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任讲师”的新文学作家—— 台静农生命史中的山大一年
1946年11月，到台湾大学任教不久的台静农应学校人事部门要求，写了一份自己的教书简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年七月”项下，他记的是“厦门大学教授”，后缀阿拉伯数字“2”，表示任职年限为两年。1948年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又写了一份教书简历，其中也有一条：“二十四年度至二十六年度任厦门大学教授”。[1]这个记载并不确切。台静农在私立厦门大学只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一年，他的简历径直把山大的任教年限并入了厦大名下。
台静农作如此记录的原因，尚无妥善的解释。[2]新披露的档案材料，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1938年6月30日，为专门以上教员登记事，台静农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开列了自己近年的供职经历：二十五年度，任厦门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二十六年请假一年，受聘于山东大学文理学院；二十七年度，厦大改国立，回任国文系教授，因战事而未实际到任。[3]这一记述应是可信的。一来，信中所陈是近两三年间的事情，台静农不太可能误记；而且，登记又是为了资格审查，他也没有造假的动机。那么，从1936和1938年度两度就聘厦大的角度看，山大的教书生涯只是发生在“请假一年”的时间里，故大可以略过不提。
但由此自然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山大？台静农在这一年假期中选择山大，有何考虑？又作何表现？这些问题，学界尚未进行仔细的审视。[4]本文结合相关原始材料及台氏佚文，分析其任职山大前后的诸多侧面，力图揭示这一年的经历在他生命史中的重要意义。
一 从厦门到青岛
台静农1935年到厦门大学供职，得益于胡适的举荐。[5]事实上，他一开始的教书生涯，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求学时结下的人事因缘息息相关。[6]“初入杏坛”，任教于私立中法大学，就是得到了国学门的导师刘半农的汲引[7]；两年后转入新成立的辅仁大学，则源于另一位导师陈垣的礼聘[8]；1933年再改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同事中沈兼士更是国学门主任，文教大老。由此角度观察，厦门大学之于台静农，好像无非在师长的关照之下所更换的又一所供职机关而已。
但厦门之行还是很不一样。1934年7月，台静农因左翼倾向而第三次被捕入狱[9]，解送南京，关押至半年之久，方经营救而释放。这次牢狱之灾对台静农身心损害不小，出狱后他曾卧病一时，《金陵病院书感》留有“难平孤愤唯馀泪，休向人间唤奈何”之句[10]。所幸人虽然“离开了半年”，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却不曾把他扫地出门，居然“还给留下四点钟”，连旁观者鲁迅都惊叹“不可谓非中国少见的好学校”。但更让鲁迅意外的是，台静农却“因讲师之不同，而不再往教”，“未免太迂”。[11]
台静农为什么放弃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他自己没有做过陈述，不便猜测。后人能够看到的事实是，鲁迅的担忧一语成谶——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要找一碗饭，却怕未必有这么快”。[12]情况甚至还要更糟糕一些：他不仅在北方谋职遇阻[13]，上海亦未觅得容身之所[14]。个中原因，与其“政治嫌疑”肯定不无关系。
1930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鸟瞰
或许基于自己很不愉快的任职经验，鲁迅对台静农的厦门之行也并不看好。应聘前，他就致信后者称：“厦门亦非好地方，即成，亦未必能久居也。”[15]应聘成功后，他又说：“厦门不但地方不佳，经费也未必有，但既已答应，亦无法，姑且去试试罢。容容尚可，倘仍饿肚子，亦冤也。”[16]不过，在当时的局面下，台静农个人能够选择的机会其实已经相当有限。
自1922年9月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旁听生以来，十余年间，台静农的求学、文学活动和工作主要都是在北京（北平）展开，可谓置身于新文化和新式教育的中心场域。他应该未曾料到，一经奔赴厦门，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当时的文教中心。
尽管内心深处充满苦涩与失落[17]，可表面上看，在厦大一年，远离了党派斗争漩涡的台静农至少没有再遭遇政治上的波澜。学校甚至通过他疏通关系，打算聘胡适为校长，这无疑意味着对他的看重。[18]果然，1936年夏，他收到了下一年度的教授职位聘书[19]，不过这次，他却选择请假一年。
因为就聘时得到了胡适的关照，职位出现变动时，出于礼貌，他也应对师长有所交代。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解释了自己离开厦门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身受湿热甚重，常为疾病所苦”，另外是学校动荡，人事轮替。[20]这两点当然都是事实，无可置疑。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特意宕开一笔写道：“往年生在北平任事，于南方情形，实为隔膜，近年以来，据所知者与北平较之，相差诚远。如学校当局，除对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对内惟希望学生与教员相安无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气，如何与学生及教员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问。”[21]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北平的怀念。此时，即便在人事纠纷中仍获续聘，而山大提供的只是一个专任讲师的职位，青岛也不是北平，两相权衡，毕竟还是离开南方而往北走更值得他加以考虑。
