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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怀念胡可老

来源:文艺报 | 武丹丹  2019年12月09日08:01

第一次见到胡可老是近20年前,中国戏剧家协会还在东四八条52号办公时。那一届曹禺奖评奖,胡可老担任评委会顾问,他要亲自来参加会议。由于八条胡同幽深狭窄,门口无法停车,编辑部交给我的工作大致就是在单位门口接一下胡可老,送到会议室。彼时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只知道这位写过《戎冠秀》《战线南移》《槐树庄》的老人家是个大人物。接人前,我牢牢记住两个要诀:军车牌照,来人约80岁、拄着拐杖。我像是等候接头的革命战士一样,严密地注视着每一个路过八条52号的人,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注意的行人。

胡可老来了。下车的时候一个小战士一拉车门,出来的是一个头戴礼帽、身披大衣、精神矍铄的老人家。确实是拄着拐杖的,但据我目测,就那精气神,拐杖的装饰作用明显大于功能性,那架势,绝对有派。我负责任地把老人家送到了二楼会议室,更加负责任地交给他一个薄薄的信封,那是安排给每位评委100元的车马费。

话剧《俄罗斯人》,胡可(右一)饰哈里托诺夫

进了会议室,胡可老掏出一个笔记本,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那次评奖的剧本大约有七八十个,等到正式开会,我才发现,居然每一个剧本,他都写下了读剧本的详细意见,足足写了好几十页,他这个顾问当的,真是又顾又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结束后,老人家慢条斯理地问了我的名字,并确定了具体是哪三个字,最后特别有礼貌地谢谢了“武丹丹同志”,登车而去。三天后,“武丹丹同志”收到了一张汇款单,里面是那100元车马费,他在留言中写到,他有公车,不可以收这100元,让我帮他退给编辑部。拿着汇款单,我心里觉得,这老人家确实有派,有老一辈人的作派。

很快,《剧本》杂志刊庆,我们请胡可老为杂志写一篇文章,胡可老送来的稿件又让我大吃一惊。文章用蓝黑色的墨水抄写,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画,极其清楚,一看就知道是专门打了草稿又誊抄过的,显出了老派人对文字的敬畏和做事的严谨。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却一改再改,甚至还用涂改液涂了又涂。我心生疑惑,细细读来,原来那一段写的是曾经在《剧本》月刊工作过的同志,因为杂志年代久远,胡可老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名字,所以不断增补,可以人员众多,最后就不得不涂改到那页纸的天头地脚,写得满满当当。老人家还给我留了言:“编辑同志,如果有漏写的编辑部其他人员,请一定帮我加上,千万拜托!”

话剧《李国瑞》,胡可(右)在剧中饰演指导员王竞生

我深刻地记得那个场景。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涂涂画画的文章末页,心里冒出个奇怪的想法——这位老人家有意思,将来我要是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一定要把这个细节写进去。

从此以后,胡可老就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几乎成为了编辑部负责跟他联络的“专线人员”,主要原因是我说话声音大。胡可老听力不是太好,全编辑部估计就数我在电话里的音量他能听清楚,所以我经常接到他的电话:“武丹丹同志,我是胡可——”这是惟一一位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这简直就是我们之间的“接头暗号”。

每每胡可老打完电话之后的一两天,司机便会送胡可老交代的文件到编辑部,有时是一封稿件,有时是转的别人的稿件,或者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书。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家一直笔耕不辍,《烽烟、戏剧、人生》《胡可戏剧杂文续编》《老兵记忆》都是这几年的成果,每本书上工工整整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概莫能外。

作为我们杂志的顾问,胡可老每年都会给我们写一到两篇文章,篇幅都不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每年作为杂志顾问要求自己必须交的作业。有些是回忆故人的,有些是写某个戏剧现象。虽然他很少出门看戏,也很少出门开会,但就凭每天读书看报、做必要的记录,他对当前的戏剧现象、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当今的剧作家们都一目了然,如数家珍。每次见了我们,从杂志的选题、栏目的建设,甚至到哪个剧本的具体评价,老人家都能娓娓道来,还是他又顾又问的作派。今年中国文联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联发来贺信,我们约了一批剧作家写心得,而第一个给我交作业的就是98岁的顾问胡可老。

