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华侨日报》上的茅盾佚文
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曾5次寓居香港：第一次是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元月初，不足10天；第二次是1938年2月底至12月20日，将近10个月；第三次是1941年3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上旬，约7月有余；第四次是1946年4月13日至5月下旬，仅40天左右；第五次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显而易见，茅盾第五次在港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一年多。正如学者李标晶所言：“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是他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总结。”[1] 如何推进茅盾研究走向深入，史料发掘与整理无疑是基础性工作。1948年香港《华侨日报》副刊上的4篇文章，由于多种原因长期没有进入茅盾研究界的视野，从而成为佚文。此报创办于1925年，是香港发行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它“态度比较公正，且极关心旅港华侨的生活，所以销路最广，新闻也最为丰富”[2]。在香港左翼文化力量的积极努力下，《华侨日报》刊登过一些明显带有进步色彩的文章，如1948年6月11目至8月24日间曾主动邀约茅盾连载其系列散文《杂谈苏联》[3]。由此看来，茅盾与《华侨日报》编辑部联系颇多，为该报副刊撰稿并不奇怪。下文将分别介绍这4篇佚文，并结合当时香港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对文本的主要内容与价值进行初步解读。
一、《赶快把这都市里智识份子案头的“花瓶”变成农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
茅盾与汉字拉丁化运动（简称“拉运”，或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颇有渊源。1935年，他曾应《拥护新文字六日报》编者之约撰写了一篇拥护新文字的文章《关于新文字》，提出“拉丁化也比简笔字注音字母等等要方便了许多”[4]。不久，在沪成立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草拟了一份《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签名，茅盾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巴金等数百人签名支持。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茅盾是发起人之一[5]。1941年，茅盾撰文介绍倪海曙编《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年表》，就一般人对“拉运”的疑问写道：“其实，方块字之不便，古人已感觉到了，努力想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尝试，数百年来不绝如缕，不过到现在方始成为有方案的运动罢了。”[6] 表明他十分关注与支持“拉运”的发展。《华侨日报·语言和文字》由致力于推广与研究新文字的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主编。该组织1939年3月3日在港立案，7月30日正式成立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沦陷后会务停顿，至1946年7月重新登记会员，9月向当局再度注册获准。学会最初推举蔡元培为名誉理事长，张一麐为理事长，陈君葆、许地山、马鉴、柳亚子等任理事。1941年6月，学会为推动语文运动主办“人文学讲座”，时在香港的茅盾应邀担任讲师[7]。1948年7月11日，茅盾、郭沫若、宋云彬、翦伯赞等出席学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行的第三届会员大会，并作为来宾发表演说。李标晶版《茅盾年谱》本日谱文有“应邀出席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年会，并讲话”[8]的记载，却未透露讲话具体内容。据1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的新闻，茅盾在演讲中“指出现在我国正有两个革命在进行。