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近年来报告文学的丰硕成果，但记者还是注意到，曾多次获奖的报告文学作家被选为作代会代表的作家并不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报告文学这个样式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拥有更多的读者。报告文学必须与时俱进，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是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讴歌者。
　　记者还注意到，报告文学作家也在审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状况。记者就报告文学如何与时俱进问题，采访了参加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后参加作代会的部分作家和评论家。
　　报告文学要与时俱进，关注现实，紧扣时代的脉搏，只有如此才能引起人们对报告文学的关注，只有以“现实中国”为题，就反对腐败、改革教育、入世等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为基点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才能使读者耳目一新。记者得知，以创作《黑脸》而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家一合的一部作品《下访》被《北京青年报》《新华文摘》等11家报刊转载，并被紫禁城影视公司购买版权，投拍20集电视剧并套拍一部电影。从这点上看，我们对创作关注“现实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充满了信心。
　　作家一合关注反腐败题材的写作，也得益于他在纪委工作，比较方便。如何把反腐题材写得不同凡响、振聋发聩，有思想有深度，就必须借助文学的认识或者文学的方法，而不能凭现成的政策和理论。一合说，就事论事地把案件越写越严重，没有什么意义。凭这些不能把反腐败的报告文学打响，也不能引起共鸣和轰动。大家对各种案子已经见识得太多了，见怪不怪了，心已经磨出茧子来了。这是因为反腐败的案情报告太多，而文学报告太少的原因。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反腐败案件放在文学的天平上称一称，看一看正反面人物在事关生死与荣辱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心灵的明暗、感情的浓淡到底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状况，我相信这总会比言情滥情的写作更受读者欢迎。
　　表面看来，报告文学创作非常繁荣，冷静下来看，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文学意味的东西确实太少！如果文坛的浮躁现象是司空见惯的话，那么报告文学的写作，其浮躁性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惟题材论或题材决定论或者惟大恐小的写作，显然已不是今天读者的需要了。我们不能不审视由于对取材空间的过于功利性的开掘，从而导致了对于报告文学固有的文学性的削弱。
　　报告文学的报告成分占多大比重？文学成分又占多少比重？如果说报告文学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那么，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就不是生命了吗？事实上，在我们争先恐后抢占题材空间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对艺术空间的开拓与重视，而文学艺术的意义可能会左右着报告文学的潜在性与未来性。
　　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形势，高科技的飞速发展，WTO的加入，各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种媒体的冲击，这就必然导致阅读方式的改变，而报告文学的写作不能不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应该产生在艺术性上。小说写作讲究叙述手段，报告文学的语言也不应只是公共话语。如果说过去的报告文学写作，题材选择准了便可以一俊遮百丑的话，那么现在肯定遮不了的。的确对于一个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现在不能仅凭政治敏感度，也不能靠写作速度的优势，应该具备更高、更全面的素质。
　　二炮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报告文学作家徐剑在刚刚悄然逝去的90年代，还执著地构建着自己的导弹系列文学作品，描述着核时代战争文学的云谲波诡，展现那个充满了美丽与毁灭、恐怖与和平、风险与挑战的时代与人生，他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砺剑霸上》多部报告文学作品都创作于90年代。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徐剑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在我们跨越新世纪的门槛时，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也被打破，就连他曾在书中一再张扬的核时代，已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陈旧的名词。徐剑说，展现在我们军旅作家面前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而是我们多少有些看不懂的全维数字化战争，美国人以玩电子游戏一般的感觉横扫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的主角不再是“赳赳武夫”的铁血勇士，而是手握数字化之剑的科学家、工程师。人类战争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战争所造成的杀戮、血腥、苦难、悲情已都降到了最低限度，不再是体魂与力量、计谋与智慧的较量，而是科技与人的对决。毫无疑问，新的东西一点也不好看，更不精彩，这就给我们写人、写人性为主体的军事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的军事文学正面临着新的突破，而且也可能会沉入一场军事文学总攻前暂时的寂静。因此，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走进我们并不熟悉的生活，走近那些戴着硕士、博士方帽的年轻军官中间，用军事专家的知识审视文学艺术，同样用文学家的眼光审视军事，用哲学的思辨去关照，以美学的目光去发现，写出未来战争的文学之美来。
　　确实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作为文学样式还是作为文体，报告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或它在文学家族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记者认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是在30年代初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既没有意识到这一文体的存在，也不甚了解它在社会生活或政治潮流中的强劲功能——事实上，报告文学之于民众精神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要比诸如小说、诗与散文之类的文学样式显得更直接或更具思想冲击力（即使是少有文学鉴赏能力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叙述中的“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原因也主要在于，这一文体所关注的大都是社会问题或民众关心的问题，大至国计民生，小至底层百姓的个人命运，因而它不回避社会矛盾，也敢于涉足敏感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如今的不少报告文学题材，如改革、环保、反腐倡廉等，都是政治现实的具体化。每个报告文学作家所写的每部报告文学作品，必须以坚持铁律的姿态护卫全部叙述的“非虚构”特质，或者说，作品所描写的人与事必须实现全方位的真实、可靠、公允，要做到即使是描写中被批评的对象在读过之后也无话可说——只有这样，我们的报告文学才能站得牢、立得住，并使创作的初衷与实际效果获得吻合。
　　记者认同关于“历史题材”的观点，“历史题材”是可以进入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但它不是“无边”的，而是有界限或前提的——前提或界限是什么呢？那就是所选择的“历史题材”，无论是事件过程还是社会生活现象，必须具备或经由对当事人的采访调查而最终实现的作品，也必须、而且应该经得起当事人、乃至后来者的质询和检验。这对于一些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纠纷、涉及到社会问题及个人评价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来说，也许显得更为重要。
　　报告文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只要想一想她最繁荣的80至90年代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了。当时正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有些疑惑，又急于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新闻在这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作家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报告文学”这一创作。作家是站在大潮的前面进入生活的。于是作家也就成了生活的宠儿。报告文学便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
　　以《昆山之路》和《苏州“老乡”》这两部作品而享誉江南的作家杨守松说，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必须与时俱进。但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作家要跟上时代的意思。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生活的，是必须长期浸泡在生活的激流中才行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是特殊年代的一种反抗方式。所以藏身在阁楼里是不可能写出好的报告文学的（这里不包括传记文学）。而一旦进入了生活，就必须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报告文学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报告文学是苍白的。
　　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张胜友说，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它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近距离或同步的报告。当然它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完成这种报告。那么，除了具备一个作家应有的文学素养、写作技巧、语言文字水准等诸多因素之外，还必须具备政治的敏感和思想的敏锐，以及观察社会、透视人生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古老的中华民族正踏上一条伟大的复兴之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生逢其时、生逢盛世，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应广为涉猎，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作品。（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