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杜近都博士对话杜文娟—— 非虚构能否接近历史
来源:安康日报 | 杜近都  2021年06月04日11:27

杜近都:你第一次对文学艺术产生清晰的认知是什么时候呢?

杜文娟:我觉得应该是近几年吧。从文学爱好者到专业创作,认知的过程有些漫长。一方面与阅读有关,另一方面与生活阅历、年龄增长密不可分。

最初的阅读和创作,是为了成名,成为名人是我长久的梦想。每发表一篇文章,哪怕是地市级的报纸副刊短稿子,也希望周围人知道。由于长期在秦巴山间一个企业工作,闭塞的环境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远方,极大地诱惑着我,旅行增长了见识。逐渐意识到一个人是否成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如果一直挣扎在底层,锐气和聪明很快会被磨损。

2010年有幸到鲁迅文学院读书,这次学习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山外青山楼外楼,文学原来如此广博丰饶。文坛同官场商场一样,是个巨大的名利场,有时候会让人感到茫然和无助。受邀写过两部商业作品。好心的文友和老师严肃地批评过我,一位多年不见的鲁院同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一看就是一张没有读过书的脸,欲望全都写在脸上。

这句话对我撞击很大。阅读是创作最重要的途径,古典名著要读,借鉴国内外同时代一线作家作品,也很有必要。西北作家和西北民众一样,吸收外来文化和观念迟缓,被广泛认为迟钝和晚熟,一旦思维定型,很难改变。江南沿海的文青们,三四十岁就名满天下,有的还获了大奖,有飞鸟型作家之称。西北作家四十岁以前很少写出大部头,一旦写出来,也是敦实厚重的,磐石般坚不可摧,被高高置于文学圣殿之上,为人颂扬,惠及大众,慰藉万人。

杜近都:你的新作《岩兰花开》在题材、结构等方面,与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创作有相似之处。你是否对她有所借鉴?

杜文娟:坦率地说,是借鉴了。这几年有意读过一些非虚构作品,包括《哈佛非虚构写作课》,从如何采访到故事构架,略有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多家杂志开辟了“非虚构”栏目,有的省份还成立了报告文学学会,非虚构写作受到空前推崇。在欧美文坛,非虚构和虚构写作同样受到尊重。随着小说于我国近代以来逐步取得文学价值方面的提升,现当代的中国作家几乎人人怀有长篇小说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价值观,创作生涯中如果没有长篇小说的出版,便觉低人一等。我当然也不例外,创作出好的长篇小说是我的终极目标,当然也不排斥创作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对这部作品,成品与理想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再增加三五万字就好了。出版以前,就意识到素材不丰厚,裁剪修改以后,更加单薄,开本比较大,又是简装,页码234页,看到样书第一眼,酸楚得泪流不止。版权页上的字数还搞错了,所以这部作品还没有在网上销售,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2万字,一个是15万字。令人不堪的另一件事是,我从出版社购买了150本书,书款从稿费中扣除,货单上赫然标有几个字:低稿费图书。

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多么不受待见的图书啊。如同一个孩子,刚褪去胞衣,裹上小被单,胸前就挂上“便宜”的牌子。幸存者、非主旋律、低印量,决定了作品的命运,进不了排行榜,与奖项无关。在每年数万部出版物市场,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自生自灭,小众读物。幸好,这是我起心动念,决定创作之前,就清楚的结果。

2018年5月至6月,第四次入川采访,随身带着《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家里还放有一本。10月到12月,在广西北海完成初稿的时候,写累了就靠在沙发上翻阅《锌皮娃娃兵》。《岩兰花开》结构上受她影响,并不奇怪。

阿列克谢耶维奇涉猎的题材都是重大历史事件,多为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她直面苦难的勇气令我敬佩,从题材选取上,有野心更有担当。汶川大地震属于天灾,几分钟改变万千生命,颠覆众多观念,主人公也是无辜者。每一场大灾过后,灾难创伤后应激障碍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作为当年的志愿者,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周年的亲历者,完成这部作品,应在情理之中,题材上并无刻意效仿之嫌。

杜近都:《岩兰花开》一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调书写”特征,你可以从创作的角度谈谈如何完成这种“复调书写”吗?部分篇章由受访者个人表达和你的转述组成,你认为这种形式或体例能否接近历史?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确运用了多声部书写,也就是你理解的“复调书写”。这是我有意为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第一章《感谢双拐》的主人公小宋,因为失聪,长期无人交流,没办法正常聊天。写她的时候,辗转反侧不知从何下手,完全由我来讲述,不能完全表达她的心声。讲述主角交给她吧,不现实,也失去了真实性,就是你说的不能“接近历史”。琢磨了大概两天,才采用了文本中呈现的样态。《画眉雨》也是一个例证,主人公是失独的中年夫妇,又都重度伤残,陈设、气息、神情、静寂、无望,单靠采访者和受访者讲述,无法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主人公痛到骨髓、每个毛孔都分泌的哀伤,和绵绵的生不如死。

