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月22日，“时代与人：一切故事，始于一道门——罗伟章、阿来文学对谈暨《谁在敲门》新书沙龙”在成都三联韬奋书店举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人民文学奖获得者、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当代文坛》主编杨青齐聚一堂，围绕罗伟章新作《谁在敲门》进行文学分享。

《谁在敲门》是罗伟章最新的长篇小说作品。继《饥饿百年》写尽“父亲”身为农夫卑微坎坷、坚韧不屈的前半生后，《谁在敲门》以“父亲”的退场为切入点，“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子孙辈悉数登场成为新时代的主角。大时代的洗礼悄然改变着每一个农民子弟，在道德与欲望之间如何坚守与自持？每个人在时代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将指证他们不一样的命运。该书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摇摆时代里的个体命运

在文学创作中，长期存在“上帝视角”的问题，作者在进行故事叙事时，一般采用直线叙事的方式，引领读者一步步达到真相。而在阅读《谁在敲门》时，杨青感觉到第3页到第1页无法链接，“罗伟章的叙事视角让阅读必须慢下来。他才有一种平视的视角，是一种不掺杂个人情绪的零度写作，才用了一种局限性的写作视角。”

对比，罗伟章表示，在写作《谁在敲门》时，他并没有专门去思考过零度写作的问题，“每个小说都有自己的气质，这与小说的题材有关，与写作者当时的想法有关。”而决定《谁在敲门》气质的，是观念的冲突，以及冲突中个体的经历问题。这个主题在罗伟章笔下，自然呈现出了杨青所说的零度写作的气质，“天地中人的日常，以及在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命运。”

阿来认为，《谁在敲门》与罗伟章近年来持续的对文学语言的探索创新是一贯的。“罗伟章是四川中年作家中最持久的进行写作努力的作家，”阿来表示，一个有惰性的作家很容易受到媒体、评论家的影响，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某个流派中，去追求标签下的人和文本。但罗伟章作为一位真正有活力的作家，“会不断突破艺术创作的偏见。这么多年来，罗伟章自己没有被束缚住，永远在跟语言搏斗。文学家的努力就是在开拓表达跟沟通的空间，致力于提高语言文字的表现力。”

个体经历与人类普遍性的联结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这是《谁在敲门》的第一句话，但在写出之后就被放在了那里，没有想过这会变成一部60余万字的小说。

分享会上，罗伟章告诉读者，这本书源起于自己2016年被省作协派到雅安市芦山县文联工作。当时的罗伟章每天在芦山各处行走、观察。有一天回到成都，在和家人准备吃饭时，“电视机响起歌声，歌词是什么不知道，画面上活动着几个穿民族服装的男女，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们荷锄走在田间，边走边唱。我身上一阵抽搐，继之泪水滂沱。”

罗伟章从这支歌里，感受到了“他们的祖先挽着裤脚，把爱情系在头发上，弓腰趴背，在大地上劳作。天空苍黄，如同逝去的时光，人，就这样穿越时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坚韧而孤独，又是多么孤独而坚韧。”这种情绪与突然间就和他在芦山的所见所闻联系起来了，甚至和罗伟章家乡的老君山联系了起来，使他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

这是一种来源于个体经历，却又和人类普遍命运联通的感觉。阿来认为，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品格，一个能把个人的困苦、苦难、创伤自动地跟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普遍命运结合起来的人。阿来认为，“有时候文学就是在矫正社会认知，平衡社会情绪。”因此，好的作家也是能够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

文学创作中的创伤记忆

在所有的文学普遍性中，由痛苦、创伤所带来的普遍性构成了众多文学经典的情感基础。

分享会上，罗伟章也就自己对痛苦的体验进行了分享。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读巴金的《寒夜》时的经历。“当时字都还认不完。但读完《寒夜》仍然让我觉得心胸开阔、被解放了。因为它使我明白，我不是天下最痛苦的人，不是唯一痛苦的人。世界上的痛苦有很多种形态。”

罗伟章认为，“读书的好处就是把一个人撑开，你从中读到自己，读到两个人、三个人乃至千万人。当你心中装有千万人时，不当作家都很难。”当从作品中读到千万人时，也就真正读懂了文学作品对于人类普遍性的关怀。

对此，阿来表达了认同。阿来表示，很多作家会被问“为什么成为作家”或者“为什么写这部作品”等问题，大家通常期待听到作家分享一些很个体的故事。但事实上，“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悲苦和快乐不会比别人多也不会比别人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在时代的洪流中，在自己不能意想的地方被伤害不可避免。”因此，个体的痛苦虽然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很重要，但是否能够抵达人类的普遍性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关键。

（图据三联韬奋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