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冲在前面，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刘静文（88岁)

我生于1933年。父亲是一名抗日游击队队员，在一次扫荡中被捕后被日军杀害，当时我年仅7岁。父亲的牺牲和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实施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家乡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我参加了抗日儿童团，担任团长。站岗、放哨、查路条，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递送情报，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出了力。后来我才知道，指导我工作的几个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员。现在想想，其实他们那时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为了抗日抛家舍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们，羡慕他们，一心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给我讲革命道理，给我布置儿童团工作，还教我唱抗日歌曲，我再回去教给儿童团的小伙伴。在与这几个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我逐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认识到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是我一个人的仇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仇恨。

1945年2月的一天，当时工作上的联系人刘大姐找到我，说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谈，同时在场的还有区委王书记。王书记说：“通过几年考察，我们认为你很能干。别看人小，能办大事，好多大人办不了的事，你都办得很好。你在学校的表现和你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了解过了。”刘大姐接过话茬儿问我：“你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我想当八路军。你们给我的小本本我都看了，共产党是打日本的党，是救穷人的党，我愿意参加。”听了我的回答，刘大姐说：“加入共产党比当八路军还要秘密。除了咱们3人知道外，要做到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家人，要做到对党永不变心。”随后，我填了一张刻印在毛边纸上的表格，然后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共产党活动是地下的，党员身份也不公开，大多单线联系。我被告知，今后我的单线联系人就是刘大姐，每个月要交相当于一个鸡蛋价格的党费。就这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10月，我参军入伍，被编入中国医科大学四分校五大队，参加了千里战略大转移和辽沈战役，参与了解放承德。在五大队里，我的年龄最小，可不论是行军转移还是从战场上救治、转运伤员，我都冲在前面，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战争年代里，危险的任务由党员优先承担，这既是我党的传统，对于党员来说这也是一种光荣。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直到退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到骄傲，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我也时常想起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战友，想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刘大姐。

养好了伤，又投入下一场战斗

王锡文（94岁）

我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1927年，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穷，只上了两年小学。1946年6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已全面打响，我见证了解放军战士作战勇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与经常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国民党军有着天壤之别，便瞒着家人，偷偷参了军，成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炮兵359团1营的战士。

到了部队，我发现这里官兵平等，战友们教我军事技能和文化课，还陪我聊天以解思乡之苦，让我感受到浓浓的战友情。

短暂军事训练后，我和战友们投身战场，先后参加了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5月的孟良崮战役；1948年9月参加了济南战役、11月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加了渡江战役、5月参加了上海战役；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其中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均荣获三等功。

战场无情，子弹不长眼。我亲眼看到战友们就倒在自己身边，而几分钟前，他们还活蹦乱跳的。我很悲伤，可没等泪干，下一场战斗又马上打响，下一次冲锋又要发起。

实话实说，面对生死，不怕是假的。毕竟，我当时也只是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起初的确很恐惧，可战争的残酷就在于，不是敌死就是我亡，根本没有时间去多想。

枪林弹雨中，参加了数次大小战役的我还算幸运，只受过一次伤。那是济南战役时，部队攻城，我随着大部队即将接近城墙时，一颗炮弹的弹片飞来，划伤了我的右上臂，胳膊瞬间耷拉下来，鲜血直流，战友们赶紧把我抬到部队卫生所抢救。养好了伤，我又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

在渡江战役中，百万雄师要在一个晚上完成渡江任务。当时我差点儿被湍急的江水冲走，幸好抓住了马尾巴，才得救。

1947年9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94岁。虽然年老体弱，但还是经常怀念战友们。我常跟后辈讲当年打仗的故事，勉励他们好好学习、珍惜时光，多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朱 磊 刘祖刚整理）

新中国是英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李遂信（92岁）

我今年已过鲐背之年。年纪愈大，愈是怀念往事，眼前总闪过一个个神采奕奕的战友形象，耳边总回响着隆隆炮声和冲锋的号角声。

我出生于1929年，1945年5月参加革命，1948年8月入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身上多次受伤，被4次记战功。其中一次大功，获得两枚荣誉纪念章，被当时的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政治部授予“人民功臣状”。

我老家在河南省西平县，幼时陆续读过一些书，懂得民族大义，家里掩护过抗日地下党员，受过一定的革命教育，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地方伪政府对我们全家进行疯狂报复，1948年夏及1949年初，两次抄家，并把我父亲抓去毒打，催着要人。虽然家人凑钱营救，但父亲回到家就死了。在部队里，我因为懂一些医学知识，于是担任了连里唯一的卫生员。领导视我为宝贝疙瘩，几次战斗中，都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我，比团长带的警卫员还多。我在战斗中不怕死，机敏沉着，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奋不顾身抢救战友。我还把派来保护我的战友组成护送队，我抢救一个，包扎好后，他们就第一时间将其护送回后方。

