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前身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罕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访谈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游移，“攻讦”他人或自我“抗辩”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偶有言辞闪烁也在所难免。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上。丁玲曾是共产党内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象征，自延安至北京，颠沛流离至北大荒，罹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文艺传统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使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文艺界领导者的取舍倾向显影而出——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里，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文学家，是党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陨落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一系列“运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重新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对新政权文学体制的设计，她对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她对苏联文艺及其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蚀刻在她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1]。“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是指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2]。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党”？丁玲的自我辨正、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一力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清白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更无向党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党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以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49年筹备、创办以来的部分教务资料。鲁迅文学院建院周年纪念活动曾展出部分文献，被研究者视为史料依据，然而，大多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今天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超越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肃清”了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影响？

01 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是回应此问的主要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作协党组来信，向他调查一系列问题，包括“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3]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4]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受命于高层领导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5]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6]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丁玲来办。

各种言说中，都在弱化丁玲对文研所的首创之功和辛劳付出。何以有“何以创办文研所”之问？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须知不惟中央文学研究所，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本就师法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家对苏联那所作家学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7]。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为团员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与全国文协的作家代表进行座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首次经历规格如此隆重的外交活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和作家悉数列席欢迎，纷纷讲话、撰文，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的《文艺报》便刊登了会谈的相关文章，其中，萧三的《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苏联文学体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苏联作协领导人和组织架构、官办报纸杂志、出版机关、保护作者权利局、文学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稿费制度，甚至作家“创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绍，其中自不会少了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介绍：“文学研究院——这是作家联盟办的，招收各地被发现的青年作家入院学习。从这个文学研究院出来的有不少现在很著名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阿利格兰（女诗人）、格里巴车夫（诗人，现为作家联盟党委书记）、阿热也夫……都是。”[8]其时，法捷耶夫既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又兼任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他与中方会谈中，谈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里，访苏的中国作家大多对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了访问[9]。新中国仿效苏联开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文学院，为什么选择丁玲来牵头？首先取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在文学界的地位。彼时，丁玲集诸多要职于一身，“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10]，筹备并管理一所培养新中国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具备足够的能力、威望与政治资本。

然而，由丁玲来办学，更关键原因应与她的主观愿望有关。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际声望日隆的丁玲对于苏联文艺界的组织情况是很熟悉的。丁玲曾五次访问苏联，“是访问苏联最早、访问次数最多的中国解放区作家”[11]。1948年，丁玲到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见到了苏联作协总书记、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会见时的丁玲是双重身份，既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文艺界，向苏方介绍中国共产党文艺组织工作的情况，从法捷耶夫处“取经”，了解苏联文艺界的组织形式，为新中国文艺体制搜集信息[12]，又以中国作家身份与苏方交流。极有可能在这次会谈或访苏过程中，丁玲便已经形成了建立一所中国文学院的想法。

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访问团于1949年10月18日离开中国，丁玲10月26日启程再度访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作家代表团团长的丁玲率团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此行她专程参观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13]。丁玲1949年的整个10月份，先后发表《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苏联人》，接待来访的苏联作家、前往苏联访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月里，始终在与苏联作家和文学体制“模式”打交道，可以推测，彼时的丁玲应该在不断酝酿中国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建设计划。院存档案中，最早一份筹备公文《创办文学院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4日，恰好居于法捷耶夫离开中国与丁玲赴苏之间，可以推断丁玲参观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应该就是为筹建文学院做准备。

1956年，当面对文研所是自己“独立王国”的指责时，丁玲承认自己曾向组织提出了建议：“文研所虽由我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所以才向党建议的。那时文学创作部部长是赵树理，赵树理正筹备曲艺研究会，工作重点不放在创作，副部长是田间，部内有康濯、马烽、胡丹佛、陈淼四人专门从事创作，拟议中的文研所初期计划只是创作部的扩大，党员就是这些人，又搞创作，又学习，不是一般的学习班，经过党组几次讨论，才成为研究所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14]从延安走出来的丁玲深知宗派主义、向党闹独立等罪名的严重性，在那事关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谨慎地回避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事实上，“何以创立文研所”“为什么是丁玲”之问，种种回忆、言说和讨论，正是自1950年代“丁陈反党集团”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1955—1957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协党组对丁玲展开调查和批判的导火线，便是来自文研所的一封检举信，追诘与讯问延宕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后人一次次站在丁玲的立场，去寻找丁玲不敢擅专的答案，以证丁玲之清白，抑或对那段历史展开批判。“自保”的思路在丁玲是别无选择的立场，可是，文学史研究仍然采用这样的思路，则难免错过丁玲文艺观的许多丰富内涵，更会与作为文学体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可能性失之交臂。笔者将尽可能避免这种思路的影响，从丁玲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建立一所中国作家学院的角度展开讨论。

尽管在“何以创办文研所”的动机言说中，论者将中央高层领导人与文研所的创办建立联系，但各种说法只能以口述和间接材料为证，于是，这便有了1950年代丁玲在遭批判时是否曾就文研所之事向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申诉的问题。我在院存档案里发现了一封丁玲的亲笔信，这封信比较随意地写在一份油印刻字材料《中央文学研究所给中宣部和文协党组的报告》的前几页，信的抬头是“副主席”，内容如下：

副主席：

我把文学研究所向文化部及文联的一个报告寄给你看看。很多次我都想找你谈一次，向你汇报工作，并且告诉你工作人员和研究员对你帮助我们的感谢。都因为知道你忙，怕你没有时间，没有去找你。开学的时候本来也想请你来讲话，也因为没有礼堂，只有一个能挤六七十人的小课堂。所以，只请了郭老、茅盾、周扬同志，但我心底一直是记挂着。我总觉得，我应该，而且我情感上也有这种要求，要告诉你才好，但为时间关系，把这一份报告寄给你，不另作报告了。不过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中更感到我们的年轻的是有才能的作者，的确是非常可爱的，他们都经过一般干部的培养，都没有得到特殊的文艺方面的辅导。他们聪明，努力，却基础太差，如果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也许还可继续下去，也有人能有更大的发展，但一般的都不易提高，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却做了一点急需要做的事，我个人是感到担子沉重的，却也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会妨害我的一些创作。

副主席是谁？从丁玲的饱含敬意的语气和措辞中看得出，副主席的地位高于郭沫若、茅盾，并在文研所工作中为丁玲提供了帮助。随后丁玲介绍了几位文研所第二期的优秀作家，也反映了所务繁杂、人手不足的问题。从信的内容看，此时丁玲对文研所的工作依然怀有热情和成就感，对她的学员们也很有感情。

不过在现有阶段我们总的勉励工作下去，到实在需要帮助，而文化部、文联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是会找你的。我对你有十分的信心。不过我一定不经常麻烦你，我爱惜你的时间和精力。许久没有见到你了，深深致以我对你，和小超大姐的眷念和尊敬！

直到信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才明白，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信的落款时间为4月29日，根据院存档案记录，这封信写于1953年。信的内容传递了一个信息：丁玲是可以向周恩来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的，小到文研所学员的创作情况、所务工作量，中央领导人是直接掌握来自丁玲方面的信息和说法的[15]。

02 理想与现实：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院存档案1949年到1950年四份与创办学校相关的公文[16]，可以印证丁玲所说的向党建议的过程和建议的内容。四份文件按时间顺序，最早的一份是1949年10月24日的《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内容包括创办文学院之意义、如何创办和几条具体意见，落款为油印刻字的“全国文协创作部”。对创办一所文学院的意义，这份最早的《建议书》阐释得较多，随后的几份文件关于建院意义的阐释，大多以此为本：

