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与善政者榜样的文学书写
　　□李炳银
　　接到哲夫的这本《执政能力》时，说实话，我开始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官员的功劳簿、流水账。但是，我知道，哲夫是个严谨和有追求的作家，曾经创作出版过《帝国时代的黄河》《叩问长江》《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的他，是不会使自己轻易陷入到那些俗事之中的。看完哲夫的这部新作，证明我的感觉印象不错，又使我对他进一步产生钦佩的感情。  
　　这部书标明为“中国首部政论体纪实文学”，这是有一种刻意追求的表现。这是否是一种创作个性的表白，还是一种新文体的创造，也许还需要很好的研究论证。我是更乐意将其视为一种创作个性表白的。作者在书前的《这本书对咱中国好——给一个出书的理由》短文里写到：“书中最不缺的是真切到毫端、确凿到细节的事实依据”。然而也许因为中国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经验，只好接受真正的描写对象的要求，对人名做了置换。所以称之为“纪实文学”。我相信作家的告知，所以我很“当真”。  
　　此前，关于执政的不易和重要性的话题，已经有过许多的内容。但是，提出有关执政能力的话题，好像还是新近几年才开始的。而以文学的视角，通过对一个真实的县委书记工作历程的追索探讨和表现这样的话题，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所以，哲夫的这部作品，在选材和立意上首先就具有了十分新颖的吸引力量与价值诱惑。纪实性的文学，尤其是像这样面对社会生活现实真实对象的作品，不仅要在真实还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变质变味的时候，给以真实地记述，更加重要的是，要在这真实的对象中追寻和表现足以影响与促进社会变革进步的内容进行总结推广。这部《执政能力》，就是很好践行这样要求的成功作品。它是在一个历史和时代的新层面上对于执政者的审视和表现，是立足于坚实的土地上的政治感觉和希望的文学表现，值得人们给以重视和珍惜。  
　　《执政能力》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可是阅读时却具有很好的故事情节吸引力量，使人欲罢不能。作品通过山西省桃峰县县委书记和治国在处理秀水镇的人民与政府在有偿使用土地问题上产生的分歧、误会和严重冲突事件的过程中，以及他在执掌桃峰县政权时的表现，细腻具体、形象生动并且很有理性见识的完成了对于一个执政者执政能力的描述与思考，引人关注和深思。  
　　为了合理地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县政府经与有关电力部门协议决定在秀水镇征地修建桃电二期工程。可是，因为征地款的数额问题，当地群众和政府意见难以统一，再加上不应有的人为误会，导致围堵县政府领导，打砸汽车，非法绑架无辜，结伙上京上访闹事等严重的冲突事件多次发生。在这一次次冲突的化解以至最后稳妥解决的过程中，和治国书记所表现出的精神情感和适度处事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和治国的政治才能，既表现在他的智慧应对现实改革发展的复杂局势，面对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面对社会政治建设的新要求方面；还真实具体地表现在他对老百姓深入的感情利益关爱和主动灵活地使用权力处置矛盾冲突事件等方面。尽管哲夫在表现和治国执政才能时涉及到许多实际的事件人物，但要理解和治国这种能力的根源基础也许并不复杂。和治国之所以能够在别人已经或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坚持对闹事群众不下狠手，一再主张并亲自力行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的方式，原因就在于他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属于人民并应当服务于人民的。因此，他必须在任何时候顾及到群众的利益，保持和人民群众感情的沟通。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看成一个执政者、统治者，看成一个他人不能够丝毫冒犯的王权代理人。正因为这样，和治国在谋划地区工业、农业发展，在谋求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时候，都能够将群众的利益，党和政府的尊严和责任协调的看待处理，丝毫不计较自己个人的面子得失。他很反感那些“死要小团体或是个人的面子不要社会的未来，非要维护虚名儿而不惜把一群平善的百姓逼成暴徒不成”的做法。所以，如今官员的执政能力，首先就要看是否真的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自己的心上，是否真的站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执政行事。这是培育和增长官员执政能力最根本的方法所在。和治国为所有的执政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夫的书不仅是一部文学读本，还可以说是一本执政者的政治教育参考。  
