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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了工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8月10日17:46 作者:黄红丽
   2月17日凌晨1点多,华师大人文学院的几位老师终于完成了必修课教材的最后审读工作。陈少华老师意犹未尽地对我说:“黄红丽,教材做完后,我建议你写篇文章——题目就叫“爱上了工作。”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陈老师布置的这篇课外作业。
   从2003年2月开始启动高中语文教材的立项,至今已整整一年,我们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作为责任编辑,我和邱方一年来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高中语文的立项送审上。所以,当2月18日清晨6点多我们完成所有的工作,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6本书装箱运往北京时,我才如释重负。不管结果如何,我都问心无愧。何况,在此过程中,我从教材编写组老师的身上,从各位省内外专家学者的身上,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也是充实而幸福的。这一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下面所记载的只是吉光片羽。

   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
   另一位诗人说:“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一个梦------”
   这是我最喜欢的关于梦想的阐述。
   我喜欢为梦想而工作。
   去年4月的某一天,高中语文编写组的老师们为了编一套好的教材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造梦工程。也许,那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清晰地理解这一事情的意义。也许这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了,并有了期待收获的基础。
   编写的过程是紧张而艰苦的,老师们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教研任务,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做着这项好像望不到边的工作,好多人开玩笑说 自己“上了贼船”。无数次的讨论,无数次的推倒重来——一稿又一稿,每一次都有新的提升,样书真的是“越看越美丽”了。
   经过立项的磨合阶段,到教材送审的过程时,大家都公认语文组里三方(指华师大、出版集团和省教厅)合作是最和谐的。我和邱方私下里也承认,尽管整个过程很艰苦,但还是很开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精诚合作彼此体谅,另一方面也由于语文组幽默活跃的氛围。记得很多的“典故”是诞生于餐桌上的。经典的有:陈妙云老师与崔大江老师的“炖稻草官司”,陈建森老师的“红豆故事”,等等。至今想起仍然令人忍俊不禁。玩命地工作,快乐地工作,这是语文组的一大特色。
   
   陈佳民主编和他的28个编写文件
   
   我们高中语文编写组有两位主编——陈佳民老师和柯汉琳老师,他们都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十年前,我在课堂上亲聆教诲,获益良多。十年后的今天,我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他们言传身教,使我不仅在学识上得到教益,在做人做事等方面都有诸多的收获。因为陈老师主管必修课教材,所以我与陈老师的联系更多一些。 
   陈老师65岁了,但心理年龄起码要减去20岁,我们常常叹服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周密的布置。每过一段时间,陈老师都会把编写组的讨论结果或专家的意见整理成文件,用e-mail的形式发给大家,去年8月份以来,他发出了28个编写文件(立项时的文件已被我删除,无从统计),这两天,我重新点击这些文件,不由感慨万千。我无意中知道陈老师立项时几乎每天都在电脑前度过十来小时,最长是连续16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工作,这种工作量即使年轻人都很难承受。2月17日上午,我连续打了七八个电话催陈老师的送审报告,直到10:30陈老师才接了电话,他只是淡淡地告诉我昨夜搞了一个通宵,直到几分钟前才把送审报告改定稿发给我。那一瞬间,我真有点内疚。但我也知道,即使我不催稿,陈老师还是会这么做的。
   陈老师对编写组的成员实行的是“赏识教育”。他说要通过编写教材培养专家,别的人不好说,他至少把邱方培养成“注释专家”。因为邱方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一个非常到位的注释体例规范,因此无论作者还是编辑,一问注释体例,我们必定让他(她)去问“邱专家”。有一回,他说将来教材一旦通过,说起注释大家会想起邱方,说起活动大家会想起谭健文冯善亮------我接过话说:“喝到鸡汤,大家会想起黄红丽。”(我是编写组的“管家婆”,专管点菜和买红酒之类“含文量”最低的活)陈老师听了不以为然:“你那鸡汤没有版权!”每次编写组出去改稿,我都要和服务员有诸多的交涉,等到有一天,我被我们语文组的“小妙”老师戏称为“黄熙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对陈老师说:“都是您逼的,我本来是很温柔敦厚的,给你逼成个凶巴巴的管家婆!”陈老师笑而不答。后来他分配我做“插图专家”,我也勉为其难做了一个文件,但却从来没有人来咨询过我,也许是大家都领会了吧。
   陈老师是认真的,也是幽默的。他对美编范霓讲栏目的设计要像倪萍报幕一样闪亮登场;我一给他夹菜,他就评点我这是“农村干部作风”------陈老师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他本来是胸有成竹,却非要大家各抒己见。刘晟老师形象地称之为“引蛇出洞”。大家都熟知陈老师的工作方法,因此都会充当“滚雷英雄”(指率先提意见者——陈少华老师语)。我也是属于这种勇于“抛砖头”的人,而且因为阐述问题时比较理直气壮,因此常被陈老师讥讽。但不管如何,语文组的讨论常常是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富于成效的,这也可以证明陈老师的“民主集中制”的胜利。
   陈建伟老师在广州后花园的总结会上说:“我们语文必修课的队伍很奇怪,是一个老头带着一群中青年博士教授在跑,有时候,我们发现还跟不上那老头------”陈佳民老师就是那个可敬可爱的老头。
   
   把春节过成劳动节
   
   大年三十下午,我给陈佳民老师打电话,听他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陈老师说:“黄红丽,你春节不用过了。”我回答说:“怎么不过?只不过是把春节过成了劳动节。”的确如此,对于教育社的领导、编辑及排版校对人员来说,猴年春节是在超负荷的劳动中度过的。
   正月初一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初二回单位给省内各专家寄送样书征求意见,在大楼里我发现曾总、杨向群、陈国梁等同事已在与各科作者热线联系(听说卢社长与黎国泰等人初一也不放假)。初五我们语文组集中修改第四稿。至此,整个教育社已进入“临战状态”——我们见到的是教育社13、14楼的灯火经常彻夜不眠,见到教育社的同事匆匆奔波于出版社与同文排版公司之间,我经常在环市路的天桥上遇到迎面而来的同事,看到他们疲倦而焦灼的表情。有一天,大约是凌晨两三点吧,当我从排版公司回到大楼,楼下的保安以无限同情的目光看着我:“18日以后就好了。”连保安也被我们感动了。那些日子里,教育社的编辑们无论在体力还是脑力都处于挑战极限的状态中,有些人甚至已经严重透支。大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些人是几天几夜没回家,通宵加班成了家常便饭。那些日子里,教育社的编辑不是两眼无神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大家说话都提高八度,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连脾气最好的黎国泰和王茂协都很我吵起来,使我真正理解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这句话产生的语境。如今,“立项后遗症”依然困扰着编辑们。邱方和刘小玲依然在梦里改错,杨向群梦见张伯伯追问她语文能不能过------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集团和社里出台一些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政策,保证编辑的身心健康,保证大家的可持续发展——毕竟教材建设之路还长,毕竟人是最可宝贵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在“总攻阶段”加盟我们语文组的几位编辑:罗志梅、钟丽君、姚沙沙、毛迳遒和陶己,她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保证了我们任务的顺利完成。
   最后,祝我们梦想成真,祝我省的教材建设一路春暖花开,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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