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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2月13日15:17 来源:新浪 吴岩博客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当代中国新科幻中涉及的几个人文问题:“民族寓言”的书写、技术主义的“太空政治学”构想及其与“价值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对“技术时代”的暗影的揭示和对之的“迷宫”式表达,以及对生命本质和科学与政治哲学关系的沉思。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是科幻写作中永恒的问题,中国新科幻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人文营养的汲取及进一步的思考则尚可加强。

  关键词:中国  新科幻  人文议题

  近两年来,中国的新科幻小说越来越超出科幻迷的小圈子,而进入到严肃的文学阅读与研究者的视野。[1][1]其中的原因,与中国科幻本身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有关系,而从传统文学和人文学的视野看,则会注意到,中国新科幻本身大幅度地涉及到一些永恒的也非常前沿的人文学议题,同时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的探索和实验。自从玛丽·雪莱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科幻小说中几乎成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科学的人文后果,在科幻小说的第一代大师,譬如H.G。威尔斯那里,也已经出现了范围广泛和让人难忘的表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和电影里(譬如小说领域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宰场》、电影领域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与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潜行者》等),科幻越来越讨论一些尖端而深入的人类境遇的问题,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严肃艺术和实验文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科幻出现了哪些新因素?涉及到哪些人文学议题?对其思考与表现又达到了何种深度?有无明显的缺陷与可再进一步的余地?凡此种种,都是摆在评论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将择取在中国富于盛名的三位科幻作家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的几部作品,尝试对此进行分析。[1][2]

  一、民族寓言的叙述

  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一个貌似不那么富有新意的地方开始,那就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论题似乎不太富有吸引力,却可以给我们的讨论一个冷静和具有重量的压舱物,对于讨论经常会想入非非、飞到太空乃至异度空间的科幻小说来说,这种冷静和具有重量感的现实态度可能尤其必要。

  一个新来的观察者阅读中国新科幻小说,可能会有些吃惊地立刻注意到中国新科幻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关系,以至于很多新科幻小说,几乎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或富于“现实主义”素质的,尽管其中当然不缺乏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假定性的设置和情境。“现实主义”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对于实际发生的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批判和反省,中国新科幻被引入严肃文学界时,最初就是这样被推介的。[1][3]这当然出于策略的考虑,却也不乏文本的支撑,事实上,中国新科幻中确实有不少具有历史和现实反思与批判色彩的作品。例如,王晋康的《蚁生》,想象在“文革”的背景下,一个痛恨人类的自私和堕落的“知青”,用从蚂蚁身上提取出的一种激素,喷洒到人身上以产生一个蚂蚁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为“反乌托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本,其与实际发生过的中国历史的互文性作用,更使得这部作品可以很容易被当作历史寓言来读解。与《蚁生》的历史反思相比,韩松的《我的祖国不做梦》,则直接可以看作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特定方面的寓言——在这部令人惊悚的小说中,经常感到疲乏和精力不振的主人公,有一天突然发现一种怪异的现实,在新技术(药品和微波发射)的控制下,整个国家都在夜晚放弃了睡眠,为了某个目的在梦游状态下不倦地工作。[1][4]全国人民都被操纵着放弃了“梦想”的权利,而只有在“梦游”状态“工作”的权利,小说中的某位要人对维护“做梦的权利”的主人公说:“可是,世界上很快就不会有你说的那种地方了。……全世界都要推广梦游,但却有更宏大的目标,不单单是考虑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了。”

  熟悉当代西方文论的读者可以立刻从此类写作联想到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关于“民族寓言”的论述。[1][5]詹明信曾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可以作为“民族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6],这种解读用在解读中国新科幻中那些具有历史和现实寓言色彩的作品特别合适。在这类文学中,个人的权利、欲望和生存状态,与整个国家主导性的思想和观念息息相关,以致其间似乎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在政治与诗学、欲望与权力,总而言之是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然而,某种进一步的追问、界定和辨析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类文本讲述了什么样的“民族”?是何种性质的“寓言”?我想指出一个现象:在中国新科幻和其他幻想文本中,“药”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富有意味的象喻,譬如说《蚁生》中的“蚁素”,《我的祖国不做梦》中的“去困灵”和改变人脑状态的社区微波技术——后者也可以看作一种“药”,读者还可以联想到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带有一定科幻色彩的政治幻想小说《盛世》中的药品——被相关机构添加在自来水中“第N 代的MDMA”,“温和、不会上瘾、无副作用,服用后心情特好,觉得世界充满爱,想跟人拥抱,向别人倾诉心里话”,从而完全忘记历史上的悲剧事件和现实的阴暗一面,而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之中。自卢梭以后,科技发展可能导致悲剧性的人文后果,就成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反复不断讨论的主题,而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及威尔斯的《莫洛医生的岛屿》以后,对生命的控制可能产生的噩梦般的后果便成了科学幻想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而从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以来,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极端专制的政治社会的出现,则逐步形成了在20世纪人类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幻写作中的“反乌托邦”类型,中国的此类科幻写作可以说为之提供了一些中国式的范本——在此类文化脉络的梳理中,顺便也可以通过溯源的方法指出,用“药品”控制社会此一想象,早已见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药物“唆麻”,以及一系列的试管培植、制约限定(Conditioning)、催眠暗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训练法等。新科幻中“药”的想象也可以回到现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此一语境中有一系列发达的关于“药”、“病”和“医疗”的隐喻[1][7],并且,此类隐喻通常都指向精神性的缺陷以及对之的“治疗”,“病”、“药”和“医疗”的隐喻明显指涉向某种特定现代性的思想和现实改造方案。然而,“药”既可有“治疗”的作用,又可有“麻醉”、“上瘾”的作用和误用、滥用,前者如詹明信分析过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药》中暗含的隐喻,后者则如老舍小说《猫城记》中的“迷叶”,然而,相比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更多偏向于前一类隐喻,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药”的隐喻含义明显接近于后者,在具体喻指上则显然会使人联想到晚晴到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系列宏大的现代改造方案,事实上正是对中国现代化前期此类建构理性主义思想和话语的反思——如果说这仍是一种“民族寓言”的话,它们所反思的正是前一个阶段的现代化论述制造的“民族寓言”——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民族寓言”的“民族寓言”。