　　哲夫是个有过不少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所以，他的写实作品，也具有明显的小说风格表现。他严格地尊重事实的真实性，但又不像有些写实作家那样，总是摆脱不了真实的约束，往往机械被动的记述，导致作品平淡枯燥，缺乏阅读的生动性。哲夫在《执政能力》的写作中，以一个冲突事件的几次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为中心线索，又将和治国及桃峰县的一些官员的政行适当穿插其间交叉叙述，就使得写实的作品富有情节性和起伏的节奏感，有悬念，有冲突，有有关人员生死命运的紧张关子，有冰释矛盾的内在逻辑故事，是富有阅读魅力的作品。特别是许多不无见地的有关执政艺术的议论文字的表述，又是作品的一个亮点。
　　从事写实文学的写作，是个很费力的事情。哲夫说自己为写这本书“连采访带写作前后陆续忙碌近一个整年，资料堆成山，录音占满硬盘”还不计许多要出版而花费的口舌。所以，我很敬重一直认真对待写实创作的作家，他们“文章不为轻薄事，笔墨常系百姓忧”，是如今导致文学还能够保持一点尊严的人们。

　　作一次有深度的表扬
　　□吴秉杰
　　我一直听说，报告文学写作是一项有风险的写作。因为它常常触及时弊，揭露矛盾，引起争辩。但没想到批评难，表扬也难。批评有事实纠纷，引出告状乃至诬陷之说；表扬呢，同样有怀疑有争议，尤其当你触及到了矛盾。而真正的文学写作又不可能避开矛盾。“人怕出名猪怕壮”。除了盖棺论定已去世的先进人物、英雄模范之外，写一个健在的、正在工作着的正面人物、优秀人物难免会引起非议和不同声音。这很让人惊异。当然表扬企业家、娱乐明显除外，他们无此顾虑。而《执政能力》表扬的则是一位县委书记，作品的主人公再三反对写自己事迹，似乎这也关系到政治经验、组织观念或官场关系。于是作家哲夫便也只能四上“桃峰”县采访后，隐去真名真姓及地名，惟事实依旧，作一次艰难的、语重心长的跋涉。哲夫给主人公取名为和治国，自然也有其深意。
　　《执政能力》集中书写的是发生在山西省某县的农民群体事件。2004年2月10日，秀水镇农民由于不满意桃电二期工程上马的征地补偿，围攻到现场办公的县委领导班子达七小时之久，扔砖头、砸玻璃、焚毁汽车，其情也切切，其势也汹汹，顿时把和治国书记与县委置于风口浪尖之上。接下来的蔓延发展更是紧张尖锐，5月初阻挠施工队进入现场“梁山”（也是一个虚拟地名），打砸机械；5月９日绑架人质，以命相胁。接着又群体上访北京，聚集天安门与围堵电视台。报告文学描写的便是和治国与县委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的应对和表现。至此，我们忽然理解了这一刻表扬的“复杂性”。虽然我还是认为倘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能塑造出真实的、在实践中的以及在矛盾冲突中的优秀先进人物，那其实将大大地限制它发挥出其正面肯定的积极作用。秀水镇农民闹事的表面原因是他们误听传言以及“最后一尺布”想卖个好价钱的利益追求。深层次的原因呢？作家认为：国家土地政策滞后是主导因素，譬如南方一些地区农民便靠出让土地先富了起来；社会因素是辅助的因素，大概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弱势群体等；而执政者能力的欠缺和群众素质的低下则是酵母与温床。在我看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理清楚，相互间还有些牴牾。不过作家是清楚的。一本书不能够要求它解决一切问题，它主要表达的是领导者应如何面对矛盾，处理矛盾，也就是写执政能力。
　　山西省全年生产的煤占全国四分之一，焦炭占全国五分之二，还有相当数量的火电，可见它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可同时它也作出了牺牲，地表塌陷、水资源枯竭、大气污染。如何使山西省的经济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检验着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山西曾有9000多个小煤矿，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又缺乏足够的安全措施，倘若一个矿二三十年出一次事故，全年平均便有三四百起，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矿难，那真是触目惊心。省委政府在一年之内关闭了近5千个非法小煤矿，同时进行了资源整合，实施“蓝天碧水工程”。和治国所在的“桃峰”县在矿权改制、环境治理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同样，如何面对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既考验着领导的执政能力，更反映了它背后的执政理念。