同一封信里，台静农说“适有友人在山大，遂来此充一专任讲师”[22]。这位“友人”是谁，尚不清楚。只知道在他这次工作变动中发挥作用的，还有一位“庄公”。一直对台静农关爱有加的陈垣，于弟子到青岛后不久，去信提到“前晤庄公，知台从有到青机会，即极力怂恿玉成其事”，并勉励他“勿作吾京兆之想”。“庄公”大概率是台静农的莫逆之交庄尚严。但他为何有“玉成其事”的能力和渠道？暂不可考。倒是信里的开解之词很有意味。推想起来，一定是台静农对山大的位置流露出犹豫不决之意（这种态度极可能是通过那位“庄公”表达出来的），所以陈垣谆谆告诫他“人情复杂，似不必介意”，“待遇之多寡，更不足计较”，“仍望努力”。[23]师长的这些善意，弟子当然非常感激，表示“谨当永佩勿忘”。[24]
就这样，一方面对南方的气候和学院风气并不适应，另一方面又难以重返旧京，回到文教中心，山东大学成为台静农的一项“权宜之计”。
山大“职教员录”中台静农的相关信息（国立山东大学编：《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1936年）[作者提供]
二 与新文学有关的教学和课外活动
台静农在厦门大学是教授，在山大做“专任讲师”，显然颇有屈就的味道。[25]陈垣信中的“人情复杂”之说，或许就涉及这种“待遇”问题。远在上海、病势已深的鲁迅也耳闻台静农在青岛“又受人气”，很是感慨。[26]总之，在山大任教的开端阶段，台静农遇到了一些坎坷。但陈垣的劝慰也在产生作用，开学一周后，台静农已经感到青岛“秋高气爽，远非南海滨热湿可比”，而山大的学生也“尚沉静，似无嚣张之气”。[27]这表明，他大致度过了最初的心理磨合期。
从与其有一脉相承关系的国立青岛大学的成立算起，此时的山东大学不过短短6年的办学时光。经历了由青岛大学改名的风波，又叠遭几次学潮，学校算是暂时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安定。据台静农观察，“此校无文学院，仅有国文、英文两系，全校学生四百余人，国文系学生六十余人”[28]，规模不大。
台静农1936-1937学年所授课程，《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记为诗经、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等，其实不甚准确。
据原始材料，他承担的必修课有四门：论理文甲及习作B、论理文甲及习作C、中国文学史、经书攻读（诗经）；选修课也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中，论理文甲及习作B、C的授课对象分别是“理一”和“工一”，即理学院一年级和工学院一年级，可视为今之“公共课”；中国文学史、经书攻读（诗经）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授课对象则分别是中国文学系的二、三、四年级，属于“专业课”。以上各门课程的学程设计都是一年。[29]1936-1937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安排显示，三门“专业课”的修习学生数是27人、5人、16人。[30]
《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学程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
这里尤其值得着重指出来的，是台静农在山大开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选修课，课上有16名学生——这一点，似乎学界此前尚无人提及。史阙有间，这门选修课的授课内容，已经无法确知。但选课情况倒是不妨推敲一二。
细究起来，这门课的16人不都是四年级学生，中有5名低年级生。[31]要知道，1937年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共是24人[32]，也就是说，这门课接纳了近半数的四年级生，以及部分低年级的选修者。
再看看中国文学系其他老师的选修课：栾调甫的一门名学，各年级均可选修，有5位学生，一门经学史，二三年级选修，有2位学生；颜实甫的一门哲学概论，二三年级选修，有3位学生，一门西洋哲学史，三四年级选修，有5位学生；闻在宥的古文字学，三年级选修，有3位学生；姜忠奎的儒学研究，四年级选修，有12位学生。很清楚，台静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课，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应该是新文学作家这一身份给这位山大“新人”带来了某种“光环”。
作为老师工作的一部分，台静农也承担了中国文学系毕业生论文的指导。他名下的4位学生及其论文题目分别是：王瑭：《碑传集艺文目》、王维卿：《国风研究》、丁宝钧：《诗序史征》、张毓琏：《短篇小说结构之原理》。[33]当时全国的中国文学系，就“主流”情况而言，古典方面的研究被视为最有学术含量的正途。新文学作家进入学院，无论主动被动，大都要适应这一潮流才可立足。处此背景下，在山大所有毕业生齐刷刷“古色古香”的论文选题里，张毓琏的《短篇小说结构之原理》最为特别，它是唯一非古典的题目。如果不是台静农这样的老师，很难想象会有这种题目的论文出现。新文学作家台静农在学院中的独特位置，通过这一现象再次微妙地彰显出来。
1930年代坐落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校门
事实上，课堂教学、指导论文而外，台静农完全不避讳自己作为新文学作家的这一重社会角色，他与学生基于新文学创作和研讨的课外互动也十分频繁。双方互动的主要媒介，是中国文学系的国文学会。
国文学会成立于台静农到校的一年之前。1935年下半年开学时的迎新会上，中国文学系同学“感过去相互间甚形散漫，且失切磋琢磨之机”，故酝酿组织一个团体，沟通感情与学术。成立大会在10月8日召开，“议决每两星期请本校教授或校外学者举行学术讲演一次，藉为课外之进修”。[34]
应该说，刚成立的那个学期里，国文学会活动还是积极而出色的，先后在此亮相的都是名家：
可到下一个学期，这个团体的消息不复见于校刊，大有偃旗息鼓之虞。
1936年下半年一开学，国文学会迎来了改选，徐中玉[36]成为常务干事。会务也大加刷新：一是计划“出版会刊，内容偏重文学理论之探讨，限最迟在二十六年元旦前能出版一册”；二是“鉴于往年单凭一二小时之讲演，不能获得实际利益”，改设新文学、经学、诸子、诗词、语言文字、史实等不同组别的研究会，“每组均聘请系中教师分别担任指导，严定研究规程，与实施之步骤，冀于正课之外，再能增进知识联络友谊”。各位同学，可根据自己时间分配情况，就“性之所近”选择加入，最少一组，最多三组。[37]
研究会很快陆续组织起来了，确实是“聘请该系主任教授及讲师等参加指导”。在“踊跃参加”的老师名单中，出现了台静农的名字。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系老师外，外国文学系的叶石荪（叶麐）和周学普，也赫然在列。[38]