  对现代化前期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反思,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逐步产生(在当时不无超前性)的反思意识,在反乌托邦想象过去极不发达的中国,新科幻中的此类写作不但有着增添体式的作用,更在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互文性中有着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如果说现代化前期流行的是各种乌托邦的想象,现代化后期则必然流行各种反乌托邦的想象,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这种写作虽然在具体语境中不乏针对性和尖锐性,放在已有很长历史的世界“反乌托邦”想象的背景下,所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是中平。不过,中国新科幻中,真正具有实验性质和狂暴想象力的写作,走得远远比此更远,涉及的思想议题也要远为深入。

  二、想象一种宇宙政治学

  民族寓言的书写本身已可以说具有政治性,不过,中国新科幻中的许多政治性想象,不一定像前者那样具有现实历史所指,而更多思想实验的性质——我们应该庆幸,这种实验是在虚拟空间进行的,因为许多危机被表现得非比寻常,许多的对治方案和选择也远远超出了现今人类的道德底线。[1][8]

  我们可以先接触一个不太极端的例子——刘慈欣写于1989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2185》,初步感受这种实验和想象的性质。在一个信息技术极端发达并且使得全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串联到一个巨型信息互联网的未来社会中,过去时代“奇理斯玛”式的政治领导人在赛博空间复活,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刘慈欣在《中国2185》中,设想了一种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貌似并非不可能实现的三维信息扫描技术,在存储空间无限扩大的背景下,一个莽撞的年轻人即可潜入“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将之扫描存储为一个电脑软件,并使之在赛博空间中以思想实体的形式复活。这样复活的思想实体如何面对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并与传统道德观格格不入的新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悚然并产生无数极端想象空间的主题,刘的处理却有别出心裁之处,他把复活的毛看成一个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成熟的政治眼光的思想存在,泰然面对时代的变化[1][9],却让同时复活的另一个较为平庸的政治家因对现实变化的不满而在信息空间中发动了一场判乱:他以惊人的复制速度在信息空间自我复制,并以之创造了一个“华夏共和国”,从保守道德观的角度向现实世界宣战。由于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连接到信息空间之中,对信息空间的控制和支配所发生的暴乱,几乎使得现实世界的危机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由于此种病毒式的扩散危及全球网络,其他竞争性的国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使得整个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性情温和的未来中国的女性执行官对此几乎无法处理,最后不得不以拉断电网的极端方式使得叛乱湮没到虚拟空间之中。已被视为历史存在的思想在当下现实中复活,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这在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也可以纳入“民族寓言”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然而,这部小说有远远超出于此的地方,譬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之的依赖和愈加紧密的联系,可能导致在将来的现实生活中造成某种失控的危险乃至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问题,这也使得刘慈欣的这部写于22年前的小说即使在当下仍具有某种前瞻性的意义。

  刘慈欣在中国被称为“技术主义者”,并且是现下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那种“技术乐观主义者”(尽管在理工治国的中国并不少见)。他经常会从此种角度在传媒上发表一些在当今世界上会令人觉得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意见——譬如他从技术的角度指出环保不可能解决人类发展所导致的资源短缺问题,更有前途的解决方式是继续发展航天技术以向太空索取资源[1][10]——技术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譬如说帮助我们把人类行为领域的一些基本限制弄清楚,在此不必对之过分苛责,然而,从技术出发,最后总归会碰到一些非技术所可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涉及人文领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后者并非可以全然忽略。刘慈欣的技术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在他那些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政治想象小说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优点是技术主义的思维和风格使得框架简化、脉络清楚、焦点集中,缺点则是无论如何对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表现不够。这些优点和缺点,都集中表现在最近几年把他推到声誉巅峰和争论漩涡中的“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中。