总是或仅仅是把农村群体事件归咎于少数人煽动，除了说明自己无能或失去自信外，实际上什么也不能说明。作为县委书记的和治国却并非如此，他冷静、耐心，坚持法律原则，以真诚的感情、平等的态度化解矛盾。对于人民群众，和治国既是领导者、管理者，又是人民中的一员。《执政能力》不仅表现了和治国的思想性格，还相当难得地描写了颇为难以把握的闹事农民“方头”骡子的形象。他与和书记兄弟相称，在某一历史时期，“骡子”可能会成为逼上梁山的英雄，也可能不经意间就变成触犯刑法的罪犯，而他最终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老百姓。
　　一寸还成千万缕，多少感悟文字中。哲夫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多年来致力于环保和生态文学创作，写小说、又写影视，再转长篇生态纪实类创作，也批评多于表扬。他认为人文生态的恶化是环境生态恶化的根源。此言不虚。事实上，当下批评难表扬更难，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虚构小说的领域，成功地塑造正面形象较之批判创作也更为不易。于是这一次，哲夫便结合现实事象，根据真实人物在矛盾困难中的表现，作了一次有深度的表扬。

　　为官要“勤政” “廉政”,还得“善政”
　  □傅溪鹏 
    作家哲夫在他的《执政能力》一书中引用了古代圣人的话：“……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点出了这本书的主题，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作家引用的这话就是道家祖宗老子的言论。看来，古代圣贤老子早已为古今的“统治者”、“执政者”开出了一副“为政”良方。这副“良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执政能力》一书中细腻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中共山西省桃峰县县委书记和治国。在面对该县秀水镇聚众闹事的 “2．10”、“5．2”、“5．9”案件中，他以正确的态度、立场和高瞻远瞩的处理方法，真正做到了“善政”,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省电公司”在桃峰县秀水镇投建“桃峰电厂”。进行二期征地时出了大乱子：农民群众嫌征地补偿太少,闹事,不让“清地”。“桃电”一负责人被“困”得不耐烦,随口撒了谎,说已给县里每亩地100万元，种下了“祸根”。失去了命根子——土地的农民兄弟，此时的心态如同“一丈布卖掉9尺,只剩下1尺，要卖就要卖得最贵……”“100万”的谎言，最合他们的口味，便信以为真：农民们非说“电厂已给县里四五千万元”。
　　这下子，百姓便越闹越凶。
　　2004年2月10日，桃峰县委和治国书记一班人被闹事群众围困在秀水镇办公楼达7小时之久。有人用大石头砸玻璃窗，砸到会议室办公桌上，差点砸到了和书记等领导。和书记冒险出去向群众解释，多次被阻断，百姓不听，话说不下去……有的干部建议出动公安人员,强行驱散闹事群众。
　　和书记不同意，坚持用说服的办法……
　　动员全县干部下秀水镇，去解释，去做思想工作……事件似乎平静了下来。
　　5月2日，桃电二期施工队进入工地，不料被数百农民围攻，司机受伤，被迫停工……群众在工地“安营扎寨”，被人戏称为“梁山”（号称“梁山好汉”）……此为“5．2”事件。
　　5月9日，“梁山好汉”又绑架了县档案馆馆长郑孝本及另一位干部为人质。事情越闹越大……
　　有的干部又主张动用公安队伍。和书记仍然坚持用“说服”的办法,并散发了“告秀水镇人民书，”想尽办法，耐心解释，劝说百姓回家。
　　此间，和书记与闹事的一个小头目“骡子”长时间电话对话，做思想工作，但不见成效。
　　闹事者多次电话威胁郑孝本家人，并把郑孝本绑在电线杆上，扬言要放火烧……
　   在此危急关头,9月11日下午3时，和书记在县公安局长贾庆翔陪同下，毅然走向“梁山”（工地）……
　  “我就是送上门来让你们绑架的。”和书记对闹事者说，“今天不是我说服你们，就是你们绑架走我和治国，不想有第三种选择!”
      毕竟，邪不压正!
      闹了几天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的这些人，自觉无理。前些日子的大量思想工作、解释，起了一些作用;还有原县政法委书记邢军放曾只身入“梁山”做工作的故事更感人……总之，和书记领导的县班子坚持“说服教育农民”，耐心做思想工作，终于大事化小，化解了农民群众的误解怨气……终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2．10”打砸事件参与者及“骡子”等也说清楚了，做检讨了，均没事了。没有一人判刑!
　　像和治国这样的共产党书记，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作家应该为他大书特书,为他大唱赞歌!
