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展开的，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与价值。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在人道主义回归文坛的浪潮中，也产生了非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潮。从1985年高涨的“新潮文学”（包括“新潮小说”和“新潮诗”）到紧随其后、风靡文坛多年的“新写实小说”，再到“身体写作”在世纪之交的流行一时，都贯穿了一个思想主题：质疑人道主义。这质疑，不再是来自政治方面的高压（如同“十七年文学”到“文革”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样），而是来自作家对人生的无情拷问。因此，这样的质疑就格外值得注意：这股非人道主义的思潮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在许多文学史教科书中，对“新潮文学”的高度评价主要是从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更新角度作出的。这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因此就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现代主义（“新潮文学”的实质）的另一面——消极、绝望、阴暗、粗鄙的格调，也就很难发现其中的非人道主义思想内核。早在1976年，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就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危机：“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必然导致“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必然产生“在劫难逃的焦虑”、“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而这样不断超越、永恒焦虑的“现代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文学”，我们不难看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不断表达了对于人的渺小、阴暗、疯狂、无助的悲凉之情——从《你别无选择》对命运怪圈的无奈到《无主题变奏》对世俗价值观念的不屑，从《女女女》对于一个可怜女人的异化的剖析到《苍老的浮云》对无力摆脱噩梦的情绪渲染，从《1934年的逃亡》《难逃劫数》对疯狂欲望的表现到《来劲》对喧哗与骚动活法的刻画，都在真实呈现现实人生阴暗面的同时也揭示了这样的人生主题：人性的丑恶、欲望的粗鄙、命运的无情、生命的无聊，都昭示了人道主义的苍白。因此，“新潮文学”就成为一个转折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从呼唤启蒙到悲叹人性恶的根深蒂固、无药可医的巨变。不要说容易受新潮影响的青年作家了（他们写“人性恶”的主题多少给人以“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感觉），就是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中年作家，也在没有放弃启蒙立场的前提下认同了现代主义的世纪末情绪。例如李锐，就在关于《厚土》（“吕梁山印象”系列）的创作谈中这么说：“人只配有人的过程”，“说到人和人性……不存在任何一种最佳方式，也不会有一种最坏方式”。既然如此，则改革的必要、人性的改良、教育的普及，就都没什么意义了。
   “新潮文学”是在改革进退维谷的1985年前后迅速崛起的。于是，“新潮文学”的悲凉氛围就正好成为了改革举步维艰的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当小说界的悲凉之雾越来越浓之时，报告文学界却兴起了勇敢暴露现实的忧患、为进一步推动改革而大声疾呼的空前热潮。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这一股浪潮显示了那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良知和历史使命感。但换个角度看，那些报告文学中反映的尖锐社会问题也相当清晰地凸现了许多历史的积弊和现实的忧患——这些积弊和忧患正是人道主义长期缺失的证明。从《土地与土皇帝》（麦天枢）、《希望在燃烧》（乔迈）那样暴露官民对立尖锐矛盾的作品，到《神圣忧思录》（苏晓康、张敏）、《国殇》（霍达）那样反映知识分子生存危机的作品，再到《性别悲剧》（贾鲁生）、《古老的罪恶》（谢致红、贾鲁生）那样鞭挞纳妾、买卖妇女陋习的作品，还有《西部在移民》（麦天枢）、《伐木者，醒来！》（徐刚）那样反映生态危机的作品……都将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重重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使得深化改革的呼唤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空前焦灼的程度。
　　耐人寻味的是，当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以启蒙主义的激情呼唤改革之时，小说界的悲凉之雾仍然十分浓厚。继“新潮文学”衰落以后异军突起的“新写实小说”仍然在展示着人心的猥琐和阴暗、欲望的粗鄙与强大、命运的无情与多变。在“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余华那段时间的主要作品中，审丑、溢恶的粗鄙化现象和叙事的冷漠风格相当突出，成为现实生存质量低劣、人道主义缺失的文学象征。

    二
　　启蒙，对于“文革”以后的中国，就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祛除封建主义的痼疾。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在思想解放的天地间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不期而遇时，当人们对于改革的美好憧憬被一系列积重难返的历史问题（从“官本位”传统的痼疾到“关系网”的不正之风、“瞒”和“骗”的无处不在）和现实矛盾（从人口爆炸、生存竞争激烈到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渐渐打破时，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人道主义的思想力量，对于解决中国的重重难题，原来相当有限。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人道主义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古老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为“新潮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冲击而销声匿迹。就在“新潮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极盛时期，文坛上也会一再升起同情弱者、发现美好、伸张正义的感人旋律——有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样充满博爱情怀的美文和刘醒龙的《凤凰琴》、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那样体现了作家“底层关怀”的小说，以及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那样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作证。尤其是在90年代初，随着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弘扬传统民魂的作品产生“轰动效应”，随着以积极反映现实问题为主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为代表）的产生影响，随着上海评论家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迅速扩展到全国思想文化界，我们都会发现：中国文学家根深蒂固的民本情怀、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并没有被现代主义的寒雾所窒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与现代主义的虚无情绪的碰撞中，放出了温馨而璀璨的光芒。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随着西方文化的幽默感的影响渐成气候，随着“后现代”狂欢文化（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如摇滚乐，也有港台娱乐文化的影响，从流行歌曲到“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高涨，文学界的世俗化浪潮中，也产生了非常奇特的一股潮头，以1988年、1992年两度高涨的“王朔热”和后来兴起的“王小波热”为代表。