一是土地革命，一是文字革命，都具着同样重要性；后者是不流血的革命，但同样经过了无数障碍和打击”。“他主张‘汉字非改革不可’，因为汉字常有形、音、义的变化，但拉丁化拼音使读者一看就懂得。汉字是封建阶层垄断利益的工具，新文字的提倡约有二十年历史，它的成功是要使全体老百姓都能识字。”[9]同月，他被聘为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名誉理事。倘若说新闻报道的描述略显简单，那么早在5月2日《华侨日报·语言和文字》第2期刊登的《赶快把这都市里智识份子案头的“花瓶”变成农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即已集中阐述了茅盾的新文字观。原文如下（漫漶之字以□标示）：
曾经有人问：多少年以后，新文字才能够代替了方块字而把方块字送进坟墓——或者历史博物馆呢？二十年幺？三十年，五十年幺？
我想，谁也不能回答这问题。这样一件文字改革的大事，谁也不敢臆断多少年能够完成。谁要是打算主观地给这件大事的完成定一个期限，那他便是天字第一号的武断者罢？
我们不要空想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以后的事。我们的要求是：在今日起，在文盲最多的农村立即有新文字的“传教师”在那里工作。新文字提倡了十多年，到今天还只在大都市内有新文字工作者出一点刊物，还只在中学校内（请记住，中学校内的学生大部已能用新文字来写信看报等等了），有些青年用了读一种外国文字的心情在学习新文字，——这实在是值得深思反省的。需要新文字最迫切的莫过于文盲，莫过于乡村，然而新文字偏偏只在大都市和中学生乃致大学生之间出现，那就十足成为了“花瓶”！这是我们这时代许多矛盾之中一个大矛盾。
有人怀疑：方块字□□□改造的，用拉丁化（新文字）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还待讨论。
我以这一种怀疑也和那不看见新文字今天只在大都市的大学生群中作“花瓶”而迫切询问何时可以代替方块字一样的不切实际。当然，拉丁化是不是改革方块字的最好方式，在理论上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中国文字是单音字，而一个字的构成方法是运用了象形，指事会意，……等等的，所以把这样的文用单纯的拼音方法而使之拉丁化，是不是□合理而担得起表□□□的任务，尚待实验而后能确定。我们知道乌兹别克、哈萨克等的民族（都是在苏联的）本来是用阿剌伯字母的，近来改用拉丁化，并无困难，但我们也得知道乌兹别克等语言本来就是拼音的复音字，不过他们向来没有自己的字母而借用了阿剌伯字母，因而现在的改为拉丁化，事实上不过是改用了一种注音符号。这和我们汉字情形颇不相同。因此，我也认为，拉丁化也许还不是改革汉字的天经地义，唯一的方案。也许我们将来会从简化汉字或其他方面得到了其他更好的方式。但尽管我是这样想，我还是毫不迟疑地要求：今天应当立即把新文字推行到农村，教给文盲！新文字在今天既然是可用的武器足以救济方块字难学的毛病，我们就应当马上用它，赶快用它。事实上，即使将来新文字完全实际可用，而新文字与方块字并存并用的时期一定会很长，因此我反对迟疑不决，而主张把新文字这“花瓶”立即变成农村的实用品。我反对怀疑论。但同时我也不能同意那种几十年消灭方块字的理想主义的性急论。
可见，茅盾认为拉丁化不一定是汉字改革的唯一方案，但主张“立即把新文字推行到农村”，因广大文盲迫切需要新文字这一工具来掌握文化知识，真正发挥新文字的实用价值。茅盾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5月16日，季方在《华侨日报·语言和文字》第3期发表《怎样使新文字不成为“花瓶”？——论新文字运动者当前的任务并请教于茅盾先生》。该文强调新文字运动者当前的任务是“要把新文字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推行，使新文字成为知识分子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之一，使知识分子运用这个工具，来试行创作大众所需要的方言文学和各种新知识的读物”[10]。作者表示，新文字十多年来主要在城市和大中学生之间推行并非偶然，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决定的，没有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学习并运用新文字编写读物，在农村推广新文字是不可能实现的。6月，语言学家曹伯韩发表《关于新文字运动的几句话》，响应茅盾的号召，认为所谓新文字“变成农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还无法广泛实现，要立即开始“拿新文字交给文盲的工作（不论城市与乡村）”，还可“替文盲编印一些新文字的小故事唱本之类的读物”[11]。一位署名DING LISAN的作者则指出茅盾代表了一部分文化人“以为新文字太浅了，只配给人拿到农村里去教文盲”的意见，并希望文化人肩负“研究新文字，写作新文字”的责任，与“拉运”同志“配合作战”[12]。
