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了陈继明的长篇新作《一人一个天堂》，有人誉之为“中国的癌病房”，还有人说，这部小说“触摸了中国人的精神胎记”，是“一部充满了人道主义气魄的佳作”，有人还认为，这部作品对近来的“狼性”“狗性”潮流是一个有力的反动，回到了对“人”本身的关切与思索。
　　陈继明是“宁夏三棵树”之一，以“三棵树”为代表的宁夏作家群是以短篇小说，乡土题材，以及美学取向上的温情唯美，创作手法上的较为传统著称文坛的，《一人一个天堂》则是一部以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西北密林中某麻风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取材冷僻，手法现代，意趣微妙，一反“三棵树”旧有的风格，为此，记者带着诸多问题采访了陈继明。　　
　　
　　 胡：怎么想起写麻风院？
　　 陈：很偶然，看一篇关于麻风病的报道，知道1975年前后，麻风病终于可以治愈了。于是对人类走向健康和文明的曲折历程感慨再三。就想写一部题为《麻风院》的长篇小说，连题记都想好了——此书献给为人类健康和美做出过贡献的人们。在超过十年的运思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一本书。
　　胡：为什么后来没用这个题记？
　　陈：现在想来，实在应该写上这个题记的。出书前突然担心，加上这个题记，有一点报告文学的色彩，也担心别人说“不深刻”，就拿掉了。书出来后，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这本书所呼唤的，当然是“健康和美”。  
　　胡：有人说这本书是“中国的《癌病房》”，你同意吗？
　　陈：不同意，其实，这本书，之所以在脑子里放了那么多年，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不想步《癌病房》《蝇王》的后尘。
　　胡：为什么？
　　陈：这大概正是写作的难度所在。一部名作出现后，会杀死无数同类作品的萌芽。《百年孤独》出现后，我要写家族小说的欲望大减。《一人一个天堂》也几乎放弃。终于写成了，是因为我多少相信，它还是有一点别致的。
　　胡：别致在哪儿？
　　陈：你无法仅仅从“麻风病”三个字上判断出这部书的内容。如果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写麻风病写“文革”的，等于什么都没说。
　　胡：对，看这部书之前，我猜测麻风病可能相当于畅销书中的恐怖原素，或者是，你故意要用这样冷僻的题材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看完却发现不是如此，现在我相信你选择写麻风病是因为背后有成熟的思考，是这样吗？
　　陈：写这个长篇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以艾略特的理想为理想，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消灭题材。”对这句话，我的理解可能有点一厢情愿，那就是：撕破事实，撇开技术，不以事象描述为足，不就事论事。
　　胡：有媒体说，《一人一个天堂》是对近几年的“狼性”“狗性”潮流的反动，你同意吗？写作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陈：事实上，写作的时候我故意采取了与市场取向相反的态度。什么是好卖的？什么是热点？什么是容易改编成影视剧的？我都不予考虑。市场，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缺乏人格的存在，令我惧怕。我又不是一呼百应的作家。所以，我只好写自己愿意写的。可以说，这部书首先忠实了自己，其次才是别的。至于读者——尤其是一些很普通的基层读者，为什么自然地想到了另外两本书，拿此书和另两本书相比，我也很意外。不过，我知道他们看懂了这本书，看到了这本书的深处。
　　胡：在书中，我发现你很熟悉麻风病，对麻风院的描写相当真切，你去过麻风院吗？接触过麻风病人吗？书中的人物有没有原型？
　　陈：全部故事都是虚构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也全是虚构的。我对麻风病的了解，纯粹来自资料。我甚至没接触过任何一个麻风病人。因为，我事先有这样一个推断：麻风病的病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长，古今中外的麻风病人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他们经受的磨难实在是罄竹难书，也就是说，麻风病人的故事，有着强大的真实性，强大到不可更改的地步，足以威胁我的想象力以及我虚构的勇气，而且，我并不想单纯写成一部能挤出一些眼泪的作品，我猜想，我可能不需要过于依赖真实。因而，可以说，我是故意不去深入生活的。这一点大概会遭人耻笑，但事实就是这样。
