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这些年来创作的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记者注意到，他的作品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特别关注。采访何建明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围绕着一个大家说了60年，但现在仍然很有必要继续说的话题——深入生活。
　　▲带着想替人民群众说话的准备走进他们的生活
　　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纷至沓来，变化多端的社会，要想在某一领域“深入”似乎已不太可能。所以深入调查就变得更加重要。现在的作家写作，很少人会采用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在一个地方一蹲点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做法，那种精神的确是十分可贵的。但对多数作家来说，采取那种深入生活的方式显然不太现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深入生活的不足呢？何建明认为，在深入调查上多下些功夫是比较现实的做法。这一点无论对小说家还是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都非常必要。调查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一种在别人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式的生活，一种可以让作家用理性的思维去研究的生活。一种在总结和研究中获得答案的生活。
　　何建明认为，文学家的这种调查生活，是特别需要细致，特别需要深入，特别需要深入，特别需要用全面和客观的态度对待的生活。调查的细致与否，可以衡量出作家的工作作风；调查的深入与否，可以检验作家的感情程度；调查的全面、客观与否，可以说明作家在认识和看待问题时所采用的什么立场。总之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事物，这是我们所要的积极和正确的选择。不做深入调查，作家就不可能深刻了解今天的社会真谛，也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的代言人，更不可能成为时代前进的鼓与呼者。调查本身既是一种工作方法，其实还是一门学问。带着想替人民群众说话的准备去深入调查研究，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当大家都在热衷于“哈佛女孩”和“我有个富爸爸”时，何建明看到了那些流落街头，无人看管的苦孩子，看到了那些因为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家里连个穷爸爸都没有的“另类孩子”。他通过60多天没日没夜的调查后发现，这些“另类孩子”其实才是最需要关注和投入感情的，因为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可能引发的问题看，他们都远比几个“哈佛女孩”带来的社会财富与社会恶果要严重得多。中国为什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上不去？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还有八亿多农民，既使在城市，低收入者仍是多数。他们中缺少亲情和关爱。而这些常常是诱发各种社会极端问题的源头。基于这些思考和深入的调查，何建明完成了报告文学《恐惧无爱》的创作。
　　何建明说，这些年特别是近十年中，我们的作家对深入生活缺乏兴趣，对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的人民群众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生存状态，缺乏感情，了解几近浮浅。为什么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失去关注和兴趣，何建明认为，一个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真正反映和准确反映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作品太少。有些作品看起来貌似反映群众疾苦，但也仅仅是隔靴搔痒，始终让人民群众觉得“到不了点子上”。相反，如果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这样的作品则大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作家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着急，需要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于作家对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同时也需要作家对这个时代有深刻认识。何建明近几年写了几部关注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作品。他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当前整个国家发展如此迅速，生活在田野里的中国农民的日子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如果他们的问题和出路解决不好，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发展快一点和慢一点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我们通过20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伟大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到下面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就会真实地和真切地意识到这样的危机确实存在。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危机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继续在书斋里悠闲自得，不可能仅仅因为有那么多轻而易举便可得到的稿酬而放弃我们的基本良知与基本觉悟。
　　何建明这种冲动，使他舍去金钱与名利甚至仕途的诱惑。记者对他的冲动理解为是一切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使命在起作用，一种把自己的前途和使命与时代的前途和使命连在一起的责任感。
　　▲不真正想为自己的人民做事，就听不到他们的心声，就写不出他们爱看的作品
　　能否把握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想法，这确实需要作家真正地深入下去，真正地把自己的心和人民的心贴在一起。何建明说，小说家可以在书斋里放眼世界，探索别人的心灵，但作为以反映和记录时代真实景象的报告文学作家，我完全不行。我下的功夫，与我所达到的目的和收获是成正比的。投入，既有感情方面的，责任方面的，也会有经济方面的，以及精神和体力等方面的。比如下去采访，要花路费，花时间，与家人长时间的不在一起，有时甚至危及到生命，涉及到司法问题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不是真正想为人民群众做些事，不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就写不出他们想看和爱看的作品，也不可能被时代和社会真正接受。
　　何建明从写《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到《恐惧无爱》，及最近正在着手的“中国农民三部曲”，这五年中他记不清到底采访过多少人。记者仅了解到《落泪是金》和《恐惧无爱》两部书，他至少采访了600多人。《落泪是金》一书的采访费何建明自己就掏了4万元，走了40多所大学，前后用了近一年多时间。他不是专业作家，在单位里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大量的行政和管理工作是他不可能推卸的任务，所以他的采访多数是利用工作空隙和节假日。
　　他这种“投入”之后，收获也是可观的。《落泪是金》发表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向贫困大学生献爱心活动。全国学联作过一个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三年中，因《落泪是金》而获得各界和群众资助款项达到两千多万元，数以万计的原来上不起大学的穷孩子安心进了大学。国家政策层面也得到了回应，推出了“银行贷款助学制度”。何建明说，前不久，“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起初也在设计一个济困助学活动，想得到国家烟草总局的赞助，但人家并没有给。后来“希望工程”的同志拿了《落泪是金》的书，送给国家烟草总局的领导每人一本，这些领导读完作品后很快就资助了“希望工程”300万元。
　　▲我反对“贵族式”写作，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贵族”不起来
　　何建明说，作家就得舍得功夫，舍得劳神，甚至舍得一切诱惑，不带任何功利地去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带着感情静静地、细致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与生存状态，融入他们之中，做他们的一分子，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你所想获得的创作和精神方面的鲜活生命。
　　何建明说，我非常反对和反感现在有些作家的贵族式写作方式。所谓贵族式写作方式，就是整天呆在豪华的家居里，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躺在按摩式的沙发里，听着音乐，上着网，然后打开电脑，写些无病呻吟，私情爱怨。倘若没有人为其作品喝彩时，就再来点“绝对隐私”什么的，一些女作者或者干脆高喊“我是妓女，你们来呀”云云。这样的作家在今天并不是少数，他们的富裕程度足够他们这样生活。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作家你再想靠他们去了解和关心中国百姓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谈到此，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作家们当今最悲哀的命运了。
　　事实上，人们对党风、对社会、对时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所表现出的焦虑和期待，也正是何建明自己内心想表达的焦虑和期待。作家要关注百姓的所想、所思，就应当把自己始终当作人民的一分子。何建明说，我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我呼叫呐喊也是以人民一分子的角色出现。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作家忘了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似乎他总比普通百姓高出那一层似的。（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