就在台静农逐渐融入山大的教学环境之时，从上海传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国文学会迅速作出反应，先在10月31日的《青岛民报》上编辑了一期“鲁迅先生追悼特刊”[39]，又于次日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徐中玉，这应该跟他国文学会常务干事的身份有关。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台静农。为何如此安排？报道中明确点出，“台氏为鲁迅先生之至友”[40]。他用“极其沉痛深邃”的叙述方式，将“凡鲁迅先生之爱好，计划，与尚未发表之著述及其思想上所受之刺戟与影响等，大半为普通人所不知者，皆详为追述，并将鲁迅先生对于近代文艺之贡献，提倡新文学之努力与爱护青年之诚意，竭力推崇”。[41]随后，中国文学系的代理系主任施天侔、外国文学系的叶石荪、中国文学系的颜实甫，也陆续登台表达了对鲁迅的敬意，所言皆很有见地。[42]
台、叶、颜三人在这次追悼会的同台发言还只是序幕，此后国文学会新文学组的座谈会上，他们三人更是经常联袂出场：
无论是活动的频密，话题的广泛，还是讨论的热烈，新文学组座谈会的成绩都称得上优异。有必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山大校刊有关新文学组座谈会的所有报道，台静农几乎从未缺席。他对这一活动的参与热忱，自毋庸辞费。相应的，历史研究组的座谈会，他也参加过，透露出进入“主流”学术场域的身份转型的信息，但仅一次而已。两相比较，轻重之别，不言而喻。
与座谈会的活跃相比，国文学会计划中的会刊，遇到了一些困难。“一册”云云的措辞，意味着会员们设想中的这份刊物应该是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这一意图未能实现。作为一项补救措施，会员们在《青岛民报》上开辟了一个“新地”副刊，“凡本属会员每月至少需供给稿件一篇以资练习写作技能之普遍”。显然这个“本属会员”的说法，不是指国文学会全体会员，它所面向的，只可能是“新文学会”，即国文学会的新文学组，这份副刊的定位很明确——“新文学会周刊”。[44]
有课程，有社团，还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新文学在山大师生那里获得的关注程度以及开展程度，引人瞩目。考虑到这一因素，就无怪乎台静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选修课颇受欢迎了。当然还应该说，他的入职和教学活动，本身也推动了山大部分学生对新文学的偏好。在他此前此后的从教经历中，这种经验似不多见。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青岛民报》的“新地”副刊自1936年11月20日创刊，至1937年6月25日停刊，一共发行了30期。[45]欲了解山大学生新文学创作的水准与风格取向，这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材料。[46]
台静农也在这份副刊上有过亮相。“新地”第2期（1936年11月27日）的头题文章是《写作小言》，署名“博简”——可断为台静农的笔名。台静农，字伯简，“博”与“伯”音通；他又是新文学会的指导老师，别人不可能在“新文学会周刊”冒用他的名字。这篇文章系出自台氏之手无疑[47]，而且台静农的各种集子都未收录，其他研究者也未注意到，当是一篇佚文。
在这篇文章里，台静农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写作态度的看法，那就是应该努力去“触着社会的真实”，而非“为了高兴拿起笔来玩玩”。何谓“时代的真实”？他强调的是“血泪”、“呼号”、“抗争”、“灭亡”等方面。拒绝游戏文字，拒绝粉饰太平，台静农宣示出一种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立场还植根于他自我拷问的激切冲动与自我更新的强烈期待，即只有“将这古老的民族所遇见的不幸的命运，真切的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才可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努力，使我们如对着镜子发现了自己”，进而“抛弃掉我们一切的丑恶，迈步踏进我们的新生的道路”。
因为篇幅不大，台静农的这些见解未及充分阐述，或者也不一定多么深刻；但诚所谓“历劫终教志不灰”，如果注意到他此前为这种文学信念所遭遇的坎坷、付出的代价，那么，他的持守有故便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后来者若想了解山大时期台静农的思想状态，这篇短文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虽短，但可能是台静农唯一一次正面申说个人新文学观念的文字。赴台以后，因为环境关系，他对早年经历讳莫如深，这不必说了；即便在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也极少单独成文陈述自己的文学理想——只在两部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的“后记”里有一些零星的表露。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大时期的台静农尽管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但通过这篇短文发表了他的文学宣言，也像是为他的文学活动做出了某种总结。
除自己撰文，台静农也跟其他指导老师一道，鼓励学生“于努力创作之外，再努力试作文艺批评之文章，取极严正之态度以作公平之认识为原则，而文字亦以清晰隽永不必过于轻索（应为“轻率”——引者）乃是”。[48]总起来看，“新地”副刊上为数不少的作品是围绕着社会的黑暗面展开，青年人出路艰难、阶级压迫、民族受辱等等话题，均有所呈现。当然不能将此悉数归功于指导老师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可至少可以说，在现实关怀方面，双方心意相通。待刊物运营半年多，检讨创作成绩时，同人认为“无论内容或技术方面皆日臻富丽备极可观”，于是“对此小刊物之前途甚为兴奋，希望将来能逐渐扩充，随年级以俱进”。[49]“戏台里的喝彩”固然不能轻易当真，毋宁说，这些措辞更反映了新文学会师生间的相近的思想倾向和融洽的氛围。[50]
三 人际交往及其余响
1937年夏，朋友邀请“自离北平后，也时有流落异地之感”[51]的台静农重返旧京度暑假。他先乘胶济线到济南游览一番，于7月4日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平，但旋即听闻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并开始了“始经丧乱”的人生历程。山大也已是自身难保。漫无头绪的流离转徙之后，它损失了绝大部分校产，也失去了大多数的师生，到1938年2月最终在四川万县奉令停办，成为“抗战爆发后唯一停办的国立大学”。[52]台静农在山大的工作生涯，就此猝然中断。