这部作品尽管是非虚构作品,却采用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手法,这是一种尝试,也是多年写作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否接近真实的历史,似无需赘述。史学家聚焦于灾难的史实,是一种宏观叙事,文学家关注于受难者的心灵,微观的细节更能激发创作者的表达欲望。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人民的经历就是时代的经历。一部灾难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真实再现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却不以灾情纪实为第一要务。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岩兰花开》熨帖幸存者的内心世界,毕竟我与震区相隔千里,十年间只四次入川采访,对当地民风民俗,重建政策知之甚少,尤其对羌藏文化了解不够。世上最沉重的是人的心,积蓄那么幽深的苦难,不可能对一个只接触几个小时的外乡人,敞开心扉,滔滔不绝。

盖伊·特立斯大约用了九年时间,走进花花公子宅邸、最高法院、按摩院等地,身体力行成为特殊俱乐部一员,创作完成的《邻人之妻》,被非虚构界尊为丰碑。杜鲁门·卡波特为采访一桩灭门凶杀案,花费了六年时间,狱内狱外四处奔波,罪犯一度将希望寄托于他,非虚构小说《冷血》毫不逊色于经典长篇小说。

这便是非虚构的魅力,也是非虚构作家的荣耀。对此,我望其项背,深感不足。

杜近都:你认为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通过问题进行引导是否必要?受访者的口语表达与《岩兰花开》所呈现的文本语言之间是否有差异?纪实文学一般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可这部作品中不时仍会出现你的声音和形象,这是为什么呢?

杜文娟:第一个问题嘛,那是必须的。呈现在文本中的文字与最初的口语表达肯定有差异,这是作家的基本功。文学作品与流水账的最大区别是,凝练、优美、有指向。语言是作品的外衣,是华美还是粗糙,一目了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大多简洁肃然,光鲜亮丽。成书之前的一地鸡毛,堪比国际大卖场。我在《学者己见》《碰不得的北川人》等章节中,素材摄取跨越十年,以前经历的,目前见到的,电话采访的,微信往来的,政策法规,文件汇编,学术专业,次生灾害,听来的,转述的……光打印稿就是一摞,洋洋洒洒数万言,从中挑选可用之材,加工结晶成几千字,有的观点和个案,还被编辑大刀阔斧删减。

纪实文学一般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作者主宰作品,文中无不渗透执笔者的思想。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柴静的《看见》等等,处处游弋着作者的影子,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志愿者角度分析,我是地震参与者,也是地震伤员,曾经被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120救护车救助过,回到陕西以后做了甲状腺手术。地震过去十二年,尽管不常在川,似乎也没缺席过,一直“在场”,忽然在作品中“缺席”,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艺术逻辑。

杜近都:《岩兰花开》由一篇篇纪实文学作品组成,那么你在篇章顺序的安排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这部作品体现了你对自然灾害及亲历者的人文关怀,那么你是否认同“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呢?

杜文娟:全文25个章节,加上后记,共26篇章。分五个小辑,分别是:长大了的伤残孩子、失独父母、重度伤残人员、地震孤儿震后宝宝、灾难反思等。原本的小辑是断开的,中间有空格,出版社归纳到一起了。每个作家对自己的文字都高度负责,尤其是长篇作品,在素材积累时期,就反复推敲内容和框架,也就是谋篇布局,有的还会请教高人,多方论证。创作一部作品好比打一场硬仗,对于非虚构作品,篇章顺序就是故事构架。我对《岩兰花开》的排兵布阵还是有良苦用心的。

众所周知,汶川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遇难,近两万人失踪,37万多人受伤,数千个家庭失去了独生子女,600多名地震孤儿,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幸存者中,不同年龄段心理障碍持续时间不同,轻重有别,心理创伤最重的是当时的青少年,所以,我把长大了的男孩女孩放在第一兵阵,即开篇,然后依次是失独父母等,压轴戏是灾难反思。

任何作品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岩兰花开》并不是卖惨,堆砌一大堆悲戚故事,我的目的是通过幸存者心理成长或陨落经历,向外界呈现繁荣富庶的大环境下,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坚韧、无奈、苟且、疼痛、孤寂。人类历史不全由扛鼎之人支撑,更有普通凡人奠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互相勉励,呵护环境,尊重万物生灵,预防自然灾害,降低次生灾害,倡议更多人长期关爱幸存者,记住灾难,才会避免和应对灾难。

越来越赞同“文学即人学”的说法,年少的时候根本理解不了,觉得这个话题大而无当,现在则觉得亲切可人。一切从人出发,有人就有生活,人的爱恨情仇,人与万事万物的争斗和妥协,才有村庄、民族、国家、战争、兴衰、新生。人在生活中将喜怒哀乐歌之舞之足之蹈之,将心中的话儿吟诵出来或述诸笔端,就有了诗词歌赋,延宕开去,就是文学。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由人书写。文学不但写真实的你我他,也凭空塑造人物形象。一个作家的高度,由他塑造的人物决定,历经各国读者浪淘沙,依然璀璨若星,如雷贯耳的众多人物,哈姆雷特、堂吉坷德、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于连、阿Q等等,组成了世界文学瑰丽的画廊。