（一）创办文学院之意义：

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目前我们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所以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艺运动以来，除延安的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而外（经验证明他们是有成绩的），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数是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接收以来，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人才，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此外，在我党领导下，近十几年来，各地已涌现出许多青年文学工作者，有的实际生活经验较丰富，尚未写出多少好作品，有的虽已写出一些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比较低的，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文艺上比较有系统的学习。或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写作，把各种斗争史有计划的反映出来，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文学人材才能更多的更好的出现，文学上也才能有更多好的作品，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

关于意义的阐释，首先，《建议书》突出求“新”的意旨，倡议建立一所有别于“旧社会”的、不同于高等院校、培养作家和文学人才的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内在诉求保持一致，即拆倒一切旧的文艺成规，培养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其次，强调“加强修养”以期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则颇接近作家的思维方式。最后，“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写作”一条，可以联系到丁玲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据文研所内人的回忆，丁玲曾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问她在做什么，丁玲答了办作家学校的事情，毛泽东的评价是“办了个互助组嘛”。1953年丁玲向周恩来汇报文研所教学方针时也提到了“互助”：“我们在做法上就确定了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方针。类乎组织了一个生活合作社，来发挥集体互助的力量与大家的积极性。”[17]合作社、互助组，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方式，与其说丁玲与毛泽东的对话启发了文研所的办学方针，毋宁说这是丁玲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理解。

起草政府公文，重头戏在建议的具体细则。“如何创办”一项内容包括：“定名问题，或定名‘国立文学研究院’[18]，或定名‘国立鲁迅文学院’”。尽管只是“建议”，这份方案里已经设计了教学方法，倡议者的文学教育理念表达得也比较明确：

采取理论（学习研究）与实践（创作和下乡等）相结合的方法。基本上是培养作家，但如有一些年青的文学工作者，亦可培养为理论及编辑人才。文学院可分为研究班、初级班，研究生班以自学为主，自己读书、自己创作，自己互相研究问题，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这当然也要在领导之下进行，实际上也是集体主义的方法，辅助以定期请专家做报告。初级班以上课为主，学习马列主义及文学上的一般知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各种政策、文学概论、近代文学史、创作方法理论、名著研究、作家研究等。）

文学院的学习既包含“普及”也侧重“提高”，初级班尚好理解，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人才，展露出文学才能，集中起来学习政策、知识和创作技能，但是“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的研究生班则有些微妙，有上课、创作和理论研究三种计划与安排，既算是学生，又有相当的创作和研究基础。而丁玲心目中的重点，恰恰放在了作家、理论家和编辑组成的“研究班”上面。以丁玲担任主任时文研所一期一班与一期二班来看，两个班在所内都是“研究学员”“研究员”，应属于“研究班”序列。一期一班是开创后的第一个班，据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工作总结》记载：

第一期学员的水平，就可分这样五类：1.斗争历史较长，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写作水平较高，写过不少东西，其中也有较好的，在全国起过很大影响的；2.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写过一些东西，其中也有些不错的，但老突不开那个水平；3.斗争经历较短，写过几篇东西，但水平都较低；4.工农出身的学员，写过一些小东西，但文化水平低，斗争经历短；5.知识份子出身的学员，没有什么斗争经验，懂得一点理论，写的东西也很少。其中第二种类型的人最多，第五类型的人仅是个别的。这样五种类型的学员在一起学习，自然他们的要求是不会一致的，收获的大小也不会一致。一方面给领导学习上增加许多困难，另外学员也不会都学习很好，因为照顾了这一水平，就不可能同时去照顾那一水平，这一门课有的人听了很好，有的人听（了）还根本听不懂。这种情况，今（后）一定要设法避免，在招生时一定经过慎重的选择，一定要根据一个标准才行。

所内的教学人员谨慎地表达了研究员应该秉持“就高不就低”的招生标准，这就不是给工农出身的学员提供读书学习的机会这样的办学目标了。在对一期研究班进行总结时，石丁起草的文件里就谈到了“关于培养对象的问题”：“工、农作家必须培养，但作为培养对象的必须且有较丰富的生活知识与文化水平，才有培养为作家的可能，即便有些工、农同志，生活知识较多而文化水平不足，还应当首先去学习文化，然后才有条件从事创作活动”[19]。一期二班共22人，其中有19人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20]，不少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可见，文研所成立后的两个班次都是研究班，或者说是研究班和普通班的折中状态，至于《建议书》《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面向工农兵文艺青年的普通班则没有操办起来。通过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工作总结便可以看出，最早的设想实践中是有难度和矛盾的，政治上符合标准的革命工作者，原本就基础薄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达成“研究员”的水准甚至成为师资力量，大概难以实现。从1950—19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毛泽东所倡导的普及与提高包含在文艺大众化、探索民族形式的内涵中，以延安讲话精神为依据，工农兵不仅是文艺的目的对象，更是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对象，反观文研所探索的文学教育方向，事实上已经与延安讲话精神形成了距离。

《创办文学院建议书》没有署名，也没有提及具体人名。落款即为“文协创作部”，意味着是以下级单位向上级组织建议的方式操作的。以丁玲向组织“辨正”的内容看，丁玲除了口头上和中央领导人及相关领导建议之外，这份《建议书》应该就是丁玲所说的“曾向党的建议”的正式文件。另外三份院存档案，丁玲的名字已经作为“院长”“筹备委员会主任”“所长”的人选出现在文件中[21]。研读《建议书》不难发现，丁玲对文学院的教学、组织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想法，最终1950年文协创作部向全国文联党组提交的筹建文学院的两份正式文件正是以1949年《建议书》为母本而起草的。

丁玲的建议得到了全国文联的批准，《文艺报》刊登了周扬在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的要点，周扬讲到翌年全国文联将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中，就包括“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写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22]。1950年春天，以文协创作部为班底，文学院的筹备工作展开。

院存档案中关于建院的第二份材料十分重要，一份手写的《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时间为1950年3月9日，草录在有“文艺报”字样的稿纸上，文稿上有多种笔迹删改涂抹，可知《草案》势必经过了若干人手的修改；档案中还留有陈企霞于1950年3月10日致周扬的信，信内说：“周扬同志：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学研究院计划，先请你看一看。布礼。企霞三月十一日”。指的应该就是这份《草案》的最终定稿，随信附上，交与周扬。

《草案》中，将文学院初步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学制设立“研究班与普通班”两种，“研究班”的学员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甲、研究班：

1、参加成员需经过一定的思想改造，其有相当的政治实际工作经验，还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及表现，或在研究工作、实际工作（为编辑、教育、运动等上）有某些经验与成绩等。第二、有相当文学及政治修养，曾发表过创作或理论作品，政治倾向进步。第三、出身工农或从革命队伍中长大的文艺青年，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初步的写作能力及表现者，这是参加成员三种不同对象的条件。

2、研究班下，设创作室、理论研究室二室。创作室下，分小说（包括散文、戏剧）、诗歌两组，理论研究室按性质分小组为理论批评、文学史、民间文学等。

3、研究班成员可根据其条件、经验及表现分为研究员与研究生。

4、研究班不论员生、研究年限不固定，但起码一年，一年以后得根据其成绩决定其继续研究，包括研究生升为研究员，继续创作或分配下乡入厂以深入生活，并定期回来创作或分配其适当的工作。此外，在研究的任何时期都得视需要及情况派员生下乡、入伍、入厂或组织集体创作及专题研究。

5、研究班员生，除必须引进干部学习以及参加指定的重要的文艺课程学习外，一般以自学及集体研究、讨论理论问题、创作问题（名家或自己的作品）等为主。

乙、普通班

1、学生条件：一、有一定的政治意识与实际工作经验，并有初步的文学基础知识（或经验），（为学习过通讯、报告、快板诗或从事过部队、农村的编辑、记者等文学工作等）。二、高中以上程度，有起码的文学写作能力或理论研究、实际工作（教育、编辑等经验），政治倾向进步者。三、工农出身的文艺青年，有实际生活体验及起码写作能力者。