这个时候，“上海失守，去厦交通益形困难”，即便手握厦门大学的聘书，台静农也没办法赴任。[53]在兵荒马乱之际，对他的个人去向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的，正是他在山大建立的人际关系。
首先是叶石荪。没有证据表明台、叶二人山大共事之前就相识，他们1936年下半年同期到山大工作，虽一在外文系，一在中文系，却共同出席了鲁迅追悼大会，在新文学会的座谈会上，更是有台也必有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台静农“老家皖西即刻面临战火”之时，已经转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叶石荪，“再三来信”力邀好友入川，并安排他“寄居白沙”，由自己的岳父邓䄜仙“照顾一切”。[54]盛意自是可感。
于是，1938年秋，台静农携家抵达四川的江津县白沙镇，安顿下来，开启了“华发江乡住九年”[55]的生活。不久，他当年在青岛认识的另一位朋友——老舍，来信了。
与叶石荪不同，台静农和老舍的相识，不是起因于山大共事。当时台静农是刚刚到山大就职，而老舍却是刚刚从山大辞职，“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老舍“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是《骆驼祥子》。[56]小说在《宇宙风》连载时，台静农就读到了，很是喜欢。经久居青岛的朋友引介，他们相识而交往起来。[57]
台静农对这段经历的追忆，不乏幽默色彩，文章题目也开玩笑般地写成“我与老舍与酒”，仿佛他们是酒肉之交一样。这当然反映了两人相处的轻松愉快；而事实上，他们曾经一起喝过的青岛当地的一种“苦老酒”，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58]后来漂泊到台湾，再次品尝到苦老酒“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还“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作客时的光景”，“不免有些怅惘”。[59]说到底，酒事跟人事本就无法分开。在有心的朋辈读来，对这种色黑、焦苦而又充满乡土风的饮品的欣赏，简直“可以看作静农先生的审美论”。[60]
一别经年，如今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总务部主任，成了这一团体的实际负责人。[61]他给台静农写信，不只是叙旧，还带有明确的工作意图，请老朋友“出席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祭报告”。[62]远道驰函相邀，这位文协“当家人”对台静农和鲁迅的密切交往肯定心知肚明。由于这一机缘，风尘仆仆、行装甫卸的台静农赶赴重庆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发言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长文《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的一个报告》，尽情发挥了对精神导师的阐述和颂扬[63]。种种原因，虽交往频密，可台静农所写的鲁迅专题的文章，其实数量非常有限。如若不是老舍的邀约，台静农未必会留下这篇文字。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这次活动意味着台静农在大后方的首次亮相，他就此较为顺利地融入抗战后重新组合之下的文坛氛围。他的小说、杂文等作品源源不断地在《抗战文艺》、《理论与现实》、《中苏文化》、《新蜀报·蜀道》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出来。次年4月，文协举行理事改选，他被选为候补理事。这自然是他的文坛地位的一种反映。
参加鲁迅逝世纪念活动，已经让台静农颇有收获，返程时，他又意外地初会陈独秀，由此展开了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往。这一佳话，已为人们熟知，无需重复。此处想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承担桥梁作用的，是他在山大结识的另一位朋友邓仲纯（邓初）。
在台静农的回忆里，他一边说自己的父亲当时“因事在江津”，一边说在参加完活动的次日“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可知他从重庆回到江津，主要目的只是省亲和访友，与陈独秀相见自是不在计划之内。到了医院才知道，他的父亲、邓仲纯和陈独秀都在邓家，这是他与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首次相见。[64]
有关邓仲纯的生平，可靠的材料似乎比较少。他和山大的渊源，肯定比台静农深多了。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的时候，他就是校医。[65]中间学校历经动荡，易名山东大学，也换了两任校长，直至台静农入职，他始终服务于此，因共事而结识。
邓仲纯和陈独秀的渊源，就更深了。邓仲纯之弟邓以蛰明确提到，当年留学时，“陈仲，苏子谷，邓初（我的二哥），邓以蛰，四人多年在日本东京同住一下宿屋（飧宿同供的次等旅舍）”，可谓亲密无间。[66]事实上，名家之后邓仲纯是“陈独秀的小同乡，又是世交，自少年在一起长大的”，邓家兄弟邓仲纯、邓以蛰，方家兄弟方孝远、方孝岳，与陈独秀“同辈交游”。邓仲纯还是舒芜（方孝岳之子，原名方管）的姑丈，方玮德（舒芜的堂兄）的母亲又是陈独秀的表妹……[67]一句话，安徽怀宁的陈家、邓家和桐城方家这一支，堪称通家之好。
须知台静农也是安徽籍（霍邱）[68]。在此时的江津一所“安徽流亡子弟”组成的“临时中学”[69]里，邓仲纯担任校医。所以，台静农通过他而与陈独秀订交，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战乱岁月，同乡之谊是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在小城江津，它将众人绾结在了一起。
台静农与陈独秀的结识，又为老舍拓展文协工作提供了可能。1940年春，老舍到鹤山坪拜会陈独秀，台静农作陪，显然是介绍人的角色。次年12月，陈独秀又以“油印近作短文一篇”托台静农转交老舍。[70]
