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这次研讨会上，大家都说到这个小说的难度问题。用李敬泽的话说，像这样固执地追问“罪与罚”的问题，在中国缺少原罪文化的土壤上，简直像走在“无限风光的悬崖峭壁上”，一不小心就要掉下来。你显然在难度克服方面让大家比较服气。
　　艾伟：我承认，这是个有难度的作品。它的难度来自哪里？我很同意张新颖的说法，这个小说的难度，其实就是我们的精神难度。就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去理解像俞智丽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圣人”。
　　现实生活中像从飞这样一个人。现在究竟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在这个普遍怀疑主义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精神世界。这究竟是我们的错还是从飞的错？我们“庞大而坚固”，当然不会有错，最后，从飞在我们眼里成了异类。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精神资源出了问题，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的精神疑难。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比托尔斯泰要处理的来得复杂得多。他在处理尼赫溜道夫的时候，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让他跟着妓女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赎罪。在他们的文化语境中，这一切是成立的。而我在写俞智丽这样一个救赎者形象时，需要有充足的理由，所以，我动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也动用了心理学上的“快感”资源。最后，我以为小说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的丰富性的小说。
　　
　　2．你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的丰富性的小说，好像在否定救赎这个一个主题？但在这个小说里至少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否则，这次研讨会也不会在“罪与罚”这个主题上打转了。
　　艾伟：也不是否定救赎这个主题，但这小说也不完全是。我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这个概念本身。我想探究的问题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罪”感及如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中国人没有神可以依靠，那怎么办？具体到主人公俞智丽，究竟是什么让她在看似“救赎”的路上持续下去？我只能用心理学的方法。因此，我强调俞智丽在这么做是有快感的。甚至我觉得她受苦之中有幸福感。
　　我看过托尔斯泰的传记。托尔斯泰晚年是很有意思的。他曾徒步去奥普京修道院，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夫，穿着粗布大衣，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他一路感动。这种感动也许是因为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老爷，也在一路受苦，就有一种来自于信仰的自我满足。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受难—快乐”模式，或“受虐—快感”模式。在宗教上有一种鞭笞自己的肉体而产生心灵满足感的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受难—快乐”模式。
　　因此，这种身体受苦而灵魂而出现的喜悦即使是那些信仰的国家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信仰的心理学密码。
　　没有人注意到我小说最后的一个场景，电视播放了一则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的爆炸事件的新闻。那种献身产生的幸福感，即便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也同样是有的。
　　所以，我最后选择尊重人物，尊重人物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混杂的小说，有多个方向，既有向上的一面，又有向下的一面。这表面上看是分裂的，相互矛盾，但恰恰说明了人物的困境，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困境。
　　
　　3．你刚才说到“受虐—快感”机制。在研讨会上，王宏图教授也提到“受虐”这个概念。确实在这部小说中这一点是非常醒目的，但研讨会上很少有人谈这个问题。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艾伟： 我记得苏童曾写过一个关于父子关系的小说，小说中的父亲非常粗暴，动不动要打儿子。但正是这种粗暴，让那个儿子感受到父亲的情感和“爱”。这种机制其实是一种权力机制。所以，人这种动物其实是可以被规训的，自由有时候不一定是有快感的，相反，快感被高度压抑反而更为强烈。说到底，人类具有绝处缝生的能力。即使在一个狭小的地带，人类有能力制造快感。
　　在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受虐机制是时时存在的。如果，我们有勇气反省我们的内心，我们总是可以发现那些感动、感恩、献身里面的权力机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幸福，自由是无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阿拉伯世界。
　　
　　4．研讨会上，谢有顺提到思想界学者对中国作家的责疑，认为中国作家已脱离这个现实。而他认为你恰恰是一个对试图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发言的作家，在《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里，你对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现实境况都做了反思。你自己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艾伟：中国思想界那些学者也许在凭感觉说话。他们看了什么小说我不知道，他们也许看了那些“伟大的推销员”的作品。但这个时代可能有很多小说沉默着。我感谢有顺兄注意到了这一点。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确实是我这几年努力的。
　　究竟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大概很少。在这个声音世界里，被人听到才算存在。否则等于无。而被人听到处决于你的位置，你头上的光环。
　　比如我在1999年写的长篇《越野赛跑》这部小说。就主题来说和余华的《兄弟》基本一样，所谓两个年代相遇，我从1965年写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一个政治年代，一个经济年代。主题也是苦难、欲望和荒诞。也是两兄弟的故事，同样用“我们”叙述，一样的充满超现实和狂欢气质。当然，当年公众几乎不知道有《越野赛跑》本书。但过了八年，当余华宣布他的《兄弟》就是这个主题的时候，全国人们都听到了。所以，话有谁说出来似乎成为最要紧的事。
　　但我很高兴，这次研讨会上有很多人表示喜欢《越野赛跑》这部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