2、普通班的目的主要为研究班培养后备人员，此外，毕业后也可视需要及情况适当分配出去一些干部。不经常招生，一班毕业后再招第二班。（笔者按：这一条被横线划去。）

3、普通班修业年限为两年，第一年全部为普通必修课程，第二年分创作、理论研究二系，创作系下又可分小说、诗二组，理论研究系下亦可分理论批评、文学史、民间文学等组。

4、课程：

第一，政治课为必修课，分哲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党史等）、国家建设（即多种政策）三门，两年学完。

第二，第一学年普通课程：文艺学（文学概论，毛主席文艺讲话）、文学史（包括旧文学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俄国文学及苏联文学、西洋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名著研究、创作方法、创作实习。

第三，第二学年按创作、理论研究多种不同性质制定不同课程，作进一步专门的深入的学习，但本系得选外系一种至两种课程。

5、学习方法：上课与集体讨论并重，但必须有一定的自学时间。每学期定为二十个星期。寒暑假得组织下乡、入伍、入厂实习。

《草案》在《建议书》基础上更加清晰地区分了研究班与普通班，虽然第2条“普通班的目的主要为研究班培养后备人员”被划去，业已泄露出办学者的潜台词：普通班目的是为研究班提供后备，而研究班则为文学研究院培养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师资力量。《建议书》中，“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是丁玲对文学院的核心设想，至少，她更看重这部分的教学工作和安排。新中国百废待兴，什么样的作家、理论家能成为一所国立文学院的教育者和研究人员？研究员队伍形成后，师资问题得以解决，也支撑起国立文学院的教学架构。要想建立一所正规的教育机构，老师与学生同等重要，如果没有学院的师资和研究力量，那就只能依靠外请专家讲课，事实上，草创后的文研所就是采取这一形式办学的。对于这种方式，大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文研所学员在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时，往往对授课的“豪华”阵容十分难忘：“当时没有自己的教师，讲课人都是外请，北大的，清华的，师大的，天津南开的，一大批著名文学教授，以及散布在各文化、文艺、文学机关单位的知名学者作家，都请到了。每一堂课就是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教师水平之高，阵容之强大，差不多可说是不但空前，恐怕也将绝后了。”[23]然而，从管理和发展角度来看，当时的看法普遍认为没有自己的教师不利于开展办学，院存档案1952年6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中谈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师资问题首先被提出：

一年多来，我所还是草创时期，干部缺乏，行政、教学、党务各部门工作人员，大都由研究员兼任，缺少专人负责，特别是缺乏专任教授和对研究员进行具体帮助的干部。我们在讲课方面，差不多把在京的名教授、老作家都请遍了，但总带临时性，讲授不够系统，个别教授（杨晦）还在讲授中发生过问题。我们自己的水平也差，思想工作也做得不主动、不系统、不深刻，日常行政与党、团工作也没有做得很好，以致不能满足研究员的要求，而且，今天也还没有摸出一套较适合的教材与较系统的教学经验。

笔者观察到，1952—1955年，文研所内的工作总结中，在所务人事的问题上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检讨不足：“领导干部”“教学干部”“师资”。例如《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工作总结》提到的干部问题：

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干部问题上过去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所有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以前都是专门搞创作的，对于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起初都有些矛盾，往往不能把很大的精力集中到工作方面，因此对学员的领导多少有些影响，但是，这个时期并不长，一方面由于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待了这一矛盾；另外采取了适当的办法，即轮班制的办法解决了这一矛盾。第二，大部份领导教学的人员，都缺乏教学工作经验，有些干部过去就根本没有做过教学工作，有的干部虽做过一个时期教学工作，但像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教学工作，过去是没有经验不多的，他们一方面采取了摸索态度，同时，对这工作也有一种怕做的心理，虽然这种现象不明显，但确实是存在的，目前说，这种现象已有了好转。第三，教学干部缺乏，文学研究所过去只有很少几个教学干部，例照教学工作需要，这些人是不能完全把教学工作担付起来的。第一期学员的课程，主要还是依靠外面的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和作家们来讲授的，例如：“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的学习，就是茅盾部长参加组织的；文艺界及文艺政策的学习，就是周扬部长亲自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是由郑振铎先生讲授的，郭沫若总理就曾亲自给讲过课，此外如冯雪峰、周立波、刘白羽等作家，都曾担任过讲授工作。他们给予我们很大的关怀和帮助，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很忙的，以后不可能再花很多时间为我们服务。因此，这个情况，今后就必须要设法改善，要尽量做到，本身有较多的教学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教学问题，当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有困难的，党和政府已化了很大的力量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困难不可能一下完全解决好，只能逐步的去解决。[24]

徐刚回忆当初文研所的往事，也提出了师资问题：“而我想，当时文研所的条件不具备养这些老资格的大作家，如陈学昭、周立波等同志；工作上也没有必要养这些作家，而应该空出名额培养师资。没有条件养硬养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那样的矛盾也构成了文研所改成文讲所的一个因素。”在徐刚看来，陈学昭在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激烈地批判丁玲，便是在所内不干具体工作，又因个人原因积聚了“私愤”。[25]

手写《草案》最有意味的是对学院的“组织机构”设想：

五、组织机构：

甲、董事会：由郭沫若、陆定一、陈伯达、茅盾、周扬、乔木、丁玲、郑振铎、叶绍钧、巴金、冯雪峰、胡风、柯仲平、艾青、老舍、曹靖华、肖三等组成。

乙、顾问会：由沙可夫、赵树理、黄药眠、俞平伯、陈望道、冯至、钟敬文、沙汀、艾芜、何其芳、欧阳山、刘芝明、杨晦等组成。

丙、正院长一人（笔者按：甲、乙两条全部被划去的字迹而改为“一人”，笔者根据稿纸暴露出的笔画猜测原文是“丁玲或他人”），副院长一人或二人（笔者按：此处副院长下面的原文是“黄药眠或他人，或两院长”，被划去，此处的划痕较轻，“丁玲或他人”的划痕很重）。

丁、院长办公室设正付主任各一人，下设各科，助理院长处理日常工作。

戊、教务处：在院长领导下，计划、推动、管理全院教育学习事宜，设主任一人，下分教务科（掌握课程，设科长一人，科员三人）、组织科（掌握干部、学生材料，负责对外联络，组织干部学习，设科长一人，科员三人）、图书资料科（建设图书室，整理、保存、供给学习研究资料，设科长一人兼图书馆长，图书管理员三人，资料组长一人，组员三人）。总计教务处需干部十七人。

己、秘书处……

庚、研究班：在院长领导下，按计划进行研究、创作、实习等。设班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下面创作室、理论研究室各设室主任一人，室下面可分组，得设组长；研究人员分为研究员与研究生，有些研究员可兼教授、教员、助教等。研究班需室主任以上干部四人。

辛、普通班：在院长领导下，按计划组织学生学习。设正付班主任各二人。学生生活由学生民主管理。

壬、教授会：由各专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组成，在院长领导下研究、讨论及建议全院教学具体实施上面的事宜。

癸、由院长、办公室主任、研究班主任、普通班主任、教务处主任、秘书处主任、教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院务会议，在院长的领导下决定全院的大政方针（首先是教学方针）

此外，还可建立联系性质的教学会议，由院长办公室主任、教务处主任、各班主任及各科主任、教员、学生代表组织之。

既是筹备草案，尚未经组织上的删定或批示，所呈现的应当是丁玲与参与创作部筹备组几个人的最初设计想法，最能体现丁玲理想中的中国文学研究院的愿景，也最有理想色彩。原稿中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虽然被删去，但附在后面的组织架构图还在，可以看到，董事会处于最高领导位置，下面连接院长和副院长。考察董事会人选可以推测，丁玲和筹备组想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教育、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人物都囊括进即将成立的国立文学研究院内，组成类似“校委会”、主席团的组织机构，无论董事会的想法出于何种原因被划去，至少透露出一种意思——当时丁玲对学院的规格设定是非常高的。

