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一直以来对贾平凹的作品就很关注，原因在于他的一些大部头作品都是关注、关心农村和农民的，而且对此有一颗执着的心。贾平凹的创作一直很贴近生活，即便是这部《秦腔》，也是以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叙述方式讲述农村的故事，只是在艺术上带有探索意味。作品中描述农村的现状，包括基层政权问题，农民生存状况问题，宗族问题，农民进城打工问题等等，都是为农民的现实生活而忧患。同时，《秦腔》也为中国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作家的思考。
　　
　　贾平凹这样的，他的家乡能拉出一车来
　　第一时间读到了堪称贾平凹 “封山之作”的45万字长篇小说《秦腔》。像懿翎编辑贾平凹的任何一部作品时一样，由她安排我采访贾平凹。
　　贾平凹语言表达能力极差，这是我多次采访都感到吃力，并且没有能力引导和提高他的可悲之处。尽管他写得比说的好，但毕竟我不是编辑，不能“逼债式”地叫他写，记者的功能是让他开口说话。幸好谈他的家乡，谈农民、农村和土地的话题他不算费劲儿。贾平凹张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村里人说起我，不以为然，说像我这样的，能拉出一车呢。
　　贾平凹说，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一直长到十九岁。我们那个小村镇被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的街道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不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江南岸的峭崖上有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贾平凹说，最令家乡人夸耀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
　　贾平凹的家乡从来不富庶，他的记忆中几乎都是贫穷和饥饿。奇怪的是，贾平凹却能数出：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刘新春整理鼓谱。冬生爱唱秦腔。王叔说的《封神演义》，能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高富有土木设计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棣花街的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头名奖牌。贾平凹继续不无得意地说，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 。贾平凹的话显然表明，是家乡深厚久远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他这样一个作家。记者问：你离开了故乡到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乡亲们以你为荣吗？贾平凹又重复说了一遍：故乡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贾平凹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像乌鸡一样，乌在骨头里
　　贾平凹是在家乡祠堂改做的教室里学会了认字，十九岁前还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在贾平凹的家乡，识文断字并不稀奇，认识再多的字也是个农民。贾平凹说，农民身上具有的善良本分，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的品质我都有。我感激我的故乡的水土，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是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故乡的，当时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曾在离开家的那天高兴地想：我把我身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
　　贾平凹进城的年头超过在家乡生活时间，可他凡逢年过节一定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故乡人并不把他当成里人，只是把他城里的小屋当乡亲们在省城的办事处。所以，棣花街上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他全知道。因此，贾平凹就像一台录音机，几乎原生态地纪录着在生养他的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贾平凹写这部书，是想给家乡立碑
　　贾平凹说，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国家实行改革，社会发生转型，它的伟大功绩是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充满生机，但又都混乱着，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的问题不仅仅只是饱饭肚子。我的家乡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
　　进入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看到他家乡的老街几乎要废弃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如今倒又荒了许多。贾平凹郁闷地像是问自己，也像是问记者：难道棣花街上的亲人、熟人这么快就消失了吗？这条老街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了，农民怎么办？
　　贾平凹感激故乡给了他生命，把他送到城里，每想到这些他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贾平凹说，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目前家乡的态势让我揪心，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记者有感于贾平凹能将国是民忧系于心间、付诸笔端，试问，作家忧国怜民，会不会空留其字？贾平凹胸无大志地喃喃而语：我为故乡写这本书，是为了忘却的回忆。我是想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
　　
　　贾平凹2003年动笔，在惊恐中吼出一出乡野味儿《秦腔》
　　贾平凹这部书稿写了一年九个月，他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掐断电话，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贾平凹说，这次我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贾平凹自叹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我是差不多要改傻了。
　　记者注意到，他在谈到写作过程的心境时用了“惊恐”二字。不禁感叹，能对自己这么熟悉的生活带着一种惊恐的心态去写，在我们这个对语言已经不当回事的现实社会，实在不容易。同时也让记者感到，贾平凹对变化着的时代怀有惊恐感，对农村即将要消失的一种生活怀有惊恐感。他写了几十年农村、农民，而且是从各个角度写，用各种办法反复写。贾平凹现在想用《秦腔》做个总结，但他是忐忑不安的。贾平凹进城后成了文学、文化名人，而他过的仍是较为“土气”的生活，正因为他和故乡的农民、土地有割舍不断的情感，他愿意充当农民生活的叙述者，让农民的生活，农村的历史不至于被历史的潮流淹没，期望让读者看到他们的生存状态。贾平凹为家乡立的这块碑的碑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权利，一直信仰、习俗几乎是全景式的对生活的展示。可以说读这部作品的感觉就像是在读生活本身，只是贾平凹对乡土的感觉太复杂，用什么观念去解读《秦腔》当然得看读者带着什么观念去读了。很显然，贾平凹是排除了观念的介入来写这部作品的。
　　记者听过一些文学评论家对《秦腔》的评价，奇怪的是各占两极，这倒也罢。其实我们倒是更关注读者的看法。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贾平凹说，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因为我这次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只能是这一种写法。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读，兴许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没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能说什么？
　　话又说回来，读者以及评论界怎么说，贾平凹管不了，可既然贾平凹张狂着要给家乡树一块碑，棣花街上的父老乡亲认可这块碑吗？贾平凹说，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