随着战局的转移，新文化人荟萃的大后方中心城市主要有武汉、桂林、重庆、昆明、香港等几地。台静农发表作品，只能面向重庆、成都、香港等处的报刊。此时可知的两次远途出行，目的地都是重庆。1942年3月那次，情况不详。1941年春天的那一次，是见到老舍了的，后者“高兴得‘破产请客’”。[71]他驻留的江津，实际上相对边缘。他一开始寄居白沙镇，后迁黑石山，更属于“偏远的山乡之地，甚为荒僻，因此《白沙草》中几次用‘荒’字来描述生活环境”，精神上颇有“困居”之感。[72]考虑到这样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不妨说，在台静农这一时期的人际网络之中，老舍是维持他与文坛中心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1946年10月，台静农抵达台北，就任台湾大学教授，奏出人生的另一华章。这一点，经由晚年弟子们声情并茂的追述，广为人知，也毋庸重述。有迹象表明，山大的教书经历在台静农渡海赴台之后或许也依稀延续着某种影响，文字上的证据，就是《中国文学系的使命》一文。
这篇文章没有发表过，写作时间也不好确定，它的性质要么是“接系主任后对中文系课程所提出构想及批评之意见书”，要么是给校长傅斯年提供的决策参考[73]，总之，集中体现了台静农对中文系办学方向的思考——这是系主任的职责所在。文中台静农明确主张中国文学系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课程应注意“古文学的研究与新文学的研究并重”，学生可就其兴趣所近或事实上不能兼顾的原因而择其一；而且，这两方面的课程还应“尽可能的与外国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政治经济系沟通”。[74]
如前文所述，对古典之学的重视，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一般情形。台静农这里古今之间不分轩轾的方案，从何说起？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出于首任校长杨振声的教育理念，国立青岛大学及其后身国立山东大学，一直在实践着打通古今的学程设计[75]；就其任职一年的课内外活动而言，台静农对这一点是有切身体会的[76]。说这对他的相关思考有一些影响，当非无根之谈。[77]至于强调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系等的课程沟通，也与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情况若合符节[78]。外国文学系的叶石荪本来就在中国文学系开课[79]。而作为一种“惯例”，当年新文学会座谈会上台静农和叶、颜的共同出席，不仅奠定了他们深厚的友谊，更让人感觉他们跨越了中外文学系的界限。[80]
当然，受制于外部环境和师资条件，在执掌台大中文系垂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现代文学（如现代散文、小说、诗歌）有所增益外”，台静农“新旧文学研究并重”的构想“似未能实现”。[81]但那或许只限于具体建制的层面。翻读台大众多弟子们对他的忆念文字，明显能感到他在包容、提携、激励年轻人的创作活动方面付出的心力。
新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传统就这样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开枝散叶。薪火相传，此之谓也。这是新文学作家而兼大学教师的台静农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台静农漫长而又异彩纷呈的一生中，国立山东大学一年的教书经历，自有一份不可忽略的投影。
附：
写作小言
博简
用什么态度来写作呢？是触着社会的真实来写作呢，还是为了高兴拿起笔来玩玩呢？我想，这两种态度，我们的作家都是有的，不过近年来因一时高兴而走进文坛的作家，似乎越来越少了——这是进步，是好的现象。
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看不见什么，只好写身边的琐事。这种态度，在作家自己是轻率，而对于文学则是轻视，其所以不能获得成功的，乃是应有的惩罚！今天喝醉了酒，于是画出一个玄想的世界；明天得不到爱人的信，于是写出“刻骨相思”的句子。这些虽然适合于作者的偶然的感触，然而弥补不了社会的残酷和黑暗。时代的读者固然不需要没有代价的赠与，而我们的作者有时也会感到无聊与浪费罢！
近年来，我们的作者，极方[82]减少了浪费与空虚的努力，这是价[83]得庆幸的，他们的笔已经触着了现实，即使有深浅之不同，毕竟不是没有代价，毕竟将时代的真实映在纸上了。如果我们常常留心近年来的作品，一定了解了许多从未梦想到的事态——有如奇迹，这奇迹所告诉我们的有血泪，有呼号，有抗争，有灭亡！为什么尽是这些，我们知道这肥土上不是生不出花朵来，然而花朵是将来的事，现在的只有荆棘！看看我们的农邨，看看我们的都会，看看在异族铁蹄下的，我们这里不是只有血泪与呼号抗为[84]与灭亡么？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我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给与了更好的东西，我们止配要求他们将这古老的民族所遇见的不幸的命运，真切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反省，使我们努力，使我们如对着镜子发现了自己！
我们能够发现了自己，才能够抛弃掉我们一切的丑恶，迈步踏进我们的新生的道路！
注释：
[1]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410、427页。
[2] 罗联添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台静农在厦大“有二年教授聘约”，故合并言之。（《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225页）但罗氏同书又写明台静农在厦大的待遇是一年一聘，故“二年教授聘约”之说，语意略显模糊。
[3] 此信见黄立斌：《新发现档案里的台静农佚信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3期。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初出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暨学生登记办法》，目的是认定资格，以给流离于大后方的师生提供救济，恢复教育秩序。
[4] 罗联添所著《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裒然巨帙，于台氏生平资料搜罗宏富，而对山大这一段，也着墨甚少。
[5]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214页。
[6]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情况，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第133页。