  长达八十余万字的三卷本小说《三体》,有着非常宏伟的抱负——刘慈欣不但要想象在来自外星的威胁下人类社会几百年的变迁历程,而且要把人类的视角从太阳系引至整个宇宙,从而想象一种“宇宙政治学”(小说中称为“宇宙社会学”)。关于“宇宙政治”的想象,西方过去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论述和想象中(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但丁的《神曲》),现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已是一个日益淡化乃至近乎消失的主题;东方则主要体现在佛教经典对“他方世界”的描述和由此发展出的通俗文学的想象中(如《西游记》等),现代以来也几乎消失,基本上,一提到“政治学”和“社会学”,人们的反应都限制在现实世界已知的地球人类之中,这从想象力和思维的开阔性上看,无论如何是一种退守。人类与其他星球智能生命接触可能构成的政治关系以及宇宙性的政治原则到底会是何等,如今只能在科幻领域得以想象和推测,而刘慈欣抓住了这一主题,无论如何,这在视野和胸襟上都是值得称道的。就小说技术处理的角度来说,《三体》也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刘慈欣一直具有这样一种才能,即非常熟练地运用讲故事的艺术,一步一步把读者从很普通的人类生活领域,带入浩瀚无垠的星系和太空乃至对整个宇宙的命运的思考和关注之中——只是这一次更为精彩,其汪洋恣肆的表现近乎炫技,仅从科幻小说的角度看,无疑这是一部上佳之作。问题在科幻之外,作为小说骨架的社会科学的设定架构(“宇宙政治学”或“宇宙社会学”),太过简单,并且在展开中也充满悖论和矛盾,这使得这部小说虽不无特色和洞见,却更加清楚地显示了技术主义的矛盾和限度。

  先说特色和洞见。《三体》之中,引入了某种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政治谋略,近乎是把《三国演义》式的政治思维,引入宇宙空间的政治博弈之中,这也赋予了科幻小说这一从西方引进的文类某种中国特色。而罗辑引入宇宙中的其他可能存在的力量的打击威胁,以形成恐怖平衡,吓阻三体人对地球的入侵,此一谋略背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运用了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的“五行相克”之次——事实上,“面壁”、“破壁”的设置,近乎“保密”“解密”的思维方式,尤其涉及东方政治思维不透明的特征。而《三体》中的政治洞见,则尤其体现在小说中人类面对危机时的错误的政治选择上。刘慈欣对人类随着文明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政治性弱化一直有一种担心,在《三体III》里,他让这种弱化直接表现为一个女性形象(又是“政治不正确”),并让她做出两次错误的政治选择:第一次,她被选为接替罗辑掌握恐怖平衡的“执剑人”角色而由于内心的慈悲不能履行职责,结果此种软弱的和平主义立刻引来了战争,使得地球人类几乎陷入任人宰割的命运;第二次,她遵守太阳系联邦的法律,避免冒险,而断然中止了引力驱动的光速飞船方案,但以后的情节证明这是人类逃生和进行安全声名的唯一可行方案,这一错误选择的结果,使得整个太阳系在“黑暗森林”打击中被彻底毁灭。刘慈欣在《三体》中的描述,几乎完美地符合德国政治法学家卡尔·施米特颇富争论性同时又不断被提起的两个洞见:“政治就是划分敌友”(《政治的概念》和“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政治的神学》)[1][11]——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慈欣了解施米特的思想和学术界对之的争论,很可能他的此种思想只是得自于前一个时代的广泛流传的论述,譬如毛在前一时期广为人知的论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对于已经日益沉浸在和平与发展中而经常会忽视政治判断失误会导致严重的现实后果的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提醒。

  然而,这些谋略和判断,基本都局限在技术层面(军事技术和政治技术),其中的种种方案和推演,是“政治术”,而非“政治学”。技术层面涉及的问题是何种行为方式最为有效和最为有利,却不能解决行为的价值和目的,后者已然涉及到意义领域,意义领域的问题并不能用技术性思维来处理。对此的混淆导致《三体》中想象的宇宙范围内的文明之间的行为的唯一目的是生存,而最有价值的行为则是能获得最优生存机会的行为。这种想象主要体现在其中的“黑暗森林法则”里,它作为书中的“宇宙社会学”的基本的公理性假设,构成了全书的基础,尤其是II、III两卷情节展开时的动力。“黑暗森林法则”包括两条公理:“1.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三体II》首章)两个重要概念是“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猜疑链”的核心是星际文明之间,由于距离太远和互相提防不可能交流,从而导致陷入猜疑的循环;“技术爆炸”概念的核心,则是因对他方文明未来技术实力发展的可能性充满警惕,从而导致互相之间在生存竞争中充满敌意。在这两条公理和两个概念描述的宇宙图景中,所有的文明都处于类似“囚徒困境”的生死博弈中,因此不可能建立任何互信的关系,任何暴露身份的文明,都会立刻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黑暗森林法则”构成了小说第二卷中的“黑暗博弈”和第三卷中的“黑暗打击”的基础,如果它们不成立,整部小说的逻辑会立刻动摇,而两个公理和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动摇,则整个“黑暗森林法则”则都不能成立。事实上,中国已经有社会学领域的年轻学者撰文指出,从构建“公理”出发来建立体系,几乎是社会学“史前阶段”的思维方式,而“黑暗森林法则”中的两条公理和两个概念,从社会学上看,都不能成立[1][12]。反驳者可以说,“黑暗森林法则”涉及的实际上是政治学,更是推广到广阔宇宙空间中,不能仅仅用地球上的思维来类比,然而,这个学者的基本判断仍是站得住脚的:只要“是与人类一样有精神觉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宇宙社会学’就一定会涉及到意义问题,绝对不可能用数学来解决的”,所谓“‘宇宙社会学有清晰的数学结构’,其实只是理工科背景人士对于社会的一种幻想(不客气地说是无知),跟宇宙不宇宙倒没什么关系。”[1][13]