收到胡可老的最后一封信,是今年9月13日他请辞《剧本》顾问的信。信中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担任《剧本》顾问早已名不副实,每每看到刊物上的“顾问胡可”四字,即被惴惴不安之心情困扰,因此恳请删除,以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信的最后,他认真地表态:“我对《剧本》怀有深厚的情感,我将一如既往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接受编辑部派给我的任务。”看着老人家的信,蓝黑墨水、一笔一画,字里行间,他的善解人意真是无微不至,让人如沐春风。

因为认识胡可老的时候他已80岁了,所以我对他的年纪有些“钝感”,而且近几年来反而觉得一向严谨、工整的他多了几分孩子气,难怪人家说老小老小。有一年春节前,从他家里告辞的时候已近午饭时分,他忽然特别神秘地拉住我们说:“我们院里的食堂开了个饺子馆,特别有名,叫‘馅老满’,你们今天得在这儿吃了饭再走!”我们推脱再三,最后跟老人家去了“特别有名”的饺子馆;第二年,我们又去了“特别有名”的烤鸭店,在那个烤鸭店里,他告诉我们在家不可以喝饮料;第三年我们去了“特别有名”的火锅店……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无论寒冬腊月,老人家必定在电梯间相迎,如去楼下那个不过200米远的干休所餐厅,胡可老也一定要换了见客的衣服,大衣、礼帽、围巾、拐杖一样不少,还是老派人要的“礼数”和“周全”。最绝的是,每每到了电梯口,不等我们去按电梯按钮,胡可老的拐杖就已经抢在前面准确、有力地按亮了电梯按钮,动作之准确利落,绝非一日之功,配上他在轮椅上看着我们有一点点小得意的表情,简直就是行云流水、毫无瑕疵的完美。而每每吃饭到了尾声,胡可老亦会主动站起送客,让我们先走,他的理由就是,你们都在职,单位有事儿要忙,不要在这里再为打包饭菜、送我回去浪费时间。于是,每一次吃饭,不仅是他埋单,而且吃完之后我们都会在他的目光里迅速消失,之所以迅速,是因为知道老人家会一直站在你的身后,目送着你,直到你走出餐厅。

去年春节,他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我和杂志社同仁们一起到医院给他拜年,他埋怨眼瞅着春节要在医院过了,跟我说起在家过年的好处,尤其干休所还有他几个老熟人可以走动走动。正埋怨着,下面传达室有人来电话说有客人要到病房来探望他,我跟他说,你看,这样也挺好,就在医院病房等着别人来看你,“守株待兔”多好!老人家头都没抬顺手一指:嗯,我看我就是个“株”!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正放着一排猪年春节的吉祥物,一屋子人笑得前俯后仰,老人家也露出得意的笑容,很是开心。

这些年对于我来说,贴春联、买年货倒算不上过年必备的仪式了,只有去看过了胡可老,给他拜了早年,我们才会觉得一年的工作完成了,真的要到春节了。就在前几天,我还在想,又到了该去看看老人家的时候了,然而,12月4日,20年来,那个总叫我“武丹丹同志”的老同志不在了。

12月5日,我们随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代表中国剧协前去他在干休所的家中吊唁,家人拿出一封信交给陈书记,说那是胡可老去世的当天原想寄出的“关于建一座戏剧博物馆的建议”的信。他在信里说,我国已有文学馆、美术馆、电影博物馆,独缺戏剧博物馆……接过这还未及寄出的手稿,陈彦书记连连感慨:“太珍贵了!太珍贵了!老人家对戏剧事业的拳拳之心太令我们这些戏剧人感动、感佩。”

是的,胡可老留给我们的何止是这封没有寄出的信,更有他对中国戏剧事业无限的忠诚与挚爱,以及他对中国戏剧未来的殷殷期盼。

我忽然也明白了,这些年为什么每次在听到他电话里那声“武丹丹同志”时,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本能地起立、立正,仿佛是士兵听到了神圣的召唤。因为胡可老的身上确实有着一种令人景仰的力量,它引领、召唤、激励着我们这些晚学后辈,为了戏剧事业,向前,向前,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