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样祥：我与《文史哲》杂志的三段学术因缘
今年是《文史哲》杂志创刊70周年。4月24-25日，《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主办了《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暨“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本人有幸全程参会，并以“我与《文史哲》杂志的三段学术因缘”为题作了发言。
我与《文史哲》杂志的第一段学术因缘，发生在1992年。当年，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的大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小编辑。由于对杨向奎先生及其学问仰慕已久，我虽然不是《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的责任编辑，但却主动向编辑部主任、著名学者张作耀先生请缨，希望能通过为《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写书评，来致敬杨向奎先生及其学问。我的想法得到张作耀先生的肯定与支持。该书评发表时的主标题“发微探真不囿成说”就是张作耀先生给起的。毫无疑问，《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杨向奎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面对这样一部高深之著作，大学毕业时间尚短的我，别说是写书评，就是读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遍通读完《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之后，我的确处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中。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啃”第二遍、第三遍……当然，为了进一步弄明白《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所关涉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我还进行了相关的延伸阅读。大约“苦熬”了三个月的时间，一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书评定稿了。令我惊喜的是，书评在发表之前，即得到张作耀先生和当时《文史哲》杂志主编丁冠之先生的一致认可。更令我欣喜的是，书评在《文史哲》杂志1992年第3期发表时，竟然一字不改地全文刊发了。素闻《文史哲》杂志有提携“小人物”的优良传统。固然，我与“小人物”之间仍然有着较远的学术差距，但是我的文字却被《文史哲》如此“高规格”地采用，为文之幸莫过于此。十分幸运的还有，《新华文摘》杂志1992年第8期，对该书评几乎作了全文转摘。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的学术处女作，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而，文章发表至今虽近30年，但是关于其写作、发表、转摘等等，我其实一直都在乐此不疲地津津乐道于他人。
我与《文史哲》杂志的第二段学术因缘，发生在1995年。这段因缘也与杨向奎先生直接相关。书评《发微探真不囿成说——读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的发表，使我有幸成为杨向奎先生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家里的“常客”。记得我当时一有时间就会跑去杨向奎先生家，向杨先生请教学术。杨向奎先生也曾建议我，可以从《十三经注疏》入手，从事历史学研究。1994年10月，“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隆重举行。当时，我已离开人民出版社，调到中国文化报社，做文化记者。在辛冠洁先生的帮助下，我以文化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会上，我强烈意识到，“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这次会议尤为关注并讨论得最为热烈的学术话题。于是，围绕“儒学与现代化”，我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以《儒学·世界·未来》为题，为《中国文化报》向杜维明等7位国外知名学者组了一整版的文稿。二是恳请杨向奎先生接受我的邀请，就“儒学与现代化”做一次长篇学术访谈。为了这次学术访谈，我的准备工作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当杨向奎先生看了我以书面形式递交的访谈内容时，他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致。他当即表示，可以以书面形式直接回答我的提问，这样既可免去整理录音之艰辛，也可使学术表达更自由、更准确。于是，《文史哲》杂志1995年第3期置于头篇位置的长篇学术访谈《儒学与现代化——杨向奎先生访谈录》就这样顺利出炉了。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访谈录中的问与答，其实是存有明显不同的行文风格的。该访谈录发表之后，收获的学术反响远较预料的要深要远。《新华文摘》杂志1995年第8期全文转载了该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于1996年第4期（《SO-CIALSCIENCESIN CHINA》1996.NO.4.），将此文全文翻译成英文发表（《ConfucianismandMod-
ernization——A Dialogue Be-tweenYangXiangkuiandHouYangxiang》）。当然，在作者署名上，它与《文史哲》杂志和《新华文摘》杂志都有所不同，用了“YangXiang-kuiandHouYangxiang”。应该说，这种署名方式更加名副其实。
如果说这两次学术因缘，与《文史哲》杂志第一任主编杨向奎先生和第九任主编丁冠之先生关系密切的话，那么在今年《文史哲》杂志第4期上刊发的拙文《乾隆陶瓷诗里的陶瓷文化》，则与现任主编王学典先生的鼓励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与《文史哲》杂志的三段学术因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与《文史哲》杂志三任主编的学术因缘。
2019年8月，我撰写并发表了长篇论文《“瓷”，凭什么你是“中国”？》。未曾料想的是，此文除了先后被《新华文摘》长篇幅转摘和中宣部“学习强国”选用之外，还得到了学典主编的喜欢。当时，学典主编即以微信鼓励我：“样祥兄好，雄文已读，广搜博览，纵论横述，益人心智，至佩，尤其关于逻辑推理的见解，深得我心，祝贺，但不知大作原发何刊？”当他获悉此文由于篇幅过长，连文带注达4万余字，刊发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之后，便不无惋惜地微信我：“雄文，该给《文史哲》就好了！”正是始于这一刻，为《文史哲》杂志撰写第三篇文章的计划，摆上了我的工作日程。其实，早在2018年初，开始撰写《“瓷”，凭什么你是“中国”？》时，为了证实中国历史上较为普遍存在的“以玉喻瓷”现象，我在参用郭葆昌、陈雨前、周思中等三位先生主编的三部有关中国古陶瓷文献资料集中的乾隆陶瓷诗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乾隆陶瓷诗研究，可能会是一个跨文学、史学、陶瓷学、艺术学的好选题，而这正是《文史哲》的发稿风格。2019年5月，《“瓷”，凭什么你是“中国”？》交稿后，我便正式开始了乾隆陶瓷诗的搜集与研究。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嘉时期由官方组织编辑整理的六集、42639首“清高宗御制诗”中，竟然“打捞”出了249首乾隆创作的陶瓷诗。这比前述三部中国古陶瓷文献资料集中收集的乾隆陶瓷诗数量，多出了约20%。为了综合而完整地呈现乾隆陶瓷诗里的陶瓷文化内涵，我从计量研究法入手，对249首乾隆陶瓷诗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研究，并最终撰写出了5篇文章，这篇长达一万六千余字的《乾隆陶瓷诗里的陶瓷文化》应该说是终结性成果。客观地讲，乾隆陶瓷诗创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见了作”“触了作”“听了作”，甚至是“考证辨伪”之后作。乾隆陶瓷诗的这一创作特征决定了，其文学虚构性可能会少一些，史料可靠性应该会多一些。此即是说，在“以诗证史”上，乾隆陶瓷诗有着不容小觑的文献价值。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文学界、史学界、陶瓷学界、艺术学界等对乾隆陶瓷诗研究都缺少足够的关注，以至使其成为被学术界所遗忘的角落。其实，乾隆249首陶瓷诗已经明示，它不仅接近于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名窑名器史读本，还接近于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陶瓷审美史读本，在中国陶瓷文化史研究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20年前在做文化记者时，著名作家萧乾和文洁若夫妇经常跟我提及的话语内容。当时，无论是萧乾先生，还是文洁若先生，总是对巴金先生念念不忘、感激不已。究其原因，除了由衷地敬仰巴金先生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外，就是巴金先生在萧乾先生的成长之路上其实还扮演着重要的“伯乐”角色。就发现、提携、培养后学之“伯乐”角度论，我想《文史哲》杂志的文化贡献是值得大大称道的。毕竟，《文史哲》杂志创办70年来，共为4052位作者发表了6353篇论文，其中并不乏像萧乾先生样的文化学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