二、《所谓追求“新奇”的市侩艺术》
1948年7月12日，《华侨日报·文艺》副刊第65期刊有茅盾的散文《所谓追求“新奇”的市侩艺术》，后以《新奇的市侩艺术》为题，再刊8月29日汉口《大刚报·大江》第363期，10月1日天津《综艺》半月刊第2卷第6期转载。《华侨日报·文艺》初为《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创刊于1947年2月23日，自1948年4月11日易名《文艺》后为双周刊，7月12日始恢复为周刊。据有关资料介绍，该刊编者系著名作家侣伦（李林风）[13]。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7月8日，当是茅盾应侣伦之约而撰稿的。全文如下：
一个年青人，头发很长，走上了戏台，装腔作势地脱，他要报告一桩了不起的发明：一种新式的舞蹈，“现代派”的舞蹈；这是[14]年青人神气十足地讲到法国艺术的“新路”：可是这“新路”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明白。
这一套开场白以后，一群法国的舞蹈者登台表演那所谓“现代式”的舞蹈了，可是说也奇怪，这“现代式”并无特别之处，它那步法简直就是正规的艺术学校里教给幼年生的步法。然而那“现代式”中却有些什么东西激怒了台下观众，大声吼道：“下去，打倒贝当这懦夫！打倒合作派！”
上面这小插曲，是去年（一九四七）夏季在捷克京城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欢大会上发生的；这个联欢大会到了七十一国的青年竞技家，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可是，同类的小插曲也还有的是呢。两个表演者都穿了骑士的服装，一来一往在台上舞起来了；舞法是原始而单调的，伴舞的音乐也是同样原始而单调。这哑戏做到一半忽然发现两位“骑士”之中有一位原来是个女人，于是那男“骑士”就一剑刺死了那女的，并在那死者嘴上亲了一下，——“戏”就完了。这“新奇”的表演，是意大利的。观众也弄得莫明其妙，老实不客气报以倒采[15]。
上述的两个小插曲可以作为例证，说明“现代式”及其同类如“新现代式”的艺术，是怎样的以不使人懂为新奇，以原始简单的形象与动作自吹为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在技术上是脆弱而低能的，在内容上是空虚混乱的。这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艺术大都染上了这些所谓“新派”的影响。
西欧的布尔乔亚艺术之没落，本不自今日始。第一次大战后，这就显露得明明白白了，但到了今天，每况愈下。如果布尔乔亚艺术在它开始衰落的时候还能从形式上的炫奇斗巧以掩饰其内容之空虚脆弱，那么到了今天，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连形式上的“奇”和“巧”也拿不出来了。
美国的布尔乔亚艺术也同样追求着形式的“新奇”而又实在拿不出甚么真的新奇来。有一位美国“现代式”的舞蹈者也在布拉格作私人表演一番，可是她那“现代式”也和上述意大利的差不了多少。
这一位来自金元王国的舞蹈家曾经访问一位莫斯科大戏院的舞蹈艺术者奥尔茄·吕比它斯卡亚，（她也是参加了布拉格的盛会，这时也在布拉格），对她声称：旧形式正遭遇到“危机”，古典的舞蹈技巧必须完全抛弃，必须弄些新奇花样出来，愈新奇愈好云。奥尔茄回答她：苏联的艺术创造的原则是，继承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发挥创造精神；必须尽学前人之所长，然后更进一步以求新创造。
话不投机，便从艺术理论谈到别方面了。凑巧她们面前有一册美国的《生活》杂志，封面印着几位美国的舞蹈者的相片，里边有一文为之介绍吹嘘，这一篇吹嘘的文章当然也附有相片的，其中一幅是某舞星本人的玉照及其家属。当然有道理的，相片上的他们都在表演“倒竖蜻蜓”的把戏——这就是头着地脚朝天的；并且还有附注郑重说明这位舞星的老父亲还有绝技，能够倒竖着蜻蜓吃面条。
奥尔茄问她的美国客人道：“为什么贵国人用这样的怪话来介绍一位舞蹈家呢？如果这算是为她扬名，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扬名方法是侮辱了！”
“我们的见解却不同。”那位美国客人回答：“一位艺术家但愿刊物上提到他就好了，至于说些甚么话，那都不关紧要，比方像喀罗索那样的名人，他在美国报章杂志上哄动人的，倒不是他的表演技术，而是他定做了一套甚么衣服等等一类的事情，我并不觉得这种代人扬名的方法有甚么不好。”
