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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一直尊称他为前辈，原因有二。一是他早我20年在《文艺报》当过记者、编辑，从那时就是关注报告文学创作的评论家；二是他相貌方正得像一尊雕像，总会让我觉得他身上带着历史久远的黄土，如同刚直不阿的“兵马俑”。
我总嘲弄这位前辈为“兵马俑”，绝非我“楞怂”胡说。李炳银的确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铁炉乡一户贫苦农家。试想他的祖上数代人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标准陕西汉子形象，怎能不被当年制作“兵马俑”的艺人所模拟。不管是李炳银像“兵马俑”，还是“兵马俑”像李炳银，当过几年空军战士的他，身上有“兵”的威武，也有“马”的耐力。
李炳银走出黄土地当兵后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儿，带着浑身土气和一腔豪情走进“十里洋场”，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国家出版局、《文艺报》干上了出版行政和文学记者、编辑工作。算他命好，正赶上中国社会巨变和文学发展的年代。当然，也是由于李炳银自己的努力，和他对当代文学研究表现出特别的特别兴趣，1983年李炳银调入中国作家协会研究部专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务副秘书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看上去李炳银的成长道路是按轨道顺利前行的，但他能成为目前我国最具权威性的，对报告文学有许多独到、深刻和理性评价的报告文学研究专家之一，因为李炳银的研究是建立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成果辉煌基础上的，所以他的研究富于实际指导作用和理论影响力。因经他受到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推崇。我认为，作为评论家的李炳银之所以在报告文学界很有影响力，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机缘和天份，更多的是得益于他的执著和勤劳。
李炳银从1987年出版第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文学感知集》之后，又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论》《国学宗师——胡适》《生活·文学与思考》《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他的论文、著作先后多次获得当代文学研究会等部门、报刊的优秀研究成果奖。主编的作品有《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史志性报告文学》《历史的痕迹》《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等。例数以上作品时代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是书法家，今年我愿写“天道酬勤”四个字作为他55岁生日礼物送给他。但我不善书法，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
有人说李炳银已经从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脱胎成纯粹知识分子的文学理论家了，我认为并不精确。因为李炳银身上的确还保留着一些农民勤俭、耿直的品质。2002年，李炳银出任《报告文学》杂志主编，从第一期开始设计封面他就找我为他们推荐画家。众所周知，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画人物封面，看面子，少说也得千八百元。我厚着脸皮和我的画家朋友“狂砍”至600元，得意地向李炳银通报，这伙计不但不领情，反而很不高兴地说：“我们刚创刊，要节省经费，最多给200元！”我一听急了，气极败坏地说：“那我不管了！你节省经费了，画家的劳动你怎么不考虑？！农民意识，一点都不是大手笔。”事后我看到《报告文学》仍然按他的创意设计封面，仍然是人物速写。但我估计画这个封面的画家绝拿不到超过200元的稿费。嘴上骂他农民意识，但我心里却对他添了一分敬意。
我1994年在《当代》第一期发表了一篇五万字的报告文学。自此也深深体会出从一个记者向报告文学作家转换的难度。暗暗叫苦：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并熟悉的记者工作，因为报告文学创作委实不容易。但我的虚荣心却不肯罢休，还是想听别人的称赞。当然，许多熟悉我的朋友为鼓励我，说了一些我爱听的话。只有李炳银打电话说：“这篇报告文学太稚嫩，不成熟，但题记的四句诗还可以。”他告诉我：“报告文学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和虚伪谬误妥胁；他崇尚正义的激情与鞭挞邪恶的精神力量一样强烈；他追求进步和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艰险，置身阴暗又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思想的先锋，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冲锋陷阵的尖兵。报告文学因为可能要接触和面对各种的题材对象，所以，报告文学作家也是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和文化修养的。”听了他的话，我哭的份都有了。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四句诗是我的责编郭宝臣在编辑时加上的题记，其余才是我的创作。我没有或还不完全具备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品质，并且没有做好充分的知识准备。我听出李炳银的话有多重，我知道他有多坦诚。虽心里难过，但我的风格决定了我的回答：“炳银兄，我今后如果不写报告文学了，就是你扼杀了一个可能会很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我从心里服了他，他的真话使我坚定了做一个优秀的文化记者的决心，而对报告文学只能采取“心向往之”的仰视态度了，同时也使原本就争议众多的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少了一个添乱的人。
是李炳银的评介打消了我做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念头，但我作为文化记者，少不了采访报告文学作家。李炳银参与了历次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工作，对报告文学创作情况非常熟悉，又自称报告文学创作的“帐房先生”。所以凡是我想写的，不论作家，还是作品，不论是不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作品，只要弄不清，搞不懂的，我一准打电话请教，而李炳银从来不藏不掖，从来不厌其烦。
有一种观点，简单地把报告文学的功能划定在批判性一方，固执地强调，唯有批判性才是发挥报告文学功能的有效途径。采访中遇到这一问题，我掌握不好，打电话求教，李炳银首先推介我看一些文章，然后耐心地说：“这种观点不光人为地局限着报告文学的的手脚，同时也不应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报告文学的颂赞与其他功能。报告文学功能的发挥，并不简单地表现在歌颂或是批判上，而在于是否对社会生活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报告，歌颂了那些应当歌颂的，批判了那些应当批判或否定的内容。当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受到大家重视的时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一些为问题而问题，为理性而理性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自然不能指责作者完全的无依据，但不应掩饰的是，有些问题确实被作者夸大了，把局部性的扩展成全局性的现象了。或者说，把偶然性的东西视为必然，看成是普遍的现象了。这种一窝峰似的创作现象，既掩埋了那些真正反映了实质性社会问题的力作，也同时在创作、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某些混乱。这种创作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毫无疑问，问题出在作者对生活缺乏全面准确认识这一环上。生活中虽然会有许多相似的现象，但这些相似的现象也包含着相异的成分。因之，如果作家们在这些相似的社会现象面前稍有忽略，看不到那些相异的部分，甚至主观地使之适应某些既成的观念，那么要求他们对生活的准确认识就十分困难了。这种建立在不确切生活现象基础上的作品，自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真诚而流向矫造，不管其作者是怎样的修饰，也无法弥补其致命的弊病。”长此以往每次我“偷窃”了他的观点后，能我在采访中发挥得游刃有余，装得像个行家似的。
李炳银是读报告文学最多的人。他读报告文学，爱报告文学，研究报告文学，不满报告文学。研究报告文学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2003年中国作协召开年度总结会，当会上只谈小说，不谈诗，不谈散文，不谈报告文学的时候，李炳银“愤然”离席。后来有评论家说：“一个人对一种文体热爱到这种程度，很让人钦佩”。李炳银也研究小说，但他对报告文学更有感情。
经李炳银推介，这些年，我也读了几本关于报告文学的专著，从中获得了大量信息，受益匪浅。但再读李炳银的理论著述，总感到他不满足那种近乎“文章作法”式的讲解；总感到他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似乎更贴近文本，并总能在现实、文本和艺术规律之间寻找出必然的联系。每次见到李炳银他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希望有更多热衷于报告文学创作的理论家参与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报告文学创作和理论有待加强，大家的功夫不会白费。
这就是我对报告文学研究专家李炳银的印象。（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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