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海龙华寺附近，历来是赏桃花的佳处。清明将至，又是万物复苏、桃李竞芬的时日，人们扶老携幼，踏青赏花，也不忘去毗邻的龙华烈士陵园里看望那些长眠于苍松翠柏间的烈士，为他们献上一束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正是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关押着诸多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人，包括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等在内的许多先烈都曾就义于此。来祭奠的人们总会想起那首由一位曾在龙华监狱坐牢的革命志士写下的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人们常说，龙华桃花血染红。近一个世纪后，桃花灼灼，游人如织，这般平静和美的景象，那些革命者曾为之奋斗多年。

多年致力于党史写作的何建明，在其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者》中，寻找的正是一个个长眠于此的早期革命者的故事。其中有些人为我们所熟悉，还有更多人，我们从未在教科书上见到过他们的名字，甚至至今仍是无名的一抔土。但无论他们从何而来、姓甚名谁，却奔向相同的目标，贯穿以相同的理想主义，如灰烬中的不灭火光，令人读之泪下，沉浸在长久的震撼与感动中。

与我们熟悉并乐见的讲述革命胜利的故事不同，《革命者》一书弥漫着一种低气压。它主要聚焦的是中共早期在上海地区的革命史，这是一段极其惨痛的历史：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当时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落入低谷，转入地下工作，反动派的屠刀向他们高高举起，血流成河。他们领导的城市斗争四处碰壁，处于白色恐怖当中的中国革命岌岌可危。现实难见一丝光明，前途微茫，生死未卜，可那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们，依然不畏不惧，不屈不挠，虽千万人吾往矣，为他们所信仰的东西抗争到底，甘愿献出生命。这些生命是如此青葱：陈延年，29岁；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26岁；何孟雄，32岁；彭湃，33岁；恽代英、瞿秋白，36岁；邓中夏，39岁；曹顺标、欧阳立安，区区17岁……正是大有可为的年纪，却匆匆在时间中定格，留给我们一张张永远青春洋溢的面孔，像永不凋谢的花，令人扼腕，也愈发令人钦叹。

何建明这几年一直住在上海，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次龙华烈士陵园和位于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了，但每一次去瞻仰，仍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譬如在龙华纪念馆的邓中夏塑像前，何建明就常常会伫立许久，细细端详塑像的五官和表情，甚至走过去了还回过身走近细看，每次都会从那张脸上发现些新的东西。虽然没见过真实的邓中夏，但在这一次次无声的“交流”后，再去看历史材料，他突然就感觉邓中夏似乎在面前“站”了起来：“五四”运动时，这位风华正茂的北大学生代表身穿长袍，皮鞋锃亮，围巾在脖子上一甩，分明是《青春之歌》里的青年形象；建党前夕，他为“一大”起草材料，忙得不可开交，无暇注意个人形象，烟抽得厉害，烟灰落在身上也不去管；不幸被捕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牢里为同志们讲党课……“这几个镜头一直留在我心里，一直是活的，邓中夏就是这么个活的人。”还有那墓园里的更多烈士，以前并不熟悉他们的名字，但一次次看到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牺牲前坚贞不屈的表现，何建明的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走出纪念馆，他总在想，一定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铭记他们。

经过三四年时间准备和深入的采访调查，《革命者》一书于去年写成出版。书是在浦东写的，何建明回忆，当时从浦东向浦西方向望去，看到一条条老上海弄堂还保存着旧貌，让他不禁想到，一百年前就是在这里，那些年轻人怀揣着推翻旧中国、解放劳苦大众的理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聚集起来。1926年全国党员只有400余人，1927年又受到那么大的挫折，然而只过了22年，他们就把一个新中国建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在写作过程中，何建明常常一边惋惜又一边赞叹，“他们很多人家境都很不错，从国外回来，完全是为了信念，从没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如果没有早早牺牲，也都会是领袖人物。”

回看烈士们的履历，年纪轻轻都身兼要职。在那时，“当官”就意味着危险，意味着牺牲。何建明提起陈延年、陈乔年昆仲，他们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和次子，回国后原本一个派在北京，一个派在广州，但在上海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们都先后调到了上海。1927年7月6日，哥哥陈延年在江苏省委（当时位于上海）书记任上被捕牺牲，时年29岁；接替他岗位的是赵世炎，不到半个月亦牺牲；“八七”会议后，弟弟陈乔年被紧急派来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次年6月牺牲，时年26岁。陈独秀接连失去两个儿子，相隔才不到一年。

从1924年第一位牺牲在上海的20岁烈士黄仁，到上海解放前十天为阻止国民党运走物资而惨遭活埋的黄炎培之子黄竞武，整部《革命者》笼罩在一种悲壮又凛然的气氛中，以几个关键点相串联，刻画出一系列革命群像：仅存在五年的上海大学成为革命熔炉，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来到这里，培育出新一批革命群英；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所写的“左联五烈士”，正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处决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五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凭借冯铿当时所穿的一件毛背心，确认他们的骸骨；革命者有铁骨亦有柔情，蔡博真和伍仲文在囚车里的婚礼，王一飞给恋人陆缀雯的最后一封情书，还有17岁的曹顺标，就义前一个遗憾是还没有恋爱过……曾存在过的这一个一个人如此鲜活，何建明意识到，党史并不是一部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大事件编年史，而是这一个又一个牺牲了的共产党人书写的历史。他们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正因为有他们，新中国才能成立。

如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写，“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上海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建党早期的牺牲方是革命的起点，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烈又岂可遍数。在这个清明节，聆听并永远铭记那段历史，是向他们寄上的最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