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弱势群体的希望。不能立竿见影为读者提供衣食住行,但能激励失意者勇往直前,感同身受,惺惺相惜,去往幸福光亮的地方。此书的人文关怀,大概就在此吧。

杜近都:《岩兰花开》书中受访者的重要话题是地震前后生活的差异与对比。那么十年后重返震区的你,感受与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话题跨度十年,有的更长久,如对灾难史的回溯,个体生命的前世今生描述等。当时做志愿者的时候,无论是幸存者还是外来者,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抗震救灾。从一个救助点到另一个救助点,见车就上,不管是摩托车小汽车或者大货车,甚至是直升飞机,没人问你要钱,给也没人收。公益组织作用凸显,民间力量愈显强大,2008年被称为NGO元年。

当时的震区,确实满目疮痍,记得夜宿北川中学对面的灾民家时,那晚的月光异常皎洁,走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两侧的山体斑斑驳驳,光裸处泛着白森森的寒光,尽管在初夏夜时分,依然觉得诧异,如同进入丹霞地质公园。风过时,能闻到阵阵碎石粉末味道。心中顿时冒出一个词:山河破碎。十年以后,同样的地点,青翠欲滴,峰峦叠嶂。

在北川县擂鼓镇,工作人员在登记遇难人员名单,如果遇难,需填报户口注销申请单,并且有时间限定,政府会发一部分补助。许多工作人员也有遇难亲人,加之日夜加班,眼睛熬得血红,随时都会倒下去的样子。有人反复念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咋狠心填这个表噢,还得动员其他人填,这哪是人干的活嘛。从这一刻起,我才明白,这种纠结才叫纠结,这种痛,更与何人说。

震后第一个春节,震区成了庞大的建筑工地,人人灰头土脸,老老少少都知道钢筋水泥价钱。去往九寨沟的路上,有人求助搭车。司机停车准备帮助,两位女乘客却大声抗议。我不敢声张,心中暗忖,她们的生命中一定没有接受过援助,没有经历过苦难。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正规军和志愿者,心都变得特别柔软,都会乐善好施,温和谦让。

经历过煎熬的老人们,会更加豁达开朗,年轻人和中年人,常常把痛苦隐藏起来。餐厅吃饭,如果听见轻轻地敲鼓声,千万别大惊小怪偏着头探寻,其实是醉酒者喝到兴处,一时忘乎所以,敲打自己义肢,发出嘭嘭的声响。如果在街上,看见婀娜窈窕的女孩子,穿着长长的阔腿长裤,站在原地不动,别奇怪她怎么不穿超短裙呀,为什么在众人面前偏过头去,假装看手机,既不走路也不说话,待人走远,才一瘸一拐地离开。

大灾过后,明伤容易治愈,暗伤处处皆是,如同一条涌动的暗河,下一秒钟可能涨潮。有的可以碰触,有的不便叨扰,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多年以后,才会稍微康复。

震地如战场,各种矛盾和关系急剧彰显,人性恶与人性美纷至膨胀,既能见到遇难女生的宿舍被偷,又能在无处发邮件的时候,受到免费帮助。记得端午节那几天,一位30多岁的女灾民,将三只捐赠的粽子送给一位小伙子,他刚从成都一所传媒大学毕业,我们算是志愿者战友,俩人便分吃了三只肉粽。之后的每年端午节,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十周年去北川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副镇长的他,为我提供了多方支持,如今,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乡,做脱贫攻坚工作。

震区经历和书写,是我重要的生命体验,在记忆库中不停闪现,有悲情也有快乐。为我拓宽了素材疆域,提升了人事应对能力,充当了战地记者角色。

杜近都:作为创作者,你会有意识地学习文学理论,尤其是创作论吗?《岩兰花开》作为一部关注个人心灵与情感的文学作品,它在回溯一段充满伤痛的历史,那么你认为以文学为载体的历史书写有何独特性?

杜文娟:以前接触的文学理论很少,这几年读过一些,也不多,以后阅读会庞杂一些,感兴趣的领域尽量多涉猎。

这么一场大灾难,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积极行动,各显身手。十多年之后,不同学科的专著、论文非常丰富,我创作这部作品之前,做了一些案头工作,涉及灾后心理、地震地质、动物植被、灾后重建、民政政策、羌藏音乐、服饰、婚丧嫁娶等等领域。《岩兰花开》是一部幸存者心灵史,希望成为写给全人类的一部作品,可以成为人们了解这场灾难的一扇“窗口”。

 

杜文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岩兰花开》等作品。荣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西藏自治区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合集),陕西文学研究所有突出贡献作家奖等。

杜近都: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