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人有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7月31日11:16   任蓓蓓
读董立勃的小说,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好看的故事,流畅而快节奏的语言,每每让人产生一口气读完的冲动。
    从《白豆》到《米香》,再到《青树》,董立勃小说的主角基本上都是女性,小说的背景也没有离开过一个叫“下野地”的地方。似乎,董立勃大有穷尽“下野地”所有故事的野心,然而,正当读者自以为熟悉、了解了董立勃作品风格的时候,董立勃不动声色地给了我们一个意外。
    董立勃的新书《暗红》,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不仅在故事的背景上跳出了“下野地”,还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三个男人的故事。不再是“下野地”,不再是美丽善良的女性主人公,就是语言,也表现出一种冷峻坚硬的风格。这一次,董立勃有太多的不同,或者说,突破。而相同的,是与以往作品一脉相承的主题———善良、美好的人们,却逃离不了悲剧的命运。
    为什么那些集中了人性之美的主人公们总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是一种人生的必然还是偶然?弥漫在作品中的这种悲剧情怀、悲剧意识,传达出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历史,怀有一种怎样的理解与思考?17日,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位于光明路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约访董立勃先生。这位从“下野地”走出来的作家,态度谦和,面目含笑,有几分文雅书卷气,更多几分魁梧粗犷感,别说,跟他笔下的“下野地”气质倒也接近。
    “《暗红》算是一个突破,我有意识地不再写兵团,不再写垦荒,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历史。”
    提起董立勃,总会使人想到“下野地”———他笔下的故事都与“下野地”有关,与垦荒有关,甚至有人把他的小说单独称为“垦荒小说”。但《暗红》明显不同,“《暗红》算是一个突破,我有意识地不再写兵团农场,不再写垦荒,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历史。”董立勃说。
    《暗红》是一部反思历史的小说,而且这段历史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抗日战争拉开序幕,经过解放战争、肃反、新中国成立、反右扩大化、文革、拨乱反正再到改革开放,可以看出,董立勃在情节铺排、人物设置、时代背景等方面颇费工夫。对此,董立勃表示,“每个作家写的东西,都想一部与一部不一样,一部比一部好。这很难,往往做不到。但,做不到是一回事,做不做又是一回事。”
    红色在中国有多重的含义,当记者问到作品起名《暗红》的缘由时,董立勃一边微笑一边回答说,“就是感觉好”。他解释,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革命与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暗红两个字更能显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董立勃的小说一向讲究画面的美感与音乐的节奏感,小说基本上是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一个情节接一个情节,很少掺杂观点性或议论性的语句。虽然这种写作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阅读快感,但这样一种快节奏也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读者思考的时间。因此,有人评价董立勃的小说“往往浮在生活的表层上,缺乏一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观点,董立勃并不十分认同,关于小说的深刻性,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小说的深刻性,只能通过故事和情节表现,任何一种自以为智慧的议论或解释都会破坏小说的艺术感觉。”在董立勃看来,通过创作多层次的小说,把作家想要表达的主旨、意图“藏”在小说画面的背后,由读者去感悟去发现,而不是由作家直白地表达出来的小说,才具有一种真正的深刻。
    这样看来,《暗红》就是一部“藏”起来的小说。作者不仅把对历史的看法“藏”进了主人公的经历中,还通过一种冷峻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藏”在了作品的深层。如果说,在《白豆》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华丽的句子,那么这种华丽在《暗红》里荡然无存。董立勃表示,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是他近几年来一直去努力追寻的叙述风格,这种冷峻可以使他的小说“像块石头一样有力量而且沉重”。虽然一部作品的分量也许并不能完全因为语言风格而有所改变,但我们至少看到,董立勃在力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作品更为深刻、更加有分量。
    这一努力也表现在了将《暗红》创作成为一部多层次小说的实践上。《暗红》有一个好看的故事,还有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与命运的反讽,更有作者对世界的一种看法。董立勃轻吐着烟圈,低声说:“我想表现一种我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偶然性的一种看法———人的不可自主,总是难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常常处于一种非常无奈的情况下,身不由己。你看,(书里的)三个大男人,都是好男人,勇敢,讲义气,选择的道路一开始也都一样,但经历与结局却完全不同。是偶然还是必然,似乎埋藏着一种秘密,让人猜不透。我没有想去破解它,只是想写出这种困惑。也许无情的历史的和多情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说到这里,记者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丝凝重。
