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邓一光站立的姿势很像是个军人，他好像时刻在捕捉脚下踩着的大地所蕴藏的故事。他用自己的心灵和一个个普通人对话，和城市对话，和世界对话。其最新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近日面世，这是他送给深圳的又一份礼物。

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城市风貌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

邓一光居深圳十余年，书写了五十余篇“深圳系列”小说，不仅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更被当作“现象级”城市写作。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正是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

邓一光说：“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开端，很多大型工厂最早在广东落地的时候就是落在龙华。”他说起到富士康参观时的感受，“上下班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地皮在抖动，几万人进、几万人出，在那样一个工业化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消失掉自己。”他说，他写的故事正是讲在都市化进程中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

用年轻语言写问题少女

“写一个城市不是简单地注意这个城市的高光时刻，要注意的恰恰是这个城市被遗忘，被抛弃掉，被走失的那些东西。”邓一光说。

在这部小说集中，《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描写了一位热爱音乐的问题少女，尽管少女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悲惨家境，但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灰暗的色调，有的只是青春明媚的阳光。

这个小说是有真实生活打底的，邓一光曾经有机会到深圳一所学校的合唱团看排练，初见那些女孩，面无表情，但当钢琴伴奏声一起，他分明看到“一个小女孩伸手把旁边同伴拽了一下”，邓一光立刻意识到“生命回来了”。但这个细节就这样搁置着许久没有触碰，直到两年后的一天，邓一光推着妈妈到公园，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男孩从他们身边经过，“我突然脑子一亮，我觉得要写那个合唱团的女孩，因为很多生命就在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我们却没有关心过。”邓一光说，在这部小说里，音乐具有象征性意义，没有音乐，也有数学、宇宙、色彩、山川，他想表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可以支持你的东西，把内心打开，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语言年轻而富有活力，而邓一光揭秘说，这些语言也来自他的生活经历。邓一光的家族有好几个微信群，年轻一代中最大的是80后，最小的是90后，他们有的从海外学成归来，更有动画迷、三国迷、游戏迷等等，年轻一代的语言表达丰富了邓一光的语言系统，也为他写问题少女小说助力。邓一光透露，他的小儿子就曾为《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语言把过关，并毫不留情地提出修改意见。

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在深圳四十年的建设发展中，新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重要，他们经历了非常艰苦、非常曲折、非常忐忑的心理历程。“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部集子虽然只是12个场景，虽然只是12个切片，但把他们心理的转变、心理的历程，都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

一支笔写近现代一支笔写当代

过去的30年，邓一光写就10部长篇小说、30部小说集，涉及战争、家族、知青、动物、城市等不同层面。从豪迈、大气、壮阔的《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到细腻、感性、温暖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邓一光犹如变色龙一样，自由切换着写作频道。

邓一光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母亲生了五个孩子，养了七个孩子，唯独邓一光没穿过军装，细腻和柔弱的男孩不被太阳一般的父亲待见。而在那些不受欢迎的岁月里，邓一光在大量的阅读中找到了安慰。

17岁时，邓一光从重庆插队到开县，他的阅读和文笔在知青点派上了用场，这些文字甚至还能为他挣工分。有一年，邓一光在黑板报上写下“五四”诗篇，被《万县日报》记者摘抄了去，并发表出来，他的文学梦也随之开始萌芽。他寄往《解放军文艺》的处女作，两个月后等来的是一封退稿信，编辑在信末尾所写“你写的不是散文，是小说”，却让他从此开启小说创作之路。

邓一光在国内文坛以“硬汉作家”闻名，更创下38天写作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记录。11年前，邓一光父亲去世，他带着母亲从武汉迁往深圳，从此开始崭新的文学写作征程。他说：“留在武汉也会继续写，总量也不会低于现在，但题材不一样，也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我知道到哪里都要写作，我有两支笔，一支笔写近现代，另一支笔写当代。”在邓一光的写作疆域里，他写近现代，是想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写当代，是想反映当下人们的所思所想，“对我而言，当代要很快捕捉，它像呼吸，空气。近现代很长，像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