这一番谈话当然把奥尔茄说得不敢再赞一词了！
这一番谈话正说明了布尔乔亚艺术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一切都为了利，一切刻意在求迎合满身俗骨的大亨们的低级趣味；所谓“现代式”骨子里不过如此而已。（七月八日）
在茅盾看来，西欧的布尔乔亚艺术自一战之后就开始走向衰落，“从形式上的炫奇斗巧以掩饰其内容之空虚脆弱”。二战后每况愈下，连形式上的“奇”“巧”都已经完全丧失。同样的，美国的布尔乔亚艺术也追求着形式的“新奇”，展示出来的新花样实际上并不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总之，布尔乔亚艺术已堕落到“一切都为了利，一切刻意在求迎合满身俗骨的大亨们的低级趣味”的地步。茅盾所批判的欧美“现代式”与“新现代式”艺术，大体上指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艺术。文章所举出的1947年夏季世界民主青年联欢会上的“小插曲”显然并非作者亲眼所见，应是其从报刊上或者他人口中得知。茅盾将流派纷呈、风格驳杂的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统统归为“市侩艺术”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看法可谓代表了彼时中国文艺界对于西方战后艺术的普遍性观感。与欧美迥异的经济基础、文化制度、思维方式与审美范式，必然导致国人在面对新兴不久的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时感到“晕眩”，无所适从，从而心生抵触。
三、《关于影片〈江湖奇侠〉》
1948年7月14日，《华侨日报·艺术》第9期刊载茅盾的《关于影片〈江湖奇侠〉》，文末还有一则编者按：“《江湖奇侠》本星期日正午场平安剧院放映”。表明影片本月18日开始在九龙平安戏院上映。同日《华侨日报》“娱乐圈”特意刊发了电影本事。茅盾显然是看了影片试映后立即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原文内容如下：
大侠那失勒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古代的传说。这传说既然是封建时代的社会产物，便免不了穿着神秘的外衣。作为魔法师而出现的那失勒荆叫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古老传说人物之一——“济公活佛”；然后那失勒荆是没有“济公活佛”那样浓厚的宗教性的，我以为这是那失勒荆的传说更富于人间味的地方，而人民的强烈的爱憎也没有被模糊，被歪曲。
《江湖奇侠》剥掉了传说的神秘外衣，把那失勒荆还原为人，——机智而又勇敢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以事实宣扬一个真理，湖水是人民大众的，应当还给人民大众，不应为富豪所垄断而据以压迫剥削人民大众。那失勒荆的机智勇敢正和富豪的贪婪自私乃至利令智昏作一显明的对照；这使得影片那失勒荆亦庄亦谐，浅入又深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民间传说的题材应如何处理，如何剥掉了那些“不合理”的外在而显现那合理的核心。
关于大侠那失勒荆的影片不止一部，这次到了香港的，大概是第一部，这第一部的中心故事是富豪垄断了湖水，剥削人民；村中的田全赖这湖水灌溉，富豪勒索村民一笔巨款，并且说，如果没有钱，可以村中一少女代替，被他这样蹂躏了的少女已有十五人之多了。那失勒荆及时出现，运用他的机智，惩罚了那贪婪淫邪，利令智昏的富豪，拯救了那少女。
在这里，香港的观众也许会不大理解：湖水如何能为人所垄断。然而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情形，缺乏水源的内陆，就有这样的事情。乌兹别克斯坦是雨水很少的地方，因而河道也很少，灌溉田地的水渠被封建阶级所霸占，就像这影片所表现的。中亚西亚有好多地方全有这同样的情形，不患无地而患无水。从前那些封建阶级为的要便利剥削人民，既霸占了已有的水渠又不肯多开水渠，正如同现在的美国工业巨头既霸占了生产工具又不肯多生产，因为多生产则货价会跌，使他利润减少。因此，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中亚西亚的第一件设施就是没收富豪的水渠，把水成为国有。
“济公活佛”在华南似乎是一般人爱好的传说人物，粤剧和电影似乎都有以济公为题材的；奉劝爱看《济公活佛》的人们也去看看那失勒荆，可是不要先存了个心去看“洋”济公啊！
《江湖奇侠》是一部苏联片，改编自乌兹别克斯大侠那斯列琴（译名亦有那斯烈勤、纳斯烈金等，茅盾译作那失勒荆）的民间传说。影片由那比·迦尼叶娃导演、维克多尔·维特柯维奇编剧、苏联塔什干电影制片厂1947年出品，原名《那斯列琴奇遇记》。值得一提的是，该片20世纪50年代曾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再度译制为《游侠传》并在国内公映。