    “我属于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我觉得人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主人公为什么设置成三个男人,董立勃的回答十分明了,“表现深沉与厚重的历史内容,以男性为作品主人公是最好的选择。”小说中的三个男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坏人,却始终摆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周五救了赵六,却几乎失去自己的性命;赵六只想打日本人,却差点被人枪毙;郑七一心想保护周五,却面临牢狱之灾。尤其是最坚守善良原则的周五,遭受的痛苦比所有人都多。从表面看来,这似乎带有着某种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意味。
    “不,人物的悲剧归根结底是时代造成的。”董立勃坚持认为,个体的命运与时代悲欢紧密纠结。在《暗红》中,我们也总能看到这种暗示———小人物的尊严与命运在大时代的浪潮下变得无足轻重。《暗红》里的主人公总是不断遭遇着命运的突转———眼看要和心爱的女人结婚,却被关进了监狱;即将有孩子,妻子却死于意外;终于可以开始美好的生活,却又自杀了。所有这些突转都是厄运式的,而当这一切的不幸发生在一个善良、讲义气的周五身上时,那种悲剧感则显得更加浓重。
    不可否认,无论是命运的突转还是善良之人的蒙难,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无力感是经常出现在董立勃笔下的主题。“这是否也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记者如此问。
    董立勃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我属于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我觉得人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生命之脆弱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很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你人生的终结。至今我不喜欢喜剧,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写。所以我写的东西,向来缺少幽默。这不好,可没有办法。”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很看重它。我对《暗红》的喜欢,超过我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
    《暗红》尽管让读者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奈,但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之美依然带给读者一种感动。
    在《暗红》里,周五的讲义气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兄弟娶了自己曾经深爱的女人,可以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换取兄弟的幸福,在他的眼中兄弟的一切都比他自己重要。这样毫无私心重义气的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对此,董立勃说:“我的小说中没有完全的生活原型,小说无论写得多么逼真,多么活灵活现,它一定是作家的虚构。”
    虚构的周五,已然成为代表善良、仁义男人的一种符号。然而,作品最后,善良的周五却杀了两个罪不至死的人,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突兀。董立勃说:“的确,因为没有想好作品的结局,这部小说曾经在创作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搁置了一年多的时间,作品之所以有现在这个结局,是因为不想把周五写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英雄。其实,周五的杀人行为依然是讲兄弟义气的一种表现。只是,这种讲义气是否一定要到不讲原则的地步,恐怕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杀人后又选择自杀的周五,很容易令人理解为是在逃避自己行为的后果,而董立勃的一番话却让记者有了不同的思考,甚至,有些惊讶。在董立勃看来,周五以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而是带有着一种海明威式的伟大。“我认为自杀本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在觉得生活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作家再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时候,我对自杀还是比较肯定的。”
    或许因为周五身上有太多美好甚至伟大的东西,董立勃本人也不想让周五的结局太惨,因此让郑青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世,显然有一个象征意义在里面———周五精神的一种延续。
    《暗红》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彰显不言而喻。其实,不仅《暗红》如此,董立勃的所有作品都在书写人性的美好,“我的确相信人性本善。是美好的东西让我们活着有价值,而表现真、善、美是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坚定,右手下意识地放在了胸口。
    作为一个直爽的山东籍男子,董立勃毫不讳言对《暗红》的喜爱:“《暗红》是我一直想写的一部小说,让我把埋藏在心头的许多想法,基本上都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对政治,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态度,几乎通过这部小说全都得到了反映。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很看重它。《暗红》不是经典,要说它的不足,可能可以说出一百条。但我对它的喜欢,超过我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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