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学评论界注意到，身为评论家的李建军在他的《小说修辞研》一书中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当前小说创作中的“道德冷淡”现象，指出我们的小说必须有明确的善恶观、是非观、道德观、价值观，才能对时代、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没有道德责任和承担的文学不是好文学。李建军的观点得到了评论界不少人的赞同。
　　评论家曾镇南说，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它是靠高度的艺术性——真实性来感染读者。文学创作切忌肤浅的道德说教。当前，所谓种种时髦思潮中的“现代理念”以及心理分析、欲望宣泄等等是一种观念说教，实际是道德说教的一种翻版。这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对小说艺术性的高度要求。另一方面，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优秀的小说作品都是有倾向性的，都是内蕴着崇高的道德感的，这是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问题，更是对小说的思想道德品位的要求。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当前的小说创作中这两个问题都存在，其中后一个问题更为突出。表现为很多小说没有道德感，思想混乱，趣味低俗。如果不重视这种倾向，任由这种创作趋势发展，将会从总体上降低文学的思想力量。
　　李建军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道德批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在我们当代创作中得到继承与弘扬，并成为小说修辞的基本精神。
　　评论家孟繁华非常同意和欣赏李建军对19世纪伟大的文学传统的尊敬和评价。认为对一个伟大文学传统的致敬，在今天也是需要勇气的。他说，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在红尘万丈的滚滚潮流中，一部分文学已经失去了重建精神家园、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功能。
　　李建军认为，将审美与道德及认知分离甚至对立起来，是现代美学及艺术理论的一个失误，从根本上讲，是行不通的。对小说艺术来讲，尤其如此。因为，小说乃是一种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叙述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复杂的内心体验和艰难的人格成长，关注的是人在情理冲突、善恶冲突、利害冲突中的精神危机和道德痛苦，不仅如此，小说的情节事象里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显现着作者自己的道德情调、道德态度、道德立场。因此，小说家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通过可靠的修辞方式，解决小说中的道德主题，以获得有益于读者的精神成长的积极的道德修辞效果。我们必须改变那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小说是虚构出来的，与作者自己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更不能错误地认为，小说作为“纯文学”，与道德毫不相干，它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才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克服小说写作中的道德冷淡症，必须毫不宽假地反对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反对那些把大胆的粗俗、衰朽的颓废和肆意的放纵当作潇洒和勇敢的“消极写作”。
　　评论家雷达在五年前为《小说修辞研究》这篇博士论文撰写评语时就谈到，李建军努力将严肃的学术性与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批评性结合起来，注意发现并解决当下文学写作中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空洞无物、枯燥乏味的理论推演，李建军认认真真分析作品，大量的阅读，并依据精微的阅读体验，通过细致入微的修辞考察和实证性的文本分析，对他所谈到作品给予客观、可靠的文学评价，而不是不着边际地乱发一通凿空之论。
　　就李建军提出的价值失范问题，赵勇博士认为，文学批评界的价值失范是一个严重的话题。一些批评家心中没有自己的标尺，没有自己的价值坐标，只是忙着为作家的写作产品寻找理论依据。中国当代的不少小说作品丢失了批评精神，中国当代的许多批评家也淡忘了这种精神。
　　李建军的“道德批评”其实是打开了一个缺口，它一方面为人们的判断提供了一种依据，一方面又指向了作品背后所存在的更大的和更深的问题。李建军的声音让一些作家、批评家有所警醒，并对一种低俗乃至恶俗的创作或制作行为进行制衡，这正是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评论家洪治纲就李建军在论述此类问题时，更多地切入了中国当下小说的创作，并在批评性的剖析中呈示自己鲜明的观点，表示赞同。
　　谈到“道德效果”这一重要的修辞理论，学者陈晓明说，这是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是关于文坛秩序，关于当下文学精神底蕴丧失的话题。知识分子如何重新充当启蒙主体的角色，充当拯救世俗日益坠落的生活现实，这是时代重大任务。李建军没有回避，他迎了上去，用他的修辞学——这个本来最缺乏现实感的理论论说，通过对“作者”的拯救，通过主体性的高扬，与这个时代对话。
　　为了展示自己的思考对于当下创作的指导价值，《小说修辞研究》中还精尽选择了四个小说“病象”的案例，并对之进行了精细的实证性分析，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修辞行为在中国作家中显现出的淡漠倾向，也折射出该书对我们当下小说创作的启迪性作用。（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