在文研所又当学员又参与教学工作的王景山回忆：“后来许多研究者关心丁玲要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办成什么样子，我以为是在发展中有变化的。看来她好像不仅要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办成培养作家的基地，还准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作家和评论人员，从事创作和理论批评研究工作，形成教学、创作、研究三者互补互促的局面。”[26]其实，1949年筹备《建议书》时的丁玲已经形成了以研究班为主的办学计划。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一九五二年六月）引用了1949年周扬的报告：“周扬同志在《一九五〇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中关于艺术教育事业的指示：‘它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普通班对应教学功能，而研究班对应的是建立创作与理论研究的中心，囊括教学、创作与研究三个面向，这种设计在草创时期的文研所办学中是比较明确的，尽管普通班始终没有搞起来。

与手写版《草案》相比，另外两份油印刻字版文件的叙述更为严谨，对即将建立的文学院的规模设想也大为缩小，其中一份落款为“文联党组会”，提到“根据文化部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及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一九五〇年工作任务的决议，今年要开始筹办创办文学研究院”，文件中创办理由与《建议书》基本内容和行文措辞一致，增加了确定院名为“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以及“提议由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等七人组成筹备处，由丁玲负责，开始进行筹建工作”和院舍、经费等细节内容。另外一份材料是1950年4月24日，由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报“文化部沈部长，周、丁副部长”的文件，行文措辞明显是在落款“文联党组会”文件的基础上增补的，内容也提到了由丁玲等七人组成筹备处展开工作。

四份文件的出现过程应该是，1949年年底丁玲向文联党组提交了建议书，建议被采纳并纳入了全国文联“1950年的工作计划”之中，才有了向文化部申请共同领导与筹建新文学院的举措，文联党组将筹建工作交由丁玲来做，1950年7月18日文化部批复《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草案》，批发“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长戳一枚，筹备工作正式展开。这些文件也佐证了丁玲自我“辨正”时“要办文研所是我向党的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说法。然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建班底是丁玲领导下的文协创作部，作为主任，所内干部是她出面选调，招选学员及选择合适学员留所参与管理，这些都与丁玲无法彻底剥离开。原本是主任职责所在，但一旦被指控搞“独立王国”，丁玲很难自辩成功，她也仅能无力地反驳：“历来不要党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这个‘独立王国’，不但党的原则进不去，革命的空气也进不去。我的说明：无事实根据，请总支书记提出确凿的证据。”而组织获取证据的方式就是大会发言、揭发、批判，于是，才有了1950—197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

王增如是丁玲晚年最后一任秘书，她与李向东两位丁玲研究者对传主的叙述与前后几部论著的立场基本一致，大多围绕着丁玲是作家、并不愿过多参与行政事务的意思，丁玲的自我认识及描述便是这样的：“我思想里，认为我不是不适宜办学校的，又怕做行政工作”，“工作责任减轻了，可以专门创作了，并没有撕污烂之意”[27]。我们不能判定这些话仅是丁玲为求自保的托词，但是纵观丁玲的一生，无论延安前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归来者”丁玲，始终不曾过着书斋写作的“纯粹”作家生活，与革命相向而行的丁玲深刻地体认到，文学是党的文艺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1949年至1953年，她的确饱含热情地投入到建立一所培养年轻作家学校的工作中。但是，“作家”这一职业的特点——沉浸于个人世界的闲暇与余裕，不自觉地竞逐文学成就，使得她有热情便工作，遇阻力就想撒手，她心中一定有厌烦庶务缠身的想法。而丁玲在心目中为新中国设想了如此高规格、前所未有的一所作家学校，这项工作绝非轻易能实现的，作为建议者、首任所长，同时兼任其他重要职务、健康情况出现问题的丁玲，既想做事情，又想写作，这种状态下难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1953年，丁玲向组织要求不再担任文研所主任一职时，文研所仍处于草创关键时期，几年来积累、暴露出的所务问题，如干部、教学体系、发展方向仍然没有得以解决，前景尚不清晰。1955—1957年所内人员检举丁玲的“种子”，可能在文研所建议、筹备和草创之初便已然埋下。

03 规模问题：“院”还是“所”？

是要建文学院还是文学所？“规模问题”始终笼罩在文学院的各种讲述中。丁玲不断否定想要扩大规模的想法，针对她的批判却认为，1953年中宣部决定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丁玲对此极为不满，对党闹情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1952年，中央宣传部鉴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学人员，建议停办一个时期，在停办期间，一面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一面仍可做广泛辅导青年作者的工作。当时丁玲同志身为中宣部文艺处长，不但不执行这个建议，反而布置陈企霞等出来反对，并且大吵大闹，说是党不承认他们的成绩。事后，又在‘文学研究所’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28]

丁玲的辨正是：“有人说我因为听说乔木同志要取消‘文研所’，我就召开会议反对，陈企霞就大吵大闹。我第一次是听田间、康濯告诉我说乔木同志有这个意思，还没有决定。我到北京后荃麟（党组书记）也告诉我乔木同志有这个意思，未决定。但他个人倾向不取消。我当时就告诉他，康濯、田间等都有这个意见，如既是还没有决定，那么是不是可以谈谈。荃麟同意召开党组会议，他说到我家里去开。开会时他没有来，默涵来了，说他（荃麟）身体不好，会议可由冯雪峰主持。我还说最好还是等他来。这次会议也许不应开，但决不是我召集的，是荃麟召集的，我也只是说了我的意见，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至于接下来陈企霞同雪峰吵了起来，同我是毫不相干的。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我就毫无异议，遵照执行。阻挠了什么抗拒了什么呢？”[29]

手写《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设想的草创阶段的学院规模并没有多庞大，仅仅是两种作家班的类型，加在一起，第一期不过计划招生50人。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也搞过文艺教育，在延安办过鲁迅艺术学院，在抗日战争时局如此紧张的年代，鲁艺尚且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又增设文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再来筹建作家学院，作为筹建者的丁玲未必满足于草创阶段而不求扩展。丁玲所说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是实话，无论《建议书》还是《草案》，要筹建的学校规模算不上大，但自辩也隐藏了她为学院设计的规格、规模与远景，丁玲心目中的学院，远不是后来文研所或文讲所达成的规模，至少绝不仅仅是“给解放区的作家一个学习读书机会”的教学机构。邢小群提到，80年代归来的丁玲曾多次与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说到“所”还是“院”的话题，言下颇有怅惘意。“叫‘所’还是叫‘院’，不是丁玲所能决定的。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申办的是‘国立文学研究院’，等批下来时，名称定为‘中央文学研究所’。梁斌说：1953年‘田间要改成文学院，……胡乔木不同意，他说叫讲习所吧，毛主席在广州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了性质就变了’。将‘所’赋予一些革命传统的意味，恐怕只是个托词，而规模、形式与组织人选才是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30]1955年9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后，党组就指示文学讲习所总结检查过去的工作，把文学讲习所改为短期培训班。规模问题之所以在文研所、文讲所的讲述和研究中十分醒目却又众说纷纭、云山雾绕，究其根源，还在丁玲的“反党集团”问题上，针对丁玲的批判逻辑包含着某种暗示：学校规模设计得越大，意味着主张者的野心越大，越能证明当组织上决定缩小规模时，其抵触、“反抗”的情绪越激烈。