　　胡：你认为好小说不需要感人吗？
　　陈：我不觉得，感人——直到让读者泪如泉涌，是一部好小说的重要标志，它甚至不见得是基本标志。我见过很多真实得掉渣，相当感人的小说，但仍然不能说是好小说。我想除了真实和感人之外，小说有更重要的标准。
　　胡：张贤亮说你的风格是“冷静客观，甚至克制的，常常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牛玉秋说你的最大特点是“在不动声色中写惊心动魄的东西”，看了这部长篇后，我有类似的看法，请你谈谈，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风格？
　　陈：很感谢他们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冷静克制”和“不动声色”确实是我偏爱的文风。我不喜欢情大于质的文章，不喜欢极尽铺张的文章，不喜欢带着表达快感的文章，不喜欢有了一个好细节总是要提醒给你的文章。
　　胡：这本书用了混合人称，有时候是主人公的自述，有时候作者的自述，有时候是纯客观的第三人称，这算不算是一个创新？
　　陈：目前得到的读者反馈是，这样的视角转换有效地缓解了阅读的疲乏感，也拓宽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其实，我先用单一的第三人称写过一稿，已经完稿后，又废掉重写了一遍。重写时，甚至不把第一稿放在旁边。完全重新表述了一遍。重写的主要成果就是改换了人称，赋予了结构。
　　胡：写完后又完全推倒重写？哪来的决心？
　　陈：第一稿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讲完了故事，但故事是涣散的，不在结构中。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结构”。我指的是，意义结构和文体结构。有了这两个结构，才算是一部长篇小说。否则，长篇小说就是拉长了的中篇小说。看清了这一点后，就剩下一个下功夫的问题了。大概犹豫了三五天，我就开始重写了。
　　胡：那么，对第二稿，你满意吗？
　　陈：刚写完的时候，你要是问我，我一定是口无遮拦的。时间长了，我便觉得一切重新回到了平凡中，包括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眼下的状况是，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需要读者偶或地提醒，我自己才能够重新想起。况且，一部书就是一个特质，是由优缺点同共构成的，除非被神化了，否则就一定有缺点。
　　胡：书名为什么叫《一人一个天堂》？
　　答：是呀，这个书出来后，很多读者都直接问我：天堂在哪里？我常常会无言以对。“一人一个天堂”实在是一个有些隐忍，有些不得已，或者说，有些悲欣交集的说法，书中的天堂肯定不是一个药方式的可批发的天堂。换句话说，这里的“天堂”，一定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天堂，而是小说学意义上的天堂。小说不过是一种表述，小说中的一切，都是被表述的对象。表述更是过程，而非结果。更好的阅读，是看一个作者是如何表述的，而不是带着自己的块垒去书中找结论，比如“天堂”。
　　胡：我印象中，你以前的写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以乡土题材为主，这个长篇，和你以前的写作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
　　陈：我出过一个长篇《途中的爱情》，只是没任何影响，我还出过一本长篇随笔《陈庄的火与土》，影响也有限，我过去的写作确实以短篇小说为主，但外界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我的中短篇小说，无论题材还是意趣，都要比外界印象更复杂些。这部长篇，其实和我过去的创作，联系多于区别。
　　胡：写短篇和写长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陈：有一个感受，我愿意一说，写长篇就像在造一个世界，这本该是上帝的活儿，现在由人来做，就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时候。有些地方，如果在写短篇，就一定不那么写，但是，你在写长篇，就有可能和某种缺憾妥协。短篇是精致的，长于写味道。长篇是雄浑的，长于写力量。两者的不同超出我们的想象。
　　胡：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陈：眼下在写短篇，比较而言，写短篇更像过小日子，写长篇则像是几年才会有一次的冒险行动，比如，骑车子上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