其中，“王朔热”体现了“新市民”（也有人称之为“痞子”）没心没肺、得乐且乐、躲避崇高、游戏人生的特点，显示了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通过“找乐”去满足欲望的价值观。这种世俗化的价值观一时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反映出时代的巨变。王小波的名作《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再现了“文革”中“落后”青年有意追求个人幸福、恣意嘲弄“革命”压抑人性的喜剧人生，揭示了不曾被“革命”窒息的欲望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对于强权的挑战，与“王朔热”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王朔笔下的那些“新市民”和王小波笔下的知青、青工在不虚伪、不委屈自己，并进而向扭曲人的正常情感的说教挑战方面，是显示了相当独特的个性的。这个性当然不是一些思想家设计的那么高大、放射出理想光芒的人性（如鲁迅当年所憧憬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境界），但却是普通人中十分常见的、具有道家文化背景的个性。肯定自我的欲望，知道自己的利益，因而不相信那些压抑人性的高谈阔论，应该也是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至少在王朔的一部分作品中，主人公的没心没肺、游戏人生常常伤害了别人的真情，又事实上显示了这种个性的隐忧。这样缺乏责任感的人道主义显然与具有“博爱”内涵的人道主义相去甚远。
　　但也就在“王朔热”兴起的间隙，因为社会贫富不均问题的日益突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呼声也日益强劲。体现在文学界，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再度高涨。从1990年代阎连科的《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中士还乡》、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到新世纪初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盛可以的《北妹》（《活下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阎连科的《丁庄梦》、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贾平凹的《高兴》……都在不断展现“底层”艰难活法的同时表达了作家悲悯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其中的忧患意识、无奈叹息，都感人至深也发人深省：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冲击得百孔千疮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忽然又焕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
　　正如当代学者高尔泰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来看，人道主义思潮的每次高涨，都发生在矛盾激化、原有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的时候。例如基督教、佛教和儒家人道主义，都是在奴隶制度走向崩溃的道路上出现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先后发生在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过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的趋势下面”；“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几起几伏，就不难看出：当代人道主义作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先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反思“文革”反人性本质的思潮中唤回了人的主体性，在呼唤改革的时代强音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欲望，接着又在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时候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重重的现实问题，然后更在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后现代”“狂欢”的声浪澎湃背景下守住了古老人文精神的家园，再次显示了文学的良知。虽然从“极左”思想的余烬中不时也会复燃起对人道主义的质疑与批判的黑烟，虽然知识分子内部关于人道主义已经过时的声音也时有所闻，但历史表明，人道主义的思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现代化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之时，人道主义的长久生命力已经不证自明。

    三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反人道主义的思潮呢（这里，那种来自僵化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说教已不值一提。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是来自西方现代思想的反人道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巨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尼采又一次地预示了一段漫长旅程尽头的转折点。不过，这一次所断言的与其说是上帝的不存在或上帝的死亡，还不如说是人的终结……”（[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事实上，在尼采的“超人”理论中，在弗洛依德关于“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的发现中，在萨特有关“他人就是地狱”的议论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反人道主义思想的幽灵在徘徊。而马尔库塞关于“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单面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传统的抗议方法和手段无效甚至变得危险”的论断（见《单面人》一书），也是现代化进程难以回避的悲哀。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思想的迷宫：在不断追问人类的思想困惑和生存困境的过程中，一再发现了人的渺小与可悲；在不断建设现代化的事业中，一再发现了体制的强大与人的异化。现代思想因此而显得比传统人文精神痛苦、无奈。如果说，传统的人道主义或诉诸宗教精神的力量，或企图通过革命去改造社会，那么，至少在今天，试图突出现代思想重围的人道主义真的已经显得相当乏力了。
　　然而，问题难以解决是一回事，有没有人道主义的信仰、能不能坚守人道主义的家园是另一回事。就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的那样：“即使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我还是需要对未来抱一丝希望。阻止一件讨厌的事发生。”（《当代的精神处境》）弗洛姆也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惟一的力量是理性”。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仍然有不可思议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又是人道主义已经难以回答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尖锐挑战。这，便是人道主义思想在当代遭遇的困境。而那些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向人道主义挑战，却依然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也与人道主义一样，只能站在时代洪流的边上叹息，或静观。这样一来，人道主义的不可取代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这样的匆匆一瞥，已经可以看出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坛上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两股思潮的彼此冲撞、此消彼长。看来，在这个文化已经多元化、思想的彼此碰撞也此起彼伏的年代，宣告人道主义的过时似乎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