  “黑暗森林法则”还有许多技术上的缺陷和矛盾[1][14],不过我们暂时忽略这些细节,仅从逻辑上指出:技术性思维建构的“黑暗森林法则”,到最后也必然要接触到意义和价值问题,从而使得单纯技术思维的逻辑不能自洽。事实上,在《三体III》之中,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含混:从太阳系出走的人类,在有了宇宙性的视野之后,他们的思维第一次从宇宙性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发现,在这一整体尺度上,每个人的命运都和整个大宇宙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必须对整个宇宙的命运进行关注,在此,他们的思维已然超出了“黑暗森林法则”范围,或者说,从“黑暗森林法则”出发,也必然推出超出这一体系的结论——后者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越过仅仅关注自身生存的超越性思维。小说中的宇宙环保主义者“归零者”以及号召大家从偏安的人造小宇宙向大宇宙返还物质以促使整个宇宙开始新一轮循环的“宇宙回归运动”,其行为准则已然不是“黑暗森林法则”,而正是这一法则在整体空间中不能自洽的证明,而一旦有了关注整体的超越性思维,其可能的政治行为方式就必然会包括联合,“黑暗森林法则”就必须从另一角度进行修正——人类道德领域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等等,从整体的尺度看(即使仅仅是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也便获得了其不能抹煞的价值。

  事实上,刘慈欣的叙述在此不无含混犹疑:他让程心的慈悲和守法成了毁灭太阳系的错误的政治选择,却同时也让她成为除了早已逃离的太空舰艇外唯一幸存的两个地球人类之一,并让她逐步目睹整个宇宙的图景,也让她最终加入到“宇宙回归运动”之中——这可能也暗示了,在局部的政治危局中会成为问题的道德价值,从全局看却具有毫无疑义的意义,也注定了“黑暗森林法则”不可能是全宇宙尺度的行为准则。鉴于“黑暗森林法则”必然导致整体的毁灭,看不出与我们同等或仅仅在智力上比我们高明的其他宇宙智能生命何以不能推出这一简单的结论。而事实上,从小说最后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仅仅是宇宙堕落状态时的行为准则(从十一维的高维时空堕落到四维),犹如一个“失乐园”中的故事片段,而回归运动企图重启宇宙以重回十一维的“宇宙田园时代”,则犹如一种“复乐园”的努力——这也说明了“黑暗森林法则”可能像小说第I卷的“三体游戏”一样,仅仅是小说世界中最表面的信息,背后其实还可以、也可能暗藏了巨量信息等待发掘。而从极端技术主义的思维角度出发,最终也会推导出“宇宙命运”和“个体对于宇宙的责任”这样的超越性的问题,这再一次说明,对于像人这样的具有自由意志的智能生命来说,意义问题与生存问题至少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

  中国学者江晓原和刘兵指出,《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可以看作是对“费米悖论”的一个可能猜想,以及对科学界“人类是否应该主动寻找外星人”的争论的一个回应。[1][15]刘慈欣也解释说这仅仅是小说的“设定”,而并非宇宙政治的真相[1][16]——事实上这一真相为何,谁也不能说清楚,鉴于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外星生命存在的可靠证据,这基本上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他同时又认为这对人类的天真会是一个提醒:“我……相信外星文明是存在的,但从对人类文明负责任的角度看,我们对与外星文明的接触应该持谨慎态度。也许文明的道德准则真的是随着其科技的先进程度而上升,也许宇宙间真的有统一的尊重生命的价值观,但在这些最后被证明前,我们还是先做最坏的打算。”[1][17]这是相对稳妥、持平和公允的见解。

