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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人访问记》（上下册）贺逸文等撰 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出版

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云集着一大批重要学者，共同推动时代的发展进程。彼时《世界日报》作为北京有影响的媒体，其“教育界”副刊以连载的方式，陆续推出“学人访问记”系列访谈文章。所访69位学者，文理兼顾，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一篇篇的访谈文章，客观地记录了一位位学人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主张。这些刊于报端的文章，呈现了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如今对这些文章进行整理并出版，对于我们认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颇具有“在场感”和启示意义。

《世界日报》连载“学人访问记”分为两个时期，抗战之前的1935年至1937年，“学人访问记”的主要采编记者为知名报人、时任“教育界”副刊主编的贺逸文；第二时期是抗战之后的1945年至1947年，记者王景瑞又先后访问了15位学者。受访的名家中，有我们熟悉的钱玄同、陶希圣、许地山、周作人、潘光旦、陈垣、冯友兰、徐悲鸿、朱光潜等人，也有今天我们较为陌生的学人。他们对于如何办好教育各有所思所行，彰显出一代学人深沉的家国情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风云际会的时代。书中所访问的学人，都为当时落后的中国教育深感忧心，在教育方面尽管各有其主见，可是受到经济、战争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很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就此止步，依然付出坚卓的努力。“五四运动”之后抗战之前，文化界、教育界围绕汉字的去留问题，进行了一场“国语运动”，学界也争论不休。作为文字专家，钱玄同认为，复杂难写的汉字，在文盲占据多数的中国，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将汉字简化成符号是最佳的选择。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极端，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非全无道理——开启民智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文字，而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汉字成为一个硬骨头。

数理专家、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深感国人科学素养的贫乏，他热衷于翻译国外科普著作，在工作之余花大量时间从事科普工作。对于理工专业大学生的培养，他认为先进的仪器设备是前提条件，可办学经费并不充裕，他在访谈中对此深感无奈。在他看来，理工类大学生掌握书本理论显然不够，必须要亲自动手，在实验实践中提升学业水准。

清华大学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认为，不鼓励所有大学生诵读晦涩的古代典籍，那是专门学者的事情。在他看来，比办大学教育更显得急迫的是大兴乡村教育，因为中国人口主体在乡村，文盲也集中在乡村。主张类似的学者不在少数，梁漱溟、晏阳初等少数学人躬身实践乡村教育运动，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普及乡村教育，何其之难。

对于大学生的系列教育问题，专栏中对植物学家胡先啸教授有深入访谈。他认为，大学生生理健康，关乎健全人格的塑造，而教育界忽略了青年生理健康教育，若不科学引导，大学教育是残缺的。生理健康教育的匮乏，导致有的学生心理出现毛病，如有的学生喜欢表功，不肯埋头干实事。这个现象是否和生理健康教育有直接关联，笔者无从判定，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生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是极为难得的。今天，生理健康教育已有长足进步，但依然有长路跋涉。

大学培养文理交融的人才，当时已引起了学人关注。在物理学家文元模教授眼里，数学是理工和多数文科的基础，掌握了数学知识，对于深入的学术研究会带来极大的便利。可是数学难学，甚至学理工科的人也敬而远之，他以为这是错误的。学文科的人要了解理科，学理科的人要具备文史基础。作为大学，要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九十年过去了，但他的主张依然振聋发聩。

对教育学家吴俊升的访谈，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教育的生态。学生的假期延长或压缩，当时就在社会上议论纷纷。吴俊升坚定地认为，要给学生更多的假期，处于发育中的学生，增加假期有利于身体发育，也能释放学生的才情。对于教师而言，延长假期则能修养身心，适当休息后更利于高效的工作。对于当时的大学教育，他感到大学课程和中小学课程全然孤立，这显然不符合人对知识接受的连贯性。此外，大学的学科分得太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现象和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如何有效解决，仍处于探索之中。

总体上讲，《北平学人访问记》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人的系列访谈文章，涉猎学人的专业背景是多方面的。书中学人们涉猎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研究领域的问题，都和教育休戚相关。毕竟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风起云涌的时代紧密相关。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关注和继续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