[8] “我是援庵先生的学生，他约我为辅仁的讲师，出我的意外，当然是我的幸运。”（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陈垣，字援庵。
[9] 叶孝慎：《燃灯人之殇——说台静农研究中的空洞或盲点》（《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2期）对台静农三次入狱的过程有详细的梳理。
[10] 台静农：《金陵病中书感》，《白沙草 龙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11] 鲁迅：《350218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12] 鲁迅：《350218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13] “北方情形如此，兄事想更无头绪……”（鲁迅：《350624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兄事”有注释：指台静农被捕出狱后正在谋求大学教职的事。
[14] 鲁迅为台静农的教职曾探听过暨南大学的意向，没有成功，见鲁迅：《350722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15] 鲁迅：《350722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506页。
[16] 鲁迅：《350811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页。
[17] “一次台先生自厦门回到当时北平接家眷，我在--个下午去看他，他正喝着红蒲桃酒。这以前他并不多喝酒，更不在非饭时喝酒，我幼稚地问他怎么这时喝酒，他回答了两个‘真实不虚’的字：‘麻醉’。”（启功：《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8]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第222页。
[19]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第225页。
[20] 《台静农致胡适》（1936年12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646页。原信手迹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750-752页。
[21] 《台静农致胡适》（1936年12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页。
[22] 《台静农致胡适》（1936年12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页。
[23] 陈垣致台静农信（1936年9月21日），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吾京兆”显误，应为“五日京兆”。
[24] 台静农复陈垣信（1936年9月27日），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页。
[25] 或许也跟他只是从厦门大学请假一年，不曾完全离职的状态有关。
[26] “农往青岛，我方以为也许较好，而不料又受人气，中国虽大，真是无处走。”（鲁迅：《361017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7] 台静农复陈垣信（1936年9月27日），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页。据山东大学“民国二十五年度校历”，9月21日暑假结束，16-19日注册报到，21日开始上课。（《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1936年编印，第1页）
[28] 《台静农致胡适》（1936年12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页。这时的山大无文学院，但有文理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台氏信中的“国文系”）、外国文学系（台氏信中的“英文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代院长是汤腾汉。（《文理学院学则》，《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1936年编印，第21页）
[29] 《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学程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根据这份课程表可知，文理学院只是文学院和理学院的简单叠加，实际排课时是分开对待的。
[30] 《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学期试验科目时间表》，《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78期，1937年1月18日。按照同期所载《国立山东大学学期试验办法》，“各学程于学期考试时，由应担任本学程之教员亲临监场；并由各系主任轮流监场”。据此，《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学期试验科目时间表》开列的每一科考试人数，就是上课的人数。又，本期刊物的刊头误作177期。
[31] 1936-1937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按照学校安排，毕业生的考试与其他年级分开，提前举行。《国立山东大学第四届毕业试验科目时间表》（《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94期，1937年5月31日）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课的考生有11人；低年级的《国立山东大学二十五年度第二学期学期试验科目时间表》（《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97期，1937年6月21日）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课的考生有5人。合计共16人。
