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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将青春融入时代的洪流
来源:人民日报 | 谢冕  2021年03月19日07:36

“要找个人的出路,先找民族的出路”。

这是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许宁与青年同伴们对出路问题的思索和回答。20世纪30年代初,除夕之夜的北平,外面寒风逼人,10余位青年聚在一处热烈交谈,燃起情感与思想上的温暖篝火。他们思念沦陷的东北故乡,痛陈腐败的当局统治,愤恨日寇的侵略,欢呼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民族的生死存亡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席间旁听的人中就有小说主人公林道静。

据说,这个难忘的除夕之夜是以作家杨沫的亲历为底本的。1933年的除夕之夜,杨沫参加了一场进步青年聚会,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这一晚因而成为她人生的“急转弯”。

人生的出路问题,曾经摆在我们太多人面前。这是《青春之歌》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地方。我也经历过旧社会,体会过民穷国弱、受侵略受奴役的滋味,看过土豪劣绅的黑暗勾结,见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败堕落,对社会一面灯红酒绿、另一面路有饿殍的现状愤愤不平。1949年我17岁,正在读中学,家里连隔日的粮食都没有,读书能读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读出来会是什么前途也不知道。当年8月,解放军千里进军福建,解放了我的家乡。我亲眼看到进城的解放军军纪严明,对老百姓体恤爱护,心底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的希望。于是,8月底我就离家参了军,跟着大部队一起开拔向南。那是我17年来第一次离开家乡,背着行囊握着枪,走在队伍中间,天下着雨,黄泥地卷起来的泥浆溅得满身都是,心里面却晴朗得很。

阅读《青春之歌》,常常让我想到那个启程行军的日子,想起入伍之初的心情。我和林道静一样,都是在寻找个人出路的过程中,看到国家的出路所在,都是为着理想走出家门,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青春之歌》小说发表的那一年,我已经到北京读书了。身边的同学对这部小说几乎是无一例外地称赞。小说描写的北平、北京大学,北大的红楼、教室、东斋西斋,让我觉得无比亲切。杨沫写出了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环境,写活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年代,她笔下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王晓燕、王教授等,是我们的同学、兄长、老师,更是我们的先行者。林道静的故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样,因为它体现着我们的困惑与苦闷,我们的追求与理想,我们想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奋斗与抗争。那时正值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出过一本纪念集就叫《战斗中成长》,大家都把卢嘉川、江华当作英雄偶像和先进典型来学习。《青春之歌》就像青年人的革命教科书,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如何战斗,教导我们哪怕在小学教员的岗位上,都可以成为最英勇最前列的“战士”——关键是将自己的命运和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我还清晰地记得《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如饥似渴地阅读 《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母亲》等书籍的场景。被革命的火光照耀,被理想的灯塔引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青春总是天然地和理想联系在一起。很多年前,作家徐迟跟我说过:你去读一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吧,那简直就像诗一样啊!后来我去读的时候,发现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那就是诗,充满诗的激情和感染力,充满理想的光辉。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青春之歌》的意义,既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把一个时代概括了出来,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提炼了出来,做到生动地保存历史、再现历史;同时还在于,它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时代风云人物形象,这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几代青年人学习的对象,到现在还深深地激励着我们。不仅仅是《青春之歌》,像《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当时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都成功塑造出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形象,半个多世纪之后再看,还觉得有力量、有感染力。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以梁斌、杨沫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虽然面对这样那样的现实困难,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充满热情,甚至是超负荷地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贡献,记录下时代前行的印迹。

今天,我们的时代肯定不乏英雄。脱贫攻坚、探月工程、载人航天,这么多壮举的背后怎么会没有英雄、没有理想、没有生死相许的信念?扶贫英模、科技标兵、创业先锋,这里面怎么会没有青春的身影和奋斗的旋律?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之歌,那么今天的青春之歌还有待更多的书写谱就。

青春如歌似诗,最有激情,也最有创造力。宝贵的青春不应该碌碌无为,而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要向着壮丽的未来而进步,要竭尽全力地为社会做贡献。一个人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追求,会深深影响同行者甚至后来者。《青春之歌》中,江华这样评价林道静:“无论谁挨着你都会被你这种热情所感动。”这份融入时代洪流的热情,这份追求理想和光明的热情,注定会感动一代又一代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报记者胡妍妍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