上文提到的四份文件中，自1949年的《建议书》、手写版《草案》到1950年4月24日全国文联给文化部“沈部长，周、丁副部长”的公函里，提到的都是“国立文学研究院”“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而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康濯同志的回函中，对即将诞生的机构已经称为“文学研究所”[31]，丁玲向周恩来汇报书信中说的是“郭老给确定了机构的名称”[32]，相信在4月24日至6月26日之间，“院”被驳回而后改称“所”，而全国文联（或丁玲和筹备人员）应该是没有同意，甚至还曾有过一番交涉。院存档案里，笔者看到6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厅给全国文联发过一份公函，内容是“兹接文委会五月卅一日（50）文委秘字第五六四号批复称：‘鲁迅学园’名称嫌含混，仍用‘文学研究所’较妥。特此转知”。“鲁迅学园”这一名称的确有些旨意含混，据此推断，当时文联对学校名称改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应是不同意的，既然不能叫“文学研究院”，大概仍然想保留“鲁迅”的名字作为旗帜。7月初，筹委会还是接受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名，拟定了筹办计划草案，由中央文化部领导，由全国文联协办。“计划由各地选调六十名研究员，两年毕业。并指定专人负责组成筹备处，调集干部，建立机构，征选研究员。九月底各地研究员陆续报到，由十月开始至年底三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临时学习。十二月政务院委员会批准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筹委会宣告结束，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举行开学典礼，开始正式两年的学习计划。”[33]

从最初的计划、草案中可以看出丁玲对新学校的设想，是建一所规格极高的文学研究院，她是否有意引导文研所向文研院过渡呢？院存档案里，所务类的文件、档案保留得最多，文件的措辞无法遏制急于结束草创期、尽快补齐人手走上正轨的焦虑感：

一年多来，我所还是草创时期，干部缺乏，行政、教学、党务各部门工作人员，大都由研究员兼任，缺少专人负责，特别是缺乏专任教授和对研究员进行具体帮助的干部。我们在讲课方面，差不多把在京的名教授、老作家都请遍了，但总带临时性，讲授不够系统，个别教授（杨晦）还在讲授中发生过问题。我们自己的水平也差，思想工作也做得不主动、不系统、不深刻，日常行政与党、团工作也没有做得很好，以致不能满足研究员的要求，而且，今天也还没有摸出一套较适合的教材与较系统的教学经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研究所尚须建立其他几种组织：党组、及其他群众组织。尚须建立文学顾问委员会（聘请专家给本所研究员、研究生讲课、看稿等）。（《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及春季工作重点》）

关于人员编制、干部配备问题：

1、本股现有人数共九十四名：工作人员三十三名，研究员五十名，服务员十一名。在不招收新生以前，编制人数照旧为一百零五名（原批准人数）。招收新生后，全所最高名额为一百五十名。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拟尽最大可能精确。计划另订。

2、过去本所中下层组织（如资料室、人事科），干部太弱，影响工作太大，因此，必须调整干部。处级以上干部（如秘书处正副主任、政治教员），最好由文化部委派，处级以下干部可以由现有研究员中抽调几名。

3、估计尚有需要调出的干部若干名。（《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及春季工作重点》）

丁玲作为文研所主任，面对所内的干部问题，她不得不亲自出马，想办法找人调人。院内档案保存了一份丁玲写给安部长的亲笔信：

安部长：

有一件事情，不能不直接来麻烦你，请求你的协助与指示。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由于周总理经常的关怀，中宣部、文化部正确的领导，在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向，幸能没有发生什么错误与偏向；经过文艺整风，领导上曾一再肯定我们的方向是搞对了，注意了思想工作，学员均有一定的提高，并决定在现有基础上加以扩充、发展，以符合党与国家的需要。

但，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以来，困难是很多的，最突出的，最迫切的手上需要解决的，就是干部问题。我们虽然□□用过很大的努力，总难以解决得很好，以过去一年又八个月来说，我自己即因其他工作较多，又常因公出国，便很难做到周密的具体领导，副主任张天翼同志，常年肺病未愈，需要休养，亦不能让他多做工作，虽然他很热心，主要的工作，依靠了正副秘书长，但他们又是搞创作的，工作与创作的矛盾，实际上存在着，未能适当解决。以下秘书处主任、教务处主任则都是由来所学习的学员中动员出来暂时兼任的，正□行政科与人事科的科长，教务处的秘书，都是学员兼任的，干部缺乏的情况可想而知，至于教学人员，简直一个也没有，所有的课程，都是临时向外面请人来讲，因此这一年多，我们虽然做出一点成绩，但缺点也很多，因为困难多，没有干部，现在既以决定加以扩大，发展，暑期后新生即将入学，又一新的局面，以原有的干部配备情况，组织机构极不健全，实在难以胜任。因此前此我们曾郑重考虑，提出一批干部名单，提交文化部转报人事部，请求迅速调配，但及今仍无消息，现在，就不能不来麻烦你了。

……

我将这些情况写给你，并再附一名单给你，根据我的了解，这几个干部，完全是可以马上调来的。

一、田家：共产党员，鲁艺二期学生，原在晋绥文联工作，有创作与教学能力。现任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来我所可担任研究班主任工作。

二、袁珂、刘继祖：民主人士，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文学系讲师，思想前进，有创作及教学能力，来我所可担任教学研究工作。

三、西戎：共产党员，《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现在川西农民报工作，长久不能进行创作活动。羊路由：共产党员，《兄妹开荒》作者之一，现在川西文联音协工作，长久不能进行创作活动。

以上二同志来我所可加强创作室并可兼做一部分教学工作。

四、刘莲池：共产党员，《刘胡兰》作者之一，原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去年随出国文工团去国外工作，现已返京，尚未分配。来我所可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工作。

上述六个干部，根据各种情况，完全可调而根据我们的需要，又应该是必调的。故一再申述，务请能设法迅速调来，这样，即使我们在其它方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的。

这封信写于“中央文学研究所，草创一年又八个月”时，应该是1952年至1953年之交，信的内容关于干部人事调动，丁玲亲自出面求助的对象——安部长应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的安子文。安子文1943年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与丁玲是旧识。为了尽快扩大所内干部队伍，亲自写信给安子文，这是符合丁玲的工作方法的。

1950年到1953年丁玲任主任期间的文研所始终在谋求发展与壮大。可以回应是否要将“所”过渡至“院”的疑问的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这份文件明确提到：

本所将来拟由研究所扩充为研究院，兹将组织机构说明之后，再根据组织机构而拟出建筑计划如左：

组织机构说明：研究院由院部领导，分为教务处、秘书处、理论研究室、创作研究室、鲁迅研究室五部门工作。教务处领导研究班学习。院部、教务处、秘书处共定工作人员一百人，三研究室共定研究员二百人，研究生为二百人，除研究生不带家属外，其余三百人平均每人随带家属一人公共为三百人。合计全院人数为八百人。

文研所刚刚建立时，连同研究员学生在内，不超过一百人，五年内将其扩展为八百人，可见文研所人设想的学院规模是相当大的，而建所时“它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的构想，也能从这一方案中表现出来，教学功能归属教务处，而研究班培养的研究员和外调的研究员、创作员则进入理论研究室、创作研究室、鲁迅研究室工作。事实上，这还不是文研所的最终设想，《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中还提到了将来要像苏联文学院那样建立鲁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

图书馆：（1）要有图书刊物杂志等一百万册的藏书室；（2）四五个资料室；（3）办公室；（4）阅览室；（5）需要四五个作家研究室，如苏联文学院他们有高尔基研究室、托尔斯泰研究室等，我们将来要设鲁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6）要有两个小型临时展览纪念室，如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纪念展览室、或鲁迅、高尔基等纪念展览会之用。

这才是丁玲和草创阶段文研所人心目中一所国立文学研究院应该有的规模。假使丁玲和文研所人以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为样本的话，这类设想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正因为设想规模大，现实的操作难度可想而知。以高规格的文学研究院为愿景，哪怕是组织上对办学产生质疑，无论是停办还是缩小规模，付出心力的具体办学人也会产生情绪和反对意见：“1952年中宣部一度要停办文学研究所，最反对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34]何况丁玲。