　　与秀水镇“事件”相似的，发生在河北省定州绳油村的群众闹事事件，最后却酿成“血案”：“当权者”采取武力镇压，村民死6人、重伤50多人……
　　同样的事件,处理方法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可见，桃峰县和书记才是真正的“人民勤务员”，真正为人民服务。
　　作者哲夫在书中说的话很对：“数学九九归零，万事九九归人，还要在人字上做功夫，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们应该记住，《执政能力》给我们的启迪，给共产党干部的启迪!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沉思录 
    □陈福民 
   　读过哲夫的《执政能力》引发出很多想法，就让我们从这部作品的文体及其命名说起。作品的文体叫做“政论体纪实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一直保持着高调的“政论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抹杀哲夫在这方面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功。事实上，《执政能力》用力最大、最能显示作者思考和才情之处，也正在作品密不透风、甚至有时略显冗赘的“政论”上面。
　　之所以特地提出来这一点，是因为这么做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简单，它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社会文化转型带给文学写作的一个后果：在“纪实与虚构”的方向上，人们纷纷厌弃了“纪实”而“站在虚构一边”，即便在不得已需要抒情议论的地方，人们通常也是选择感悟、喟叹之小道而远远离开了忧患雄思。像哲夫这样，笔触所及直指“执政能力”者，应该是稀少又稀少的。
　　给一部纪实性作品起一个不太像纪实作品的名字，这应该是让哲夫煞费苦心又有些自鸣得意的事情。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作品的名字叫“论一个县委书记的执政能力”，或者干脆就叫“执政能力论”，会是什么情景。这确实是让作者有些为难但又值得知难而进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山河、岁月、人事之沧桑巨变，确实就像李鸿章所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它扫荡了中国一切领域的犄角旮旯。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从思想观念到价值情感、从城乡结构到社会阶层，从道德伦理到经验习俗……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强烈的激动、希望、沮丧、焦虑和危机感。这样一个大时代是需要一些大冲突、大构想、大文字来跟它进行智力情感上的辩难博弈的。
　　《执政能力》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一部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沉思录。
　　以桃峰县“桃电二期”工程秀水镇征地补偿纠纷从爆发到解决为主要线索，哲夫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和思考了资本与民生、合理要求与昏乱欲望之间尖锐的冲突，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类问题已经是很常见的了。但是在哲夫笔下，这种冲突还被赋予了历史、心理和民族性格等更深刻复杂的维度。譬如，造成这场尖锐冲突的直接原因，其实就是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每亩100万的谣言。我想，任何一个稍具理性分析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说法，而任何一个不曾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无法理解造成民乱冲突的这个原因。农民们真的会相信这个说法吗？真的会以这个理由作为自己忿忿不平激化矛盾的现实根据和道德根据吗？在这里，哲夫的思考是别开生面、深刻独异的。一方面他为农民的利令智昏而长叹不已，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古老关系已经彻底断裂的严酷现实。这个关系不仅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更凝结和积淀了深厚复杂的心理能量。在哲夫这里，这个就叫“执政能力”，或者说，哲夫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执政能力”的高度。
桃峰县委书记和治国是寄寓着哲夫的人性观察、历史理解以及写作理念的关键人物。这个酷似葛优、喜好文墨的人，在自己遭遇围困面临不测的危险时刻，在面对纷乱冲突、打砸公物、绑架人质的危急关头，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超乎常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或一个原则：对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与河北定州发生的惊天事件相比，秀水镇民乱的起因与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征地、补偿、谣言、不满、抗拒、民乱。但是事件的结果却完全不同，由于和治国与他的同志们自始至终坚持以民生为根本的和平解决方案，桃峰县非常幸运地没有演变成像定州那样的生灵喋血惨剧。因和而平稳，以和来治国，这就是哲夫津津乐道念兹在兹的“执政能力”。
　　哲夫是一位致力于环境文化建设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有关生态保护的著作。就他这本《执政能力》而言，问题还有更微妙更要害的方面。事实上，在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活中，所谓的“执政能力”不可能抽象地独立地存在，这能力天然地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相关：执政环境。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用西方政治家的术语来描述，通常体现为政治家在执行政策时的一种“灵活性”，但是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活与执政环境的关系，其复杂性和深刻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的政治理解。对秀水镇事件，和治国坚持不扩大事态而和平解决，除了对民生、权利的尊重之外，与他对构成质证环境主要因素的人性水平、精神习惯、道德情感的考虑有着绝大关系。
　　人们会关心底层，会关心环境，关心小动物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关心过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中执政者的执政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于这样一批“说了算”的民生决定者，人们经常用“无能、懒惰、渎职、贪婪”来描绘他们，但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他们的执政生态环境之艰难恶劣，他们的辛苦恣睢上下兼顾事倍功半，一向很难获得作为人应有的同情，尤其缺乏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与分析。如果哲夫的《执政能力》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人启示，那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从基层的“复杂性” 探究当下中国 