[32] 名单可见《布告（字第五五号）》，《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97期，1937年6月21日。
[33] 《本校本年四年级毕业论文（续）·中国文学系四年级生》，《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70期，1936年11月23日。
[34] 《中文系同学成立国文学会》，《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28期，1935年10月21日。
[35] 材料来源：《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四次讲演，刊物失记。
[36] 《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83期（1934年8月20日出刊）上的《国立山东大学通告》，公布了新生名单，中国文学系一年级新生的正取生有17人，徐中玉名列其中。至1936年下半年开学时，读三年级。又，国文学会的筹备工作，徐中玉就已有所参与，见《中文系同学成立国文学会》。
[37] 《国文学会近讯》，《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3期，1936年10月5日。
[38] 《中文学系学生组织自由研究社》，《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7期，1936年11月2日。
[39] 特刊署“国立山东大学国文学会编辑”，发表的文章有周学普的《追悼鲁迅先生》、叶麐的《一个力的人格》、徐中玉的《敬悼鲁迅先生》、轩的《从读杂感见到的鲁迅先生》、蔡天心的《鲁迅先生事略》、吴綪的《永久纪念》。
[40] 《国文学会追悼鲁迅先生》，《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8期，1936年11月9日。这一说法并非夸大。有学者据鲁迅日记统计，11年半的时间里，台静农拜访鲁迅39次，致信74封；鲁迅访问台静农9次,复信69封。（商金林：《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鲁迅与台静农交往时间之长，过从之密切，即此可见一斑。
[41] 1936年11月1日台静农就鲁迅去世事致信孔另境，提到“‘山大’及‘青市文化界’有两追悼，均于今晨九时同时举行”，见孔海珠：《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6—77页。此书影印收录了原信手迹，台氏所用为“国立山东大学用笺”。
[42] 《国文学会追悼鲁迅先生》。其中颜实甫介绍了自己十年前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之经过。不知这一法文译本是否存世。
[43] 材料来源：《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相关报道有新文学组、新文学研究组、新文学会等不同称谓，实为同一团体，入表时做了统一处理。
[44] 《新文学会周刊“新地”出版消息》，《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71期，1936年11月30日。
[45] 停刊前最后一期，标为31期，但期号编排有疏漏：无5、8期，14期重出。合并计算，共出刊30期。
[46] 山大师生时断时续经营的新文学刊物不少，李莹在《从“益世小品”到“新地”——徐中玉国立山大期间文学活动转型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中有记述，可参看。又，徐中玉回忆说“新地”副刊是他跟同学蔡天心共同负责（徐中玉：《回忆我的大学时代——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才毕业》，《学术界》2001年第3期）；李莹的文章或许是据此将“新地”视为徐中玉“主编”的两份文学副刊之一。但校刊报道提到，“新地”是“经各会员选举蔡国政狄庆楼陈鸥三君负责编辑”。（《新文学会周刊“新地”出版消息》）
[47] “新地”第1期的头题之作是叶麐（叶石荪）的短诗《暗夜》。叶、台都是新文学会的指导老师，编辑给出的版面待遇相同。
[48] 《新文学会消息》，《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91期，1937年5月10日。
[49] 《本校文学系新文学会近讯》，《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98期，1937年6月28日。
[50] 徐中玉后来回忆说，“触动较大的是参加发起建立了‘山大文学社’，开始受到社内一些进步同学还有不少后来知是‘民先’成员和甚至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无形影响”。（徐中玉：《回忆我的大学时代——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才毕业》，《学术界》2001年第3期）这可从侧面解释台静农与国文学会学生立场相近的缘由——此处的“山大文学社”应该就是国文学会，时间久远，回忆偶误。
[51] 台静农：《始经丧乱》，《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52] 张家豪：《“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第150页。
[53] 黄立斌：《新发现档案里的台静农佚信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3期。
[54] 台静农：《怀诗人寥音》，《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台静农在1938年9月24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介绍了自己从安徽入川的艰辛行程，其中也讲到“友人即介绍来白沙镇乡里寄居”。（《台静农致许广平·四 1938年》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36页）
[55] 台静农《离白沙口号》诗云：“平生漫说尘中老，华发江乡住九年。”（《白沙草 龙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从1938到1946，实为八年。
[56]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页。
[57] 两人的交往，在老舍日记中留下了记录。1937年4月13日日记：“早到山大．给静农石荪天侔实甫送去《老牛破车》各一本。”老舍：《五天的日记》，《青年界》第12卷第1号（“日记特辑”），1937年6月。
