶?……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从重治罪,勿谓朕言之不诚也。”

到了十二月,雍正再度专门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大肆鞭挞:“尔等汉人于同年师生之谊,党比成风,平日则交相固结,有事则互相袒护,夤缘请托,背公徇私。……此等恶习,实堪愧叹!”

科举考试,催生了两种特殊关系。一是所谓同年,即同一年考中者。二是考官与录取者,也以师生相称。同年、师生,往往相互支持,这是影响一个人仕途非常重要的两种人际资源。

雍正批评汉官没有操守,普遍凭借同年、师生关系结党营私。为此他点了几位大臣的名。第一个是江苏人赵申乔。赵氏于康熙九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年以都察院一把手左都御史的身份,揭发戴名世《南山集》大逆不道,康熙五十九年卒于户部尚书任上。三年后,刚即位不久的雍正宣布对其嘉奖,加赠太子太保荣衔。现在又过了三年,曾得当今圣上表彰的亡魂,命运突变。

赵申乔出任过一次乡试正考官、一次会试副考官和一次会试正考官,因此有相当一批门生。雍正说,赵氏一向名声很好,可他居然在临终时嘱咐儿孙,有两位门生某与某,从没来拜见过老师,如果死后来吊唁,不许他们进家门。他的儿孙谨遵遗训,不让二人登门,大大地羞辱了他们一番。赵申乔这样清廉正直的人,“尚不能免此陋习,则其他可知矣”。

赵申乔次子赵凤诏,因贪赃于康熙五十七年被正法,其时赵氏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雍正评论说,赵申乔私而忘公,要求门生巴结自己,儿子被押赴刑场,“未必非其间私之报应也”!

第二个被点名的是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刚满一年的理学名臣、江西人李绂。他有个同年徐用锡,为人端方正直,康熙末年参与会试阅卷时,因拒绝请托说情得罪了人,被诬告免了职。赴广西之前,李绂曾举荐徐氏,希望能带他去广西任职,给当地的读书人做个表率。而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年羹尧,则上奏称徐氏“人品不端,若用此小人,则君子必受其害”。于是李绂又奏称徐用锡是君子,年氏才是小人。雍正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偏向年羹尧,专门向九卿征求意见,让大家评判,结果一致认为徐用锡确实是“俭邪小人,不可录用”。尽管如此,李绂仍固执己见,坚持说年羹尧是小人,质疑九卿公论。

最后皇上点到了査嗣庭的海宁同乡陈世倌、陈世倕这对堂兄弟。两人不知何故,关系闹得很僵,互相攻击对方为小人。

雍正所谓“党比成风”的科甲“恶习”,不过如此。姑且不论赵申乔与门生的恩怨,是否只是由于门生不曾拜见老师,即便属实,赵氏也无非是在礼貌问题上过于苛刻而已。至于李绂之执拗,凭什么断定他是出于维护同年之私心,而非坚信徐氏之人品?而陈氏兄弟的不良品行,与结党营私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仅仅因为“同系科甲出身”,也被拉进来充数。诡异的是,连一年前刚被历数九十二款大罪的年羹尧都请出来助阵,目的是扳倒因舔年氏屁股掉了自己脑袋的汪景祺的“同党”査嗣庭,实在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皇上在收集罪证方面之困窘,可想而知。

但对雍正来说,只要科甲人士道德上有污点,或者有疑点,就够了:“可见尔等汉人各挟偏私,党同伐异,颠倒是非,互相争执,竞置公道于不问,皆由同年师生之见胶结于中,以致若此也。”

由此,进一步批评科甲风气:“尔等由科甲出身者,动辄轻视别途之人。……不但诋排捐纳之人以为异途,即特举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讥诮其不文……甚且进士则轻举人,举人则轻生监。”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往往看不起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人,这种风气确实不好。

雍正还打了个比方:“即如江浙之人诋山(西)陕(西)人为愚蠢,岂知山陕之人更诋江浙为柔靡,如妇人女子也。……山陕之人当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当推重山陕之武,如此则文武并济,各效所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岂不美哉?”