1953年丁玲卸任文研所主任，1954年文研所改为文讲所后，吴伯萧、公木等新任所领导下的文讲所仍然在追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从发展上看，尚需进一步明确讲习所的性质：是学校性质还是研究机关？抑或是训练班？若为学校性质，是等于专科学校还是等于学院？性质确定，组织机构、领导关系、干部待遇等方能明确”[35]。尽管改为文讲所时就有缩小规模的意思，但文讲所内部依然认为：“培养教学人才是迫切的任务，希望中宣部、文化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从现在起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物色有发展前途的干部，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只有这样，三五年之后才可能有条件开办正规化的学校”[36]。可见，不只是丁玲，这些一心办学的文学家都有一股“固执”的干劲。

直到新时期的1979年4月，1950年代在文研所和文讲所工作过的徐刚、王剑清、王景山、古鉴兹、朱靖华联名给中国作协、中宣部提交的恢复办学报告，写到恢复文讲所工作的几条设想时，几位老文研所人的最后一条建议值得寻味：“建议名称不再用‘文学讲习所’，可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或‘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院’。”可见，他们仍然留存着二十多年前将这所作家学校正规化的愿望。1984年，在文学讲习所的作家学员与讲习所联名申请之下，中央宣传部同意恢复办学：

中国作协党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报来的关于将文学讲习所改建为鲁迅文学院的报告收到，我们同意你们的报告。无论是从需要或可能来看，还是从教学力量或招生对象来看，办这所鲁迅文学院是可行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

抄送：教育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自新中国成立起，丁玲和文研所人愿景中的“文学院”终于得以实现，建立一所培养新中国的文学新人、理论研究者和编辑的正规学院，以新文学的旗帜鲁迅先生为名，以文学院之“院”确定其规模和发展方向。恢复办学的鲁迅文学院部分延续了1950年代的文研所、文讲所、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教学模式，例如教学内容的组合方式，名家讲座、社会实践与自习、创作结合的方式，院内也逐步发展了教师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功能。但不得不说，直至今天的鲁迅文学院，与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人设想的“它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规模近千人的学院依然是不一样的。

04 师法苏联模式：从一份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教学计划》说起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否受到、如何受到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影响呢？王景山、徐刚以及文研所内人的回忆中，都不能确证二者的关联：“丁玲是不是曾想把文学所办成当时苏联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那样，我不清楚。但一度曾考虑派我和古鉴兹到那里去学习，她也许有过这个想法。”[37]因此，邢小群只能得出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是文研所人“心里的模式”的结论。

丁玲在1949年给党组织提交《建议书》的一个月内，基本都在与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交流，并亲自前往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考察。在我看来，这些交流和考察都是1950年筹备委员会制定建院草案时的主要参考依据。是否有材料证明二者的直接联系呢？

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关于院址建筑计划概况》“五年建筑计划补充意见”讲到，将来扩展为文学研究院的校址将按照苏联方式来建：“按原来之计划，又参考了苏联文学院、莫斯科大学的建筑等，根据我们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补充意见，供为参考。这一建筑虽是在五年计划之内做的，但我们想法，应作较长期的打算。”“研究员（创作室等的研究员，为工作干部），参考苏联学院情况，是每人房子一栋，由三间到八间，我们的意见是我们这里的研究员，是由三间到五间。大小不同的一栋一栋的房子，其中办公室应注意，研究员藏书最少者一千册，在创作写东西时，有一些游动的余地。如有小孩保姆时，不能直接通往办公室。在研究员许多栋房子间，还要有三个小型会议室。”

除去院址建设的材料外，院存档案还有重要的材料，可以证明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与中央文学研究所之间教学上的影响关系。材料为油印刻字的，中俄双语资料各存一件，俄文标题为ученныйплан[38]，中文标题为《教学计划》，理应是当时对俄文的译本，副标题标有“类别：文艺（散文、戏剧、诗、批评、儿童文学）”字样，左右上角各用小字注明这份《教学计划》的内容和来历：“批准者：苏联高等教育部长B · 斯维特洛夫，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一九五〇年月日同前，经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批准，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K · 西蒙诺夫”，以及“苏联作家协会附设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文艺工作者，学习期限五年”[39]。表格上密密匝匝地罗列着五项内容：“I教学进程图式”“II表列时间以每周计”“III教学进度计划”“选修科目”“IV实习”“V国家考试，拟毕业论文提纲，写毕业论文”。

内容III是《教学计划》的主体，共开列了33门课程科目，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类”“历史—文学类”“语言学类”“艺术史类”四类。“社会—政治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7项。“历史—文学类”对应的是中国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课程包括“人民口头文学”“俄国文学史”“俄国批评史”“苏联文学史”“苏联各民族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11项。与作家创作有关的课程归为第17项“文艺技巧”，分为讲座、课堂讨论及个人习作三种课程形式。

在同一档案盒内放置了另外一封油印刻字书信。时间为1950年10月27日，标题为“苏联高等教育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处文学艺术科科长马斯林同志一封信”，在信中，法捷耶夫表示：“按照您的要求，我给您送来：（1）本院的教学计划；（2）本院教授们在工作中所教授的课程如下：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逻辑学、俄罗斯民间口头流传诗歌的创作、俄罗斯古代文学、俄罗斯文学（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史、马列主义美学基础、外国文学史（一、二、三、四、五册）、语言学绪篇、现代俄语学、俄语文法史、俄语文学语言史、德文、法文、英文。”

法捷耶夫所说的“本院的《教学计划》”，指的应是上文提及的俄文版《教学计划》，而第二项似为应马斯林（或中方）要求展示高尔基文研院自身储备的师资力量。这两份重合的课程名称，更接近于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础课程，缺少与作家写作相关的技巧、阅读、讨论等课程，突出的是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研究性质和教学面向，也体现了高尔基文研院教学体系的“苏式”特征，即课程以政治思想教育、文学史的学习以及语言学知识的教授为主体框架，重理论与宏观知识，缺乏针对作家培养的专门课程。这一缺憾无论是当时的苏方还是中方都有所察觉，信的后半段法捷耶夫缀以解释说明：

上述各教程，都是苏联高等教育部所批准的基本教程，但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在本年春季（注：1950年），认为本院仅仅使用基本教程而没有增加反映本院专门性的教程的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不对的。所以本院秘书处决议，令所有的教授工作者，均应于本年十二月完成编制完全符合本院教育宗旨的新教程大纲，送请本院秘书处审核批准。

此外，就没有专门的创作类课程的问题，法捷耶夫也在信中表示：“目前教授们正在完成教程的初步纲要工作，并准备在最近几天就要召开的教授会议上予以讨论。”

油印刻字的材料上方的空白处，有数行署名林默涵的手书留言，抬头为“田间、石丁同志”：

特别注重的是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关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课程，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门学问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必修的基础，若果在学校里没有专注地学习，到工作岗位上去以后再学习就比较困难了。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缺乏适合他们的专门性的课程，想来现在一定有所补救了，最好能设法找到他们最近的课程表来看一下。

林默涵的话，是顺着法捷耶夫“新教程大纲”的说明而来的。文研所究竟有没有拿到高尔基文研院的“最新课程”，现有的院存档案没有给出答案。对于高尔基文研院的课程，林默涵还关注到了一点，他写道，“还有一点也可注意，就是他们很重视语言学的课程，这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必需知识”。

由俄语《教学计划》和林默涵留言的法捷耶夫信函两份材料可知，在1950年10月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期间，筹备委员会已经得到了一手的苏联官方材料，并作为教学计划制订的重要参考资料和范本。

