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彭丽媛的