清代不信任汉官,前中期军事领域基本由旗人掌控,将汉官排除在外。汉人视旗人为愚蠢,不好启齿,换了个说法。前面所谓科举看不起异途,进士、举人、秀才层层相轻,都只是铺垫,说到底,是告诫汉官,不能歧视满人。

最后,皇上警告说,为了国家,为了“风俗人心”,绝不会容忍科甲人士继续“党比成风”的“恶习”,若不改过,“必至尽斥弃科目而后已”,威胁要将科甲人士全部清除出官僚队伍。即便为此背上“不重科目”之恶名,朕也不顾惜了。“若畏浮言之讥讪而不能果断者,此庸主之所为也。”

当天的训话,还发生了一件颇堪玩味的小事:“今日朕面加训诲,谆切周详。尔等诸臣共相敬听,惟姚三辰之词色神气,不以朕言为然。伊乃浙人,必系查嗣庭、汪景祺之同类,其胸怀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风俗颓坏不堪,力加整顿,务便痛改恶习。浙省之人自应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术不端,全无儆惧之意。着令其同谢济世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流放新疆)……朕观人颇能洞悉隐微,姚三辰居心行事,众人内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鉴也。”

姚三辰是杭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这年秋天,曾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至于当时他到底什么表情,让雍正断定是对他的“训诲”不以为然,已不得而知。

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浙江巡抚李卫派人给皇上送去了一封奏折,报告正月十四日傍晚,汪景祺(杭州人)曾旅居的嘉兴府平湖县城内,突然谣传官兵要来屠城,老百姓惊慌失措,有人连夜拖家带口跑出城了。奏折上“讹传屠城”旁边,有十个字的朱批:“突如其来,殊属可笑之极!”

接下来李卫开始邀功,说臣接到平湖知县的紧急通报后,连夜派人张贴告示,宣传皇上仁慈爱民的德政,“并指明汪景祺大逆不道,尚蒙皇恩,止于一身伏诛,亲子兄弟得免骈斩,族党亲友不诛一人,岂有侨寓之乡独行加罪之事?”在宣布停止浙江乡会试一事的上谕中,雍正说过这样的话:“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赈恤。”李卫向皇上报告说,在告示中,这话也引用了。

朱批:“犹须此一告示方始醒悟耶?洵可谓蚩蚩愚氓矣!”

汪景祺雍正三年即伏诛,平湖晚至雍正五年正月才爆发这样的恐慌,无疑是由査嗣庭案触发的。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内阁汉大学士田从典领衔的百官公审结果出炉了:査嗣庭本应凌迟处死,因该犯已毙命狱中,只能“戮尸枭示”;査嗣庭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伯叔父和侄儿,凡仍健在且年十六以上,即便患重病或者是残疾,一律斩立决;年十五以下,及査嗣庭的母亲、还没订婚的女儿、妻妾、姊妹和儿子的妻妾,一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五月初七,皇上最终批示:查嗣庭戮尸枭示;其子查沄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后来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给守边的八旗士兵充当奴仆);大哥“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恶为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二哥查嗣瑮(时年七十有六)、侄子查基“俱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拟给功臣家为奴之各犯,亦着流三千里”。

查嗣庭案和曾静、吕留良案,让人得以窥见雍正内心阴暗的一角隐藏的对江浙士子的憎恶与猜忌。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对文弱的江南书生耿耿于怀。

明清两代,江浙一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东南士大夫代表了华夏正统。明末的江南士绅,早已对大明彻底绝望,当八旗铁骑兵不血刃进入南京,江浙两地的士大夫原本准备平静地迎接改朝换代。但得意忘形的多尔衮悍然发布的薙发令,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屠刀面前,江南士子决定抵抗。这些视死如归的白面书生爆发出的勇气与决绝,让清廷胆战心惊。

由于清末革命者的宣传,今人往往瞩目于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发生于江苏的惨烈事件,而浙江的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被淡忘了。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士大夫领导下抗清的旷日持久,其悲壮和付出的沉重代价,乃至失败后坚持明遗民身份、拒绝与新朝合作的风气,都要远胜江苏。

对于一贯极度重视历史的大清皇帝而言,这当然不会轻易忘记。就这样,查嗣庭和吕留良,出生于两个朝代的两代浙江人,奇迹般地遭遇了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