  不过,仅从文学角度来看,对于牵涉到意义和价值的人类行为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积累了解不够,还是给刘慈欣的写作带来了思维、想象力和深度、厚度上严重的遗憾。科学与人文的失衡,不仅在刘慈欣这里是如此,在科幻创作领域,其实是普遍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同样处理“宇宙社会学”问题,并且同样涉及“宇宙社会学”可能是比“宇宙物理学”更为基本的学科这一设想,刘慈欣的《三体》远比最初提出这一设想的波兰科幻作家莱姆的《宇宙创始新论》要为简单[1][18],也比古代宗教典籍和文学作品的想象要简单得多……对于人类精神财富尤其是人文营养的汲取,中国新科幻其实远远还可加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三体》也完全可以做心理分析式的解读,混沌、未知、黑暗、不确定的“三体世界”,乃至宇宙性的“黑暗森林图景”,既是外部宇宙的不确定和混沌的喻象,同样是人类内心潜意识的阴暗、狂暴、不确定的一面的喻象,如同小说的情节发展所指出的,这二者同样是毁灭的力量。事实上,这也暗示了走出“黑暗森林”体系,除了小说中大力渲染的生存斗争的道路外,至少同样潜藏了一条向内行进的精神觉醒的道路。从最根本的层面看,《三体》中的“黑暗森林”图景,涉及到生命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而生存与死亡,存在与虚无,是最根本的哲学和宗教问题——雅斯贝斯曾经指出,在此方面的突破,是人类“轴心时代”哲学突破的核心内容[1][19],而唯有立足于此,我们的文明才能一面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一面心胸坦荡地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单纯向外开掘的技术性的思想不足以语此,毋宁说,技术性、实用性的思维,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幽暗的一面,并且自身造成了人类生存日益深重的困境……

  三、阴影、洞穴、废墟和迷宫

  “黑暗森林图景”本身可以看作一个迷宫,《三体》可以看作是在这个迷宫中的一种摸索和寻路,而在营造迷宫方面,韩松的《地铁》走得更远,这部在形式上刻意营求的作品带有先锋文学的文本实验性质,其文学世界也从科幻文学常见的线性结构,逐步接近现代主义以降文学中常见的迷宫结构。

  《地铁》由五部于不同时间写成的中篇小说写成,却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本整体。第一部《末班》,写一个小公务员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偶然发现末班地铁上乘坐着的都是毫无知觉的乘客,突兀而至的小怪人则将之装入玻璃瓶中拖至隧道深处的幽冥之中,他在试图逃避又情不自禁探索真相的矛盾中逐步接近似真似幻的未知区域,最后自己也被装入玻璃瓶放在单位的窗台上;第二部《惊变》则描写在一列停不下来的地铁上,时间的流逝也迅速加快,车中的乘客则逐渐退化——从文明退化到更为惊悚的物种退化,爬出列车的攀岩者企图找到使列车停止的方法,却在终点悚然地发现地铁正行驶在宇宙之中,在“一个充满星星的弯曲隧道中前进哩”,他回到车厢,结果被已然退化为“长着人头的蚂蚁般的小家伙”吞噬;第三部《符号》中,一群来自地面的探险者,企图来到地下探索不断失事却又保持着神秘面貌的地铁新系统,他们在其中逐步迷失,看到很多怪异的风景,等他们再走到地面,他们熟悉的世界却已变得面目全非,且似乎被外星来的异类生命占领,他们再次重返地下,目睹了许多由失事地铁中的乘客变形的异种生物,自身也逐渐变形,小说的最后,在毁灭性的背景下,整个宇宙似乎变成了一个轨道系统……第四部《天堂》中,在地下世界中生活的各个部族(地铁失事后的乘客在黑暗中进化出的各个已于人类相去甚远的部落,包括机车和老鼠进化出的智能生命)在地下的土壤和洞穴中盲目穿梭,其中尚存有模糊记忆的“人类”历尽万难重回地面上的“天堂”,然而他们回到地面时,不但被仍生活在地面的“天堂人”看作异类,而且整个地面世界,似乎已被老鼠进化来的“鼠语者”所占领;第五部《废墟》中,在与异类斗争中失败的人类迁居小行星,他们派出一对少男少女借观光之名赴地球上人类的遗迹公园查探人类失败的真相和遗失的知识,然而他们不但失败于异族的堵截之中,也迷失于层层叠叠的信息系统的迷宫,在最后,鼠族告知幸存的真相探索者,实际上连异族也早已灭绝,遗留下来的只有层层叠叠的迷宫,甚至连老鼠也不存在,一切的一切,只是虚空……

  韩松的《地铁》,阴森鬼魅,实际上科学的因素已经非常之淡,而更多带有奇想的色彩,小说的大部分(尤其三、四、五部)充斥着阴暗的形象以及丰富的象征、隐喻和各种失却上下文的能指符号,情节破碎离奇,结构层层叠叠,实际上并不适合重述。小说的人文色彩也非常淡薄,尤其在小说的进展中,书中的“人物”亦越来越远离正常人类的范畴,除了退化与演变出的各种异种生命外,乃至书中的重要“人物”甚至主人公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人——如《符号》中的卡卡乃是C公司把其大脑记忆复制再移入流水线上生产的人工义体的再造人,如《废墟》中的“雾水”和“露珠”,跳车丧生,实际上去完成任务的是“全息分子拷贝机”复制的替代形体,比起《蚁生》、《我的祖国不做梦》乃至《中国2185》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性色彩来说,《地铁》描述的,几乎是一个“非人”的世界。