1946年12月初至1947年4月初，茅盾、孔德汰夫妇在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访问苏联。其中1947年3月上中旬，茅盾赴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参观考察。期间他曾观看新闻纪录片《中亚五民族歌舞大会》与故事片《那失勒荆在蒲哈拉》（前部），并评价后者道：“这片子很精彩，故事既寓庄于谐，而演技亦极佳妙。”[16]可知，茅盾对那斯列琴的故事与相关影片早已熟知，所以文中说“关于大侠那失勒荆的影片不止一部，这次到了香港的，大概是第一部”。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情节，茅盾在文章中特意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形。他由那失勒荆联想到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济公活佛”，但指出前者“更富于人间味”，进而建议爱看《济公活佛》的华南观众也去看看《江湖奇侠》。除茅盾外，当时香港左翼文化界均十分推崇该片。同月，夏衍、叶以群等发表“七人影评”《评〈江湖奇侠〉》，称许影片“无时不充满着民间故事的轻松活泼的情调，而在这轻松情调之中却又传达出了那么严肃沉重的主题。这在艺术上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成功”[17]，并希望我国电影工作者能够以之为借镜，认真发掘本土民间故事的宝藏。郭沫若在《出了笼的飞鸟——看了〈江湖奇侠〉后》中赞誉：“轻松，朴素，有趣，富有东方味道，在苏联影片中，怕要以《江湖奇侠》为第一了。”[18]
四、《我看〈此恨绵绵无绝期〉》
1948年10月19日，由卢敦导演，黄谷柳编剧，大群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粤语片《此恨绵绵无绝期》在香港胜利戏院试映。茅盾、郭沫若、欧阳予倩、于伶等文化界、影剧界数百人观看了影片，并即席写下了对于电影的意见。茅盾的评语云：“现实的内容，严肃的作风，高超的技术，这些特点使得〈此恨绵绵无绝期〉在今日的粤语片中，成为划时代的作品。”[19]这则短文现以《看了〈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后的一点意见》为题收入《茅盾全集》。实际上，意犹未尽的茅盾于次日（10月20日）还写了一篇影评《我看〈此恨绵绵无绝期〉》，极力向观众推荐该片，27日刊于《华侨日报·电影与戏剧》双周刊第69期，其内容如下：
如果我们来推荐一九四八年的中国十大佳片[20]《此恨绵绵无绝期》无疑地是在“十大”之中的。
我以为《此恨绵绵无绝期》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它的故事极富于人情味而不流于庸俗。它指出了经济崩溃，物价飞涨，贪污成风的现局势之下，一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极难养家活口。主人公赵老先生一家的悲剧使人悲愤，使人看清楚这悲剧的根因在那里。赵老先生是一个高级公务员，在地位上他极有营私舞弊的可能然而他拒绝了；直到他知道了自己的勤俭持家的女儿为了幼弟的医药费，全家的生活费，而忍痛地干了“阻街女郎”的营生，他于愤怒悲痛之后沉终思宵[21]，说了一句血泪的话：“如果我要保持我的清白，女儿就不能保持她的清白。”终于他宁愿自己入地狱。这样的慈父之心，使他也和女儿一样忍痛而营私舞弊。结果怎样呢？所谓“法律”者捉他入牢，判他十年徒刑。可是，教唆他犯法，在犯法事件中享利最多的某秘书及王科长却逍遥法外。王科长甚至还乘火打劫，还想奸占赵女。于是这位善良而曾经牺牲自己救了幼弟和一家的少女不能不执仇了，她手办了那恶人。她不逃（虽然她的一个朋友愿意代她受罪），结果她受到所谓“法律”的制裁！
《此恨绵绵无绝期》使我十分感动的地方即在它表现了赵父赵女及女友徐大哥的崇高牺牲的精神，而此种牺牲精神则根源于父女，兄弟，朋友的真诚的爱。为了爱父亲爱弟，赵女忍痛牺牲了自己的贞操；为了爱女，赵父也牺牲了他自己的清白，而且因为他明知法纲跟在他身后也不得不冒险为之；为了朋友的爱，徐大哥欲为赵女受罪而最后又不负赵女所托代养赵氏遗孤。
全剧颇多极美丽动人的画面。绝无“噱头”，这是值得称道的。在一些小节目上，导演的匠心也跃然可见。例如赵父在他的机关内听得了同事把他的女儿的“不检行为”作谈助，愤愤回家，恰见女儿正爬在地上抹地板，他惘然了。这一个节头包含的意义既深且广，而且那样的入情入理！剧中各主角的演剧也无瑕可击；特别是女主角，她的戏很吃重，演出是成功的。（十月二十日，九龙）