    □张颐武
　　《执政能力》从在新一波发展进程中的土地问题引发的事件来穿透一个地域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执政者的行动。通过表现在一个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所激发的特定空间中的复杂的变化,探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脉动的轨迹。在这里县委书记和志国的形象当然是这部书的中心。这里有具体感性的直接的描述,也有纵横淋漓的议论和探讨。作者自有他的雄心,他期望能够通过解剖基层社会的复杂状态,表现在中国变革中的复杂性。这里宏观的议论试图将思考置入叙述之中,而试图将对于具体事实的感性的描述和对于当下社会文化境遇的理性思考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表现。哲夫的努力当然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执政能力》的重要性在于，看起来工业化对于农村社会的冲击和土地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都是老的主题，但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这样的状况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这种工业化其实已经被新的全球化所重组过了，是新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工业化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地冲击乡村社会的结构的新的力量，而且是全球化冲击下的一个具体的表征。这里问题的尖锐和困难在于，面对工业化的时代，乡村还具有某种强烈的感情和伦理的丰富意义，还是一种最后的坚守和执著，是一种感情和精神的寄托。而工业化的力量则不可抗拒和无比巨大。这种工业化和传统冲突的主题是我们经常在文学想像中见到的，但今天的问题却于此不同。全球化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过去的工业化的价值和农业社会的价值的再度重组，它反而相当肯定农村社会的传统，它以环保和人文价值的召唤的形式将农业传统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的价值合法性的要素，而工业化的合法性则从话语层面面临着多方的挑战。这在原来工业化的进程中还未被涉及的地域面临的问题则更加复杂。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乡村“进入”全球化的结构其实有不同的可能性，一种是以“民俗”“自然”的保护方式，将原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整合在全球化的旅游和消费的第三产业之中，采用并不改动原有的生活结构和乡村形态的方式，成功地“跨越”工业化的模式，将本地的生活扣入全球化所产生的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价值之中。如丽江和周庄等地的运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赵本山主演的《刘老根儿》其实也是这种路向的表现。刘老根儿将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的龙泉村转变为从事旅游和度假这种第三产业的“龙泉山庄”的故事，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乡村变化的趋势的反映，这种方式往往会受到更多的肯定。但这样的方式有其严格的条件限制。另一种就是乡村没有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和特定的条件来展开上述的走向来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还是不得不通过传统的工业化的方式，如通过土地的转让来建立工业。因为这种传统的工业化其实也是新的全球化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中国作为过去的第三世界社会，其传统工业化还存在诸多“未完成”的空白，其发展还需要在这一波的全球化之中加以迅速完成。而中国在新的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还处于低端，这种传统的工业化的方式就仍然有其强大的需求和历史的必然性。但这种方式造成的冲击在当下就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这样的工业化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质疑，其“必然性”受到多方的挑战；另一方面，本地社会的利益的诉求和对于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这就使得采用这种方式通过工业化路径进入全球化的难度加大、合法性降低。但这一方式却仍然是社会的必然走向，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当然有其不尽合乎理想的方面，却也是难以避免的必然。一方面这是社会进程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本地生活的难以避免的发展选择。哲夫的这部作品的深度就是写出了这样的必然性中的复杂性。
      这个故事有一个具有强度的矛盾冲突,由于电厂需要土地,秀水镇最后的土地也将被工业化所侵占。而在赔偿上的要求和政府之间未能达成协议而造成了社会冲突。这里这个地域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加入和投身当下全球化的进程,才可能有一个地域新的未来,也才会有这一地域的普通人民的未来长远的福利和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但另一方面，却会造成地域的普通人现实利益的困扰。这里一面是不能不加快发展以维系地域和全球化发展的联系；另一面是不能不照顾和关怀本地普通人的现实需要。在两难中寻求平衡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不发展就不可能有机会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不照顾本地公众和人民的即时要求,则发展就不可能持续。这部书的分量就是在这种两难中展开了县委书记的选择。他对本地的人民有最真挚的关怀,也有深沉的感性色彩。但对于问题的处理，又不得不做出理性的抉择。他守护本地的人民不被新的资本力量席卷而去，但又要说服本地的人民做出理智的行为，客观地看到现实的处境。他追求本地社群的利益的最大化，但同时又不得不在复杂的多重博弈中保持冷静和明智。所谓“执政能力”正是在这种复杂性之中做出明智的行动的能力。
      哲夫的表现已经给了我们相当丰富的思考和认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