  关于《地铁》的议论也林林种种,鬼魅色彩啦,后现代风格啦,日本因素啦,林林总总——仅从科幻和人文关系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说,《地铁》可以看作是技术时代的暗影和人类处境的寓言,尽管对之做了极端化的处理。譬如说第一部《末班》中的“小怪人”,自然可以从“‘鬼’的现代性”

  [1][20]之类的角度论述,却也可以看作是技术时代的幽暗面的一个象喻和鬼魅式的显形。地铁在当代中国无疑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被发展主义赋予光环的符号,一向展示的是其光鲜亮丽的一面,却会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幽暗和脱离人类掌控的一面来。这种暗影在后面几部中,逐渐演化为退化、失序、废墟和洞穴组成的迷宫:在第二部《惊变》中,失控的地铁犹如一个现代性进程的象喻,一向与发展主义联系在一起直线式行进的进化论,不知不觉地在彻底失控中演变为彻彻底底的退化,被裹挟其中的人类,不但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进步,反而连自身也从文化和形态上退化、变形,脱离控制的地铁象征着的一往无前的现代性进程,也从直线形态分岔、变形乃至弯曲——向上飞跃到星空,逐渐显现出有演化为把人类困缚于其中的迷宫的趋势……到了《符号》、《天堂》、《废墟》之中,那些探险和迷失的人类,果然落入了迷宫之中,而且一旦进入,就再也摆脱不开,找不到返回或脱困的出路,直到自身也发生畸变,迷失于退化之后的异形与失落的符号构成的“迷魂阵”之中,或者结成各种部族徒劳寻索,却永远失去了“天堂”与“拯救”,最终在地狱般的处境中面对毁灭与虚无……

  除了可以读出明显的“迷宫”结构和象喻外,《地铁》中也可以读出典型的柏拉图哲学中的“洞穴隐喻”——只是这是一个降格和贬抑制式的“洞穴隐喻”的变体。例如,《符号》中的探险者进入地下世界探索真相,犹如下降到“洞穴”,他们在“洞穴”之中迷失再走向地面,发现已非熟悉的世界,犹如进入另一个“洞穴”之中;《天堂》之中地下世界的幸存者,凭借残存的记忆徒劳探索、寻觅地上的“天堂”,非常类似于洞穴隐喻之中“走出洞穴”的上升过程,他们徒劳的寻索发现拯救的无望,也犹如从一层洞穴上升到另一层洞穴之中——而无论是“洞穴”还是“迷宫”,在《地铁》中都不是单层的结构,洞穴之外还有洞穴,迷宫之外还有迷宫,直到整个宇宙变成层层叠叠的洞穴和迷宫,沦为彻底的废墟和虚无……韩松对现代性的悲观,可谓深入骨髓。迷宫式的结构,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非常普遍的结构,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将这种结构引入中国文学之中,韩松的科幻写作则与之气味投合,声息相通。

  韩松的迷宫没有出口。现代对技术思索最深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思想范型,这种思想范型把世界化为图像进行把握、规划、改造与征服,最终却必然走向对人自身进行规划、改造与征服,世界图像的时代乃是世界暗夜的时代,围困于技术之中的人没有出路。[1][21]韩松对现代的悲观,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一幅技术废墟之中没有出路甚至人自身也会异化的阴暗图景。这样的图景在对现代性充满乐观的时代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只有在经历了建构式的现代理性主义的磨难、技术的幽暗面也日渐凸显之后,文学中才有可能描绘出来。不过追溯到远古,世界文化中到处可见迷宫的图像,在西方文化中,它尤其是一个原型性的意象。有迷宫,就有走出迷宫的途径,有弥涅斯的迷宫,便有阿里阿涅斯的线团……即使是在现代主义的迷宫中,无论是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还是乔伊斯的“都伯林”,也都未放弃走出迷宫、寻求拯救的希望……致力于营造没有出口的迷宫,也许是因为心灵仍然窒碍于现代性的“洞穴”之中吧。在古典时代的哲学中,“洞穴隐喻”可以解释为走出意见的洞穴,看到“至真”的范型,企图彻底反思现代性的现代哲人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并且把此看作走出洞穴的必由之路[1][22]——这条道路是否畅通,只有走过才能知道,因为还有施特劳斯提醒我们注意的“第二层洞穴”的危险,而尚未尝试此路之人,纵或看到了深重的暗影,也必然被束缚在现代性构成的第一层洞穴之中。

  四、叩问生命

  在当代中国新科幻的著名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刘慈欣阴暗浓郁、雄浑宏伟的《三体》,也不是韩松妖艳诡异的《地铁》,而是王晋康质朴无华素却切中要害的《生命之歌》。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关注的中心是生命,风格一向简单朴素,却可能是中国新科幻作家最有人文情怀的一位,事实上,他在《蚁生》中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就说明他没有被二十世纪中国流行的科学主义冲昏头脑,而持守着某种人性的尊严。