《此恨绵绵无绝期》于11月6日在太平、国民、胜利、好世界、光明等五大剧院同时上映。5日香港《华商报》在刊登影片广告时，特意标注郭沫若、茅盾、欧阳予倩、夏衍等“诸位文化先进一致推荐本片”[22]。7日《华商报·茶亭》刊出总题为《评〈此恨绵绵〉》的多人影评，其中夏衍评曰：“这部片子对粤语片全部从业员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会鼓舞起有向上心的工作者的信心，而替整个粤语片的前途寄予了希望和光明。”正如郭沫若所言：“我们现在提倡方言文学，但方言影片的成功确实走在前头去了。”[23]南下左翼文人揄扬《此恨绵绵无绝期》，既缘于该片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可圈可点，又因粤语片的成功代表了方言电影与文艺大众化的成效。茅盾此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升了粤语片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如上海《电影周报》《立报》《诚报》等报刊相继登出《粤语片进步茅盾为文推荐》《茅盾推荐粤语片》《茅盾推荐粤语影片》，均提到茅盾推荐《此恨绵绵无绝期》一事。
五、结语
不论是支持新文字运动，批评欧美现代派艺术，还是推介苏联电影、国产粤语片，茅盾始终坚持文艺的普及化、人民化与大众化方向，与集聚香港的“拉运”同志与左翼文艺人士密切合作，“作文化之保卫，尽攻心之任务”[24]，共同企望着政权的诞生。上述佚文无疑是茅盾在香港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历史见证，不仅扩充了茅盾为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而且可能带来新的学术话题，如茅盾与新文字运动的关系、与侣伦等香港本地编辑（作家）的交往等。
注释：
[1] 李标晶：《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学术研究》1985年第6期。
[2] 黄新：《文化运动在香港》，《文联》1946年第2期。
[3] 参见金传胜《茅盾〈杂谈苏联〉的初刊处》，《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2月12日。
[4] 茅盾：《茅盾全集》第16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6页。
[5]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即将成立》，《新中华报》1940年10月3日。
[6] 文（茅盾）：《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年表》，《笔谈》1941年第3期。
[7] 《新文字学会推动语文运动创办人文学讲座》，《华商报》1941年6月21日。
[8] 李标晶：《茅盾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5页。
[9] 《用新文字扫除文盲 新文字学会昨天开年会 马鉴到会说明工作目的》，（香港）《大公报》1948年7月12日。
[10] 季方：《怎样使新文字不成为“花瓶”？——论新文字运动者当前的任务并请教于茅盾先生》，《华侨日报·语言和文字》第3期，1948年5月16日。
[11] BOXAN（曹伯韩）：《关于新文字运动的几句话》，《华商报》1948年6月1日第3版“热风”。此文后收入曹伯韩《论新语文运动》（此书先后有1950年文光书店版、1952年东方书店版）。
[12] DING LISAN：《现阶段的拉丁化运动和文化人的责任》，广州新文字出版社编委会编辑：《新文字问题解答》，广州新文字出版社1950年版，第37页。
[13] 参见王剑丛编《香港作家传略》，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14] “是”疑为“时”。
[15] “倒采”今作“倒彩”。
[16] 茅盾：《苏联见闻录》，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35页。
[17] 程季华主编：《夏衍电影文集》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18] 郭沫若：《出了笼的飞鸟——看了〈江湖奇侠〉后》，《正报》1948年第49期。
[19][23] 《〈此恨绵绵无绝期〉粤语片成功作郭沬若茅盾等一致赞许》，《华商报》1948年10月20日。
[20] 漏一逗号。
[21] 应作“沉思终宵”。
[22] 《华商报》1948年11月5日。
[24] 《民主党派文化界电贺东北解放》，《华商报》1948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