[58] 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老舍1937年4月10日日记有“晚饭请杜宇杨枫孟超式民吃‘朝天馆’”，“饮即墨苦头老酒”的内容，并评此举为“侉子气十足”。老舍：《五天的日记》，《青年界》第12卷第1号（“日记特辑”），1937年6月。
[59] 台静农：《谈酒》，《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7页。
[60] 舒芜：《谈<龙坡杂文>——悼台静农先生》，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1] 老舍成为“文协”实际负责人的过程，参看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四章。
[62] 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63] 发表于《抗战文艺》第2卷第8期，1938年10月29日。收入《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
[64] 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
[65] 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于1930年9月。据《二十年度国立青岛大学一览》（青岛大学编印，1931年）所收“职教员录”，邓初的到校年月是“十九年八月”。又，很多材料说邓初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据此“职教员录”，他是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医学士。
[66] 邓叔存（邓以蛰）：《癸酉行笥杂记》，《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期，1933年11月15日。陈仲，即陈独秀。苏子谷，即苏曼殊。此文回忆了留日时的往事，也记述了作者赴南京探望狱中的陈独秀的情形。陈长邓十二岁，“少年的小友钝生”对老大哥诚挚而热烈的友情浸透于字里行间。
[67] 舒芜：《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书城》1997年第4期。邓氏兄弟的先祖为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癸酉行笥杂记》也讲到，邓以蛰探视陈独秀时，后者专门向他问起邓仲纯的近况。
[68] 陈独秀的两位高氏夫人也是霍邱人。
[69] 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这所学校，是安徽第二中学，1938年9月成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收容撤退四川之安徽省公私立之中等学校员生”。次年4月改名国立第九中学。（《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85页）
[70]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281、341页。
[71] 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晚年他也有《怀老舍兄》诗记此：“渝州流离曾相聚，灯火江楼月满尊。”（《白沙草 龙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72] 赖佩暄：《论台静农旧体诗中的情志、心境转折与私人写作：以<白沙草>、<龙坡草>为例》，《东华汉学》第22期。
[73]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441页。
[74] 台静农：《中国文学系的使命》，《台静农遗稿辑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75] 杨振声的这一文学教育思路，在清华大学就有过尝试。具体情况可参看刘子凌：《民国大学里的新文学教育实践及其限度——以杨振声为中心》，《东岳论丛》2019年第1期。
[76] 山大在抗战时期停办后，徐中玉一度借读于四川大学。听了“四川的著名教授”向仙乔（向楚）、林山腴两位老师的课，他感觉川大“学风显然与山大不同，重在传统”。（徐中玉：《回忆我的大学时代——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才毕业》，《学术界》2001年第3期）这也反证山大的学风整体趋新，不是那么“传统”。
[77] 还有，当年山大国文学会改设各组研究会，就是要求同学们“择其性之所近，在时间许可之范围内，选择加入”。（《国文学会近讯》）这与台静农在《中国文学系的使命》里规划的学生选择专业的依据，也有微妙的照应。
[78] 参看刘子凌：《民国大学外语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之一例——以国立山东大学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79] 叶石荪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系必修课：文艺心理学，二年级；文学批评原理，三年级；外国文学系选修课：法国文学，四年级；高级法文预修二年法文，三四年级。（《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学程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
[80] 徐中玉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他（台静农——引者）当时并未带家眷来，去他住处很方便。他总是那样的亲切、谦和、耐心，他和当时系里其他几位如叶石荪、颜实甫教授一样，都给我留下了师生关系密切交融的深刻印象。我们讨论问题常请他们来指导，还一道出去野餐过。”（徐中玉：《琐忆静农师》，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台、叶、颜的组合确实是过于固定，以至于徐中玉事后回忆径称他们为“系里”的教授——实际上，叶在外国文学系。
[81]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附台静农别集）》，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第441页。
[82] 按，“方”应为“力”。
[83] 按，“价”应为“值”。
[84] 按，“为”应为“争”。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