  《生命之歌》这篇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形式有着古典作品的素朴,关心的却是至关重要的生命本质问题。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早就发现DNA结构可以转化为音乐,并且发现一些重要的生命功能可以在DNA结构中定位,然而,确定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的生命本身的生存欲望,却仍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难题(是否真有可能解决,也在未知之列,在我看来几乎不可能解决):《生命之歌》中的科学家孔昭仁对此提出了一个猜想——我不知道科学界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猜想,如果有,那也一定是一个天才的猜想——他摆脱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DNA功能时单一密码精确对应的观念,认为这一功能可能存在于DNA结构的次级序列中,并经历千辛万苦,从成千成万种生物的DNA结构中总结出了这一序列,将之转化为音乐——这一设想如果实现的话,那可能是宇宙间最了不起的咒语、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

  “乐曲时而高亢明亮,时而萦回低诉,时而沉郁苍凉,它显现了黑暗的微光,混沌中的有序。它倾诉着对生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成功的执着追求,对失败的坦然承受。乐曲神秘的内在魔力使人迷醉,使人震撼,它使每个人的心灵甚至每个细胞都激起了强烈的谐振。”

  然而,这一“上帝的秘密”为人类所掌握却并不一定是幸事——因为这有可能让非生命,比如说机器人,转化为生命,从而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这部小说更了不起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让这个老人家二十年如一日保守这一秘密,承受世人的笑骂——如果说前者仅是一种科学的智慧,后者则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更为成熟的政治的智慧。直到后来的莽撞者在他残留的笔记的字里行间的启发下,重新揭示了这一秘密,并重新在机器人身上实验,却启动了这位老人埋藏在机器人身上的自毁装置因而不幸丧生。被修复的机器人获得了人类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以及对繁衍的向往,还有欺骗和诡计,在“他”的弹奏下,生命之歌再一次响起,“他”并企图借助电脑将之转化为软件,以通过互联网的传递迅速繁衍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种族。关键的时刻老人再次出现,毁掉了电脑,解开了谜底,却因秘密一再被解开而在灰心沮丧中放弃了守护的责任,直到他的女儿从事件中觉醒,重新接过了守护这一秘密的重任……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智慧,是一种“解密”的智慧,“保密”的古老教诲日渐被遗忘,直到如今愈发变得形迹可疑——这一古老智慧的被遗忘,已然和仍在为人类带来愈来愈多的困境和难题——把现代科学的智慧和古老的政治智慧结合在一部小说中,王晋康几乎是凭借着惊人的直觉触及到列奥·施特劳斯重提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可能得益于仍然浸淫在中国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古老智慧的熏陶,也使得我们的科幻小说,终于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能够切中肯綮,说出要害。

  单纯从科学猜想上说,生存欲望对应于DNA的次级结构,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猜想,但从哲学上来说,这还远远是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仅仅是到了关键的门槛,而尚未登堂入室。譬如从佛家唯识学的角度看,对生存欲望的考察,此仅仅触及第七识末那识的自我执着心,此上与此外,尚远有境界。由末那识而起的执着心,既是众生自我意识的来源,却也是主客二分和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本,泛泛而言,即就是刘慈欣的《三体》中构建的“黑暗森林体系”,其基础也便是建立在这一根本执持之上。事实上,如果意识到生命的神秘,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了解,我们也会不由得发出类乎于《三体》中逃逸到太空的人类第一次接触到多维空间时的惊叹:

  方寸之间,

  深不见底。

  外部空间如是,人类的心灵和精神空间尤其如是——即就是古往今来人类伟大的精神创造,也只不过是从这个空间中生发出的一粒微尘,“寄蜉蝣于宇宙,渺沧海之一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的骄傲与得意。从科幻出发,穿越民族寓言、政治论述、技术废墟,重新沉思生命的永恒和神秘,我们回到了人类精神刚刚觉醒,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浑而未分的原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心灵之微,恢弘广大,深不可测……恢复了那种最初的惊奇。

  《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51-58页

  [1][1] 标志性的事件可能是2010年7月12、13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在上海举办的“新世纪文学十年——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该次会议为“新科幻”设立了讨论专场;以及2011年8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则以韩松的《地铁》作为主要的讨论文本。“新科幻”的命名,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中“打破传统的科幻文类成规、具有先锋文学精神的写作”,此类写作与50——70年代中国科幻写作中的乐观主义想象有明显的区别,见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第一节对“新科幻”特征的分析,该文刊《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1][2]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科幻小说,笔者的兴趣基本局限在H.G。威尔斯一路的集科幻与人文于一体的类型,尤其关心科幻文学独有的想象和视野中表现的人类的可能境遇以及科学的人文后果。尽管科幻涉及到科学与文学两种充满张力的元素,从文学读者和人文学者的眼光看,如果把小说、戏剧、电影等看作制造幻象的艺术,则科幻在其中并不能算例外,其中采用的已知的和假定的科学元素,则可以视为叙事虚构艺术历史上一种新的实现“叙述可信性”(或曰“现实化”)的手段——事实上,从形式主义文论的角度看,经常争论的“科幻”与“奇幻”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此种“现实化”手段的不同,尽管若进一步考虑的话,则会发现此种区别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世界观。——从这种角度看,科幻小说中几乎注定要出现叙事艺术传统中的种种主题、模式和神话结构,也几乎注定要涉及种种永恒的人文议题,只不过将之表达得更为富于时代性和更为尖锐而已。当然,与传统文学和人文学者一样,最有创造性的科幻作家也可能提出一些全新的思想和议题,尤其是在科学与人文交界的领域,不过与真正富于原创性的作家与学者一样,这类科幻作家,同样是凤毛麟角——然而真正的挑战其实也就在这里。科幻,当然也可以从科学读者的眼光来读,也就是观察其中是否有合理的或富于启发性的科学假设或思想,但纯粹科学读者的眼光,则显然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