1947年7月，在解放信阳的战斗中，我们遭遇了广西军阀、号称国民党军中“小诸葛”的白崇禧的部队。我参加了信阳花园西的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我所在连队被敌人一个团包围，打了一天一夜，打得很苦，战友们牺牲很多。我努力在火线上第一时间抢救受伤战友，包扎好就输送出去。紧急情况下，我操起枪成为了战斗员。一个战斗位置上枪声停息，原来是战友陷入昏迷。几个敌人大摇大摆走过来，我从掩蔽处迅速匍匐到战位，掂起战友的枪就打，接连打死几个，剩下的连滚带爬败退回去，再没敢向我所处位置攻击。此役，我连168人，战后仅余18人。

新中国是英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所以学史非常重要和必要。知史鉴今，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学史明白道理，加强理论武装；学史增强信心，坚定理想信仰；学史崇尚先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学史促进身体力行，接过前辈的枪和精神，新征程有新担当、新作为。

（鲁 钊整理）

一辈子跟党走无怨无悔

徐 材（93岁）

我1928年6月出生于北京。“七·七”事变后，我们全家逃难至上海，住在法租界内。租界内的洋人处处高人一等，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要遵守外国人的规定，接受外国人的管理，那种屈辱的感觉是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1946年8月，18岁的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逐渐积累，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一些认识和思考。那时，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很活跃，发展了一批外围组织，这些外围学生组织成为党的强大助手和后备队伍。

1946年12月24日，两名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后来被称为“沈崇事件”。 事件发生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

清华和燕大的校园在西郊，当天早上8点游行队伍就出发了。同学们手举着“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横幅，在经过辅仁大学时，几百名辅仁的学生也加入到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在沙滩红楼与北大的游行队伍会合。因为我的英文好，所以被推举为代表，和另外几位代表一起，进入位于东交民巷附近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递交“抗暴信”， 并与领事对话，要求严惩强奸犯并赔偿沈崇的人身伤害损失。

1947年春，经同学齐锡玉介绍，我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錬社”，领导人有方复等。当时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分为“南系”和“北系”，南系指原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党员，北系指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党员。共产党员方复是从西南联大转到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工作周密细致，在统一领导下，各个外围组织团结一致，开展了一系列对敌斗争。这一年，我还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抗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边走边向沿途民众散发传单。

1948年，方复即将离京赴其他地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离别前的一天，在清华一间很隐秘的房间里，部分“錬社”成员秘密集会，与方复依依惜别。方复嘱咐我们，今后的斗争形势会更加严峻，要团结更多的进步同学继续斗争，在斗争中要互相关心和爱护。他鼓励我们说，相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会太久，咱们后会有期。

我和方复再次相见，已经是在新中国的蓝天下。我们在不同领域投身祖国建设，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地下党到执政党、到今天世界第一大党的发展壮大过程。如今我已过鲐背之年，回顾一生，一辈子跟党走无怨无悔。

（齐月城 徐 铃整理）

我的一生是献给党的一生

刘炳忱（90岁）

我于1931年出生在原热河省敖汉旗的一个蒙古族家庭，我的老舅和老姨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哥哥比我大6岁，在朝阳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没多久就参军入伍投身革命。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我于194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进入中共热辽区委机关报《民声报》（1948年更名为《翻身报》，是《承德日报》的前身），著名作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曾担任《民声报》社的副社长。那年我16岁，身边的同事也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30多岁的就算是老同志了。

在《民声报》工作期间，我学会了刻钢板，背熟了电码本，学会了译电。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了解了中国的形势，对新中国有着无限憧憬。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形势变化很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所以我们《民声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报道哪个地方解放了，解放军在哪里又取得了胜利，往往一条消息也就几句话，一个版上有好多条这样的消息，相当于一份小战报。如果解放了比较重要的城市或是重要的战斗结束，我们还发号外。那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靠手摇发电机发电才能进行收发报。但源源不断的胜利消息激励着我们，大家工作起来有使不完的劲。

1948年7月，我被组织调到中共热辽地委党校担任会计。在此期间，由时任副校长李建邦和支部书记刘振东二位同志介绍入党，他们两人当年30岁左右，但已经是老革命了。1948年12月下旬，中共热辽地委撤销，党校随地委一起到了原热河省承德市，以其为基础组建了中共热河省委党校，党校教育长就是李建邦，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在省委党校担任会计和文书。

我作为一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共产党员，受到组织的重点培养，1954年9月被推荐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第三期档案专修科的入学考试，记得当时我的考试作文写的就是自己光荣入党时的高兴心情和感想。考试通过，刚入学不久就赶上了1954年国庆庆祝活动，我作为游行指挥部的联络员参与其中。这一年，5周岁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结束，全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那天的庆祝活动场景，虽已过去60多年，但仍历历在目，庄严威武的阅兵式和欢歌笑语的群众游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地址在铁狮子胡同1号，我们的宿舍是个大房间，都是上下铺的床，住了十几个人。我们学习的课程有档案学、档案史等，学校还从外面请来专家给我们开设讲座，记得听过外国档案和世界档案史。档案专修科主任是1939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吴宝康，他也被誉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新中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还和我们一起照了毕业合影。

毕业后，我从事秘书和档案工作多年，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档案系统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献给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