从文研所一期教学内容来看，讲课分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专题报告、文艺学与文艺学习问题、文艺思想与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家谈创作经验报告、中国革命史、近代世界史九个专题共88课；全部一期研究员分为八个小组赴朝鲜前线、东北及京津一带工厂，河北、山西两地老区农村实习，并赴新区参加土改，全体研究员参加了“忠诚老实的临时学习”“三反”“五反”运动与文艺整风学习；毕业前提交了毕业创作与论文。生活实践方面，文研所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组织安排的，有些政治活动甚至不是事先安排，而是跟着“运动”走的。课程单元的设置，特别是政治理论、文学史、毕业论文三方面，较为明显地显示出受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影响的痕迹

文研所筹备组及所内人员究竟是否曾赴苏考察呢？邢小群根据口述采访判断，除多次赴苏的丁玲外，文研所与文讲所并没有派人去过苏联专程调研：“我在与一些当年文研所学员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都提到把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作为学习和体制的模式。徐刚说：‘公木是诗人、教育家、实干家。他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文学讲习（这时文研所已改称文学讲习所）只有发展为文学院才有前途；作家协会不能领导正规的大学；要与文化部教育司联系，将文讲所纳入正规学院的轨道。吴伯箫和公木长期搞教育事业，都想把文讲所这一教育事业办好，便共同到文化部去联系。文讲所与文化部联系也是正当的途径。经过交涉，教育司同意吴伯箫、公木的意见，而且给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让他们派人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吴伯箫叫我去留学，我不愿意去。我没有一点外文基础，勉强出国留学，会结出个什么果子？有一名教师和所部秘书要求去，经审查，没合格。那时要求历史、主要社会关系、政治思想都清白纯正，这事也就搁下了……’”[40]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并没有受访者对邢小群提及赴苏往事，相关材料无从得见，研究者只能暂作权宜之计，将文研所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关联描述为“心里的影响”。

笔者在院存档案中找到了另外一份关于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材料，题为《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情况》，作者康濯。康濯是最早的文研所筹备小组成员，1950年4月全国文联初拟的七人组成筹备处的一员，后筹备处扩展为12人，康濯仍是文研所的重要成员。1951年1月，文化部批准田间任文研所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而在1951年时，康濯正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报告的最后，还附有康濯的说明：

这个材料是根据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在苏联访问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时，该院院长法捷耶夫和副院长谢留金等同志的谈话，整理出来的。所谈情况均系一九五一年的情况。有些问题也许由于翻译及我当时的笔迹有毛病，可能有遗漏甚至错误之处。特说明。这个材料只供所内同志参考。

康濯的这番说明，依照报告的落款时间在1953年5月，可推断，最晚至1951年冬天，康濯作为文研所的教学人员，就已经前往苏联并考察高尔基文研院，与院长法捷耶夫、副院长谢留金等苏方人士会面。笔者曾看过徐光耀为鲁迅文学院提供的几张1951年11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时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中有胡可、柳青、马加、瞿独伊（记者、翻译）、魏巍、孙犁、陈登科、徐光耀、冯雪峰、康濯、陈企霞、田林、陈荒煤、李季、王愿坚。其中，柳青、陈登科、徐光耀、康濯、陈企霞或为研究员，或为所内人员，都与文研所有关。康濯此行的重要任务应该是考察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他记录的调研情况颇为翔实细致，包括几方面：

（一）“历史情况”。介绍了高尔基文研院成立的始末和文研院的学制时长。文研院建于1932年，为纪念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而创办。初期条件困难，学制为两年，后陆续改为三年、四年，1951年时已经延长至五年。

（二）“目前招收新生的情况”。介绍了高尔基文研院招生条件、推荐方式、考试方式。学生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条件、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和在国内主要刊物上发表作品等条件，“不公开招生，每年由苏联作家协会布置招生工作以后，各共和国及各州作家协会就负责挑选保送”。“被培养者必须首先具有相当充分的条件，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行。研究院的培养工作，只不过在学生原有基础上，给以一段必要的、系统的帮助，使条件更充分更完备而已。正因为这样严格，所以创办以来得以培养许多很优秀的作家，如西蒙诺夫、阿扎耶夫、巴巴耶夫斯基、米哈尔可夫、恰可夫斯基、聂达果洛夫等。”

（三）“五年的课程”和高尔基文学院八个教研室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课程：（1）马列主义；（2）文学史和文学理论；（3）语言、技巧等技术课；（4）艺术修养课程。此外，作品研究，听取讨论名作家的创作经验与学生的创作实习，是学院里的提倡生活，当然更是重要的。”课程安排时间上“政治和业务是一比三”。

（四）“学生学习、创作、生活情况”以及学生毕业后的情况。“一部分从事专业创作，较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文学机关里担任工作。”“二十年来学院里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朝鲜、蒙古都有，东南欧各国也都有。中国则只有过一个函授生。”

（五）“组织机构”。[41]“学院设有函授部，有专人负责，另行招生。手续、条件和一般学生相同，只是年龄不限。考上后发给学生学习计划、课程表、教学提纲等，均与正式学生一样。”

尽管材料提供的是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情况介绍，康濯作为记录人和考察者，他写下的内容应该是文研所想要了解和需要的信息。行文与措辞中，康濯对考察对象的向往、尊其为范的态度不难辨析。文研所创办初期的作家班学时即为两年，其后除去与高校合办作家班学制为三年之外，学制最长不超过两年。在推荐制基础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采用的是择优录取，即先有文学体制确定其作家身份、创作资质，不仅中央文学研究所，直到鲁迅文学院也依然在沿用这一方式，甚至苏联学院函授教学也曾被鲁迅文学院采用过。课程上强调政治课、文学理论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课程的教学模式，不仅文研所、文讲所乃至鲁迅文学院也依然以这种教学设计方式为本。徐刚是否知晓康濯赴苏考察、有否见过院存档案中康濯的说明，如今已然无从考证，但是，多年后他在与邢小群的访谈中只字未提康濯赴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考察的往事，则很可能源于康濯在丁玲事件中的作为，让他在文研所的位置逐渐模糊暧昧起来。

康濯1953年提供的这份赴苏材料，印证了徐刚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学讲习所后，根据苏联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的事。在院存档案里，笔者发现了与1950年俄文、中文版形式一样的一份中文《教学计划》，右上角标明“学校：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培养目标：文艺创作干部，修业年限：二年”。课程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类，文学—理论类，语法修辞—语法讲解改正课，关于当年工农业情况、政策及军事、科学、艺术各部门等的专题报告，假期作业（创作与论文），毕业论文六个方面。既然名称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份教学计划的制订时间应是1953年11月正式更名之后，吴伯箫与公木上任后重整所务的举措。按徐刚的回忆，吴伯箫和公木比丁玲更擅长办学，是实干家。看这份《教学计划》可知，他们仍然想把讲习所办成一个师法高尔基文研院的正规的教学机构。但此时，缩小规模的文讲所的氛围与前几年已经不同，不仅编制规模缩小为行政处、教务处、教学研究组，所招学生也放弃了“研究班”的高标准，变为“普通班”：“第二期的成员多数也是从少年时便投入抗日洪流中，或是因为穷上不起学，利用这两年满足渴望读书的要求，这也是大好的事情。”[42]1955年，针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政治斗争逐步展开，文讲所不仅不可能沿着苏联模式发展下去，还在1957年关门停办。

05 结语：试验与试错

无论是丁玲、田间、康濯还是公木、徐刚，1950年代党的文艺工作者们都和“迷信苏联”的周扬一样，曾经在心目中绘制了一幅中国的文学研究院的蓝图，它既是正规的教学中心，更是理论研究、文艺创作中心，既培养作家，又培养文艺干部、研究人员，甚至也可以接待“友邦作家”的文艺外交平台。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草创阶段的文研所是否是新中国需要的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模式呢？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甚至带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革命家，他对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图景是马克思主义的，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倡导与政治诉求相匹配的文艺形式，并借由文艺向全体中国人民传达、塑造政治理想图景。丁玲既然能与周恩来通信，随时向他汇报文研所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状态，遇到困难还能直接在周恩来处求得帮助，毛泽东对丁玲和文研所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如今看来，这种模仿苏联、培养一批研究员的精英主义方式，很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式，或者说，它不符合党在新中国成立时倡导的文艺发展方向。如果这是丁玲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精神的理解，只能说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在文研所的草创时期，当一份理想愿景在前方召唤着人们时，现实境遇和理想愿景之间的矛盾、龃龉和困境，也在无形中给文研所内人员制造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压力与焦虑。草创期暴露出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调整，便以一种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方式终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丁玲的身上，她无疑是一位个性张扬、才华横溢、经历过革命战火的作家，她的理想、热情和对行政工作的倦怠，使得她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作家学校的创办者的诸多优势，在具体工作中又极可能转为劣势。仅举一个徐刚回忆的细节来看：

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插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诗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相连，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我在总结经验时用正面的语言写道：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部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据徐刚回忆推测，草创时期的文研所，知识分子们随意性的言论和工作作风是发生过的。如果仅把这类情况视为教师们个人的意气之争，则无疑忽略了徐刚所说的“教学中的问题涉及到原则”的严重性。作为文讲所时期教务处负责人的徐刚在与邢小群对话中提到的观点，与笔者在院存档案中看到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务处撰写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二期教学工作初步总结》一致：

五年来，我所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而且有些问题，是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由于所的领导干部没有及时地采取有力的措施，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拖愈深，愈来愈严重。这种情况与我所的领导力量薄弱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本来人力较多，可是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没有把教学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对于教学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按照党的原则加以解决。……

我所的某些领导干部不热心，也不重视教学工作，没有把主要力量集中地放到教学工作上，也没有有计划地去培养教学干部；而是更多地侧重于自己的创作，使自身的工作与创作长期存在着矛盾；因此，至多只用半条心来考虑教学问题，缺乏长远打算，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情绪；因此，许多工作没有得到周密的考虑与计划，有些问题甚至没有很好过问；即使处理问题，也常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怕矛盾尖锐化，不敢把重大问题经常摆到桌面上，用党的方式来解决。教研室的干部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尤其严重。如何把教学工作做好，如何切实地帮助学员提高一步，原是教研室的主要任务，应当以全部力量与时间来做这工作，但是教研室大部分干部缺乏这种认识，只把教学岗位作为进行创作的立脚点，把教学工作放到次要的地位，反而把自己的写作放到主要的地位上。本来进行业余创作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但必须在不妨碍主要工作的情况下，在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可是在我们所里，有些人把这种位置颠倒过来，结果，这些同志不仅不能按照规定完成他所应完成的教学任务，有些人甚至竟连起码的劳动纪律也不遵守。情况既然这样，教学方针怎么能够贯彻？教学质量怎么能得到保证？教学辅导工作那里还有人去做呢？

据文研所二期（二期入学时还没有改名，结业时则改为文讲所）结业的时间判断，这次工作总结应该在1955年春。此时，作协党组对丁玲的批判还没有完全拿到桌面上展开，就这份文讲所内部总结的内容与措辞来看，还是从工作实际出发的，还在就事论事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被视为管理不善的原因之一。丁玲1953年给周恩来的信中也谈到了“主要负责人又都是搞创作的，如我、张天翼（并且有病）、田间、康濯，因此教务工作、行政工作都使我们很吃力”。主持文研所工作期间，丁玲的事务十分繁忙，还有数月在大连养病、外出考察，的确在所务上既“吃力”又有疏忽。“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没有把教学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对于教学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按照党的原则加以解决”，即使不必非要落实在丁玲的头上，说的也是文研所时期所内滋生了矛盾，养成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风气。

特殊的历史情境及具体人的意愿、选择、行动，共同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社会主义文学教育探索的结局。如今看来，彼时的情境中，文研所是一次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方向与实践的试错，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今天的鲁迅文学院而言，它无疑是一次充满理想与奉献精神的试验。

注释：

[1] [2] [1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第497、498、458页。

[3] 笔者按：原文有误，应为1950年。

[4]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长城》2000年第1期。

[5] 毛宪文、贺朗：《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1月。

[6] 马烽：《京华七载》，《马烽文集·散文杂感》第七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7] 据邢小群的研究：1949年筹备“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会，都是由茅盾主持。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茅盾就谈道：“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有时个人解答觉得很难中肯，文协应该对青年尽量帮助和提高。”郑振铎也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艺研究院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那里毕业的。”见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8] 萧三：《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文艺报》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

[9] 《文艺报》1950年12月出版的第三卷第四期，便登有一篇刘白羽访问高尔基文研院的文章：“文学院是一九三三年，由高尔基倡议创办，属于作家协会所领导。创办的动机，并不是由于单纯培养作家的观点，而是高尔基鉴于工人群众当中有很多人欢喜文学，高尔基看到在劳动人民中含有丰富的创作天才与智慧，所以这个学校当时是一所工人文化夜校，是个补习性质的学校。但后来，由于苏维埃社会的成长和成熟，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文学艺术的要求逐渐普遍……而逐渐变成为一所正规学校。……学院学习课程，除了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之外，学习中的重点最主要的部分是文学史、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苏联文学、文学理论、诗、小说、儿童文学以及各民族文学史，各民主国家文学史。”

[10] 李向东、王增如：“党中央委以重任，两三年间，丁玲可谓‘官运亨通’，头衔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1950年春，任全国文协常任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文协党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党组书记。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春天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11月参加全国整风运动。”见《丁陈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 胡风在1948年日记中记载了丁玲跟他提到的法捷耶夫谈话，见《胡风全集·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3] 李向东、王增如编：《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14] [27] [29] 丁玲：《重大问题的辩正》，见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49页。

[15] 这也佐证了时任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所说的：“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的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16] 在鲁迅文学院建院50、60周年庆祝活动上，这四份文件的扫描件已经展出，成为重要的引证材料。

[17] 引自院存档案《我把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向你作一汇报》（题目为整理者添加）。

[18] 档案原文在“文学”和“院”之间插入了手写“研究？”的字样，可以猜测，是否叫“研究院”，草拟者有一份犹豫和斟酌值得注意，特此标注。

[19] 引自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两年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20] 引自院存档案《1952年教学工作汇报》。

[21] 院存档案里两份1950年的建院筹备文件，都提到了拟任命丁玲担任文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一职。

[22]《文艺报》1949年第一卷第十期。

[23] [26] [37] 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24] 引自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工作总结》。

[25] [42] 徐刚、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山西文学》2000年第8期。

[28]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30] [34] [40] 邢小群：《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8、30页。

[31] 见院存档案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回函。

[32] 丁玲：“直到1950年，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才正式作出了创办文学研究所的决定，并于五月间分配我主持筹备工作。由于党与各方面的关心，筹备相当顺利。总理批了房子，郭老给确定了机构的名称，乔木同志、周扬同志帮助考虑了方针、做法及干部问题。”见院存档案《我把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向你作一汇报》，题目为档案整理者添加，原文没有标题。

[33] 见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以来的简况》（原文没有题目，为笔者所加）。

[35] [36] 见院存档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情况汇报（一九五三年九月——一九五四年三月）》。

[38] 据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的中国政法大学王噶副教授翻译并告知我，这个俄语词中文意为“教学计划”，他为我翻译了若干俄语词汇，帮助我理解了这份材料中的一些问题。

[39] 档案原件为表格形式，以上两组分布在表格的左、右上角。

[41] 引号内均为鲁迅文学院保留档案中康濯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