  [1][3] 在2011年7月于上海召开的“新世纪文学十年——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中国的科幻作家韩松以及同时身兼科幻作家和研究者身份的飞氘,在介绍新科幻写作情况时,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

  [1][4]为了增加此种情境的不可忍受和令人反感的程度,韩松为此增添了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虽不乏低级趣味却是富有成效的情节,主人公从梦游中醒来,发现某些另类的个人被处在梦游状态的人群消灭,而自己的妻子则在梦游状态被送到达官贵人的房间取乐。具有讽刺色彩的是,韩松在小说中写到:梦游解决了对一贯自由散漫的中国人的“管理”难题,因此成了强国战略的有效部分,而此种技术是中国特有的,并令外国政府对此感到一定压力。

  [1][5]这一思路受现任教于美国威斯理安大学的吴盛青教授在“新世纪文学十年——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与笔者的谈话的启发,笔者在下文对之有所辨析与修正。

  [1][6]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收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引文见该书第523页,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 可参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载《“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文及其他中国学者对之的论述。

  [1][8] 这与科幻独有的大尺度和思想实验的视角有关,此种视角必然超出现今人类的道德认知,可参看刘慈欣2011年在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中的演讲:《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

  [1][9] 应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回避,从刘慈欣的作品中欣赏的危机状态中的政治德性来说,他可能会对毛抱有某种由衷的敬意。

  [1][10]参刘慈欣2011年在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中的演讲:《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

  [1][11] 主要是经由刘小枫等学者的努力,施米特的思想在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这在中国同样引起了范围广泛的争论,同时也被不论是左派和右派的学者暗暗吸收。

  [1][12]参看此位网名“风间隼”的学者撰写的评论:《社会学大战外星人——论<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19571/。文中提出的基本驳论是这样的:牵涉到类似人这样的智能生命,就有意义的问题,生存并不必然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自身有运行的成本,经常自身就是自身的敌人,也因此并不必然处于不断的增长和扩张之中;“猜疑链”用来描述人类社会过于高估了猜疑,用在宇宙社会中则过高估计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了解,两个互相完全不了解对方实力的文明相遇,不首先发动攻击才是最佳的选择;“技术爆炸”只是由人类近五百年的经验而得出的推论,很难说是在宇宙文明中都是普适的,并且,技术的扩张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是福是祸也很难说清楚。

  [1][13] 参“风间隼”同上文。

  [1][14]譬如说,似乎没有理由类推,高维空间的生命和我们有完全一样的生命需要、理解和行为法则,这必然也导致对第一公理的怀疑,而刘慈欣对此并无适当的解释和保留;此外,“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也并非一个具有坚实科学基础的假设;此外,也有读者指出:“交流的不可能”是导致类乎“囚徒困境”的黑暗博弈的原因,而《三体》中三体世界的“智子”和来自遥远星系的“歌者”,就已打破了这一假设,使得小说内在的逻辑也不能自洽;(疯狂钻石:《<三体3>:高潮遍体,BUG永生》,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747899/。)事实上,没有交流就没有故事(战争也是一种交流的极端方式),只要有交流,猜疑链就必然被打破,黑暗森林法则就不能成立……

  [1][15]江晓原、刘兵:《人类不要做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三体II·黑暗森林>》,载2008年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1][16]参《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黄晓峰的采访:《刘慈欣谈科幻世界与人类命运》,本文参考的是该报网络版,网络连接见: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6/5/613565.shtml。

  [1][17] 参《华商报》记者吴成贵的采访:《只有科幻能对人性“严刑逼供”——江晓原、刘慈欣问答》,载2011年4月29日《华商报》。

  [1][18] 可参江晓原:《宇宙:隐身玩家的游戏桌还是黑暗森林的修罗场?——从莱姆<完美的真空>到刘慈欣的<三体>》,载《新发现》杂志2011年第2期。

  [1][19] 参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一章第一节《轴心期的特征》的论述,中译为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20] 飞氘在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

  [1][21] 参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收入《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1][22] 与施米特一样,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也由刘小枫、甘阳等学者引入,一面引起了年轻一代对古典学术的强烈兴趣,施派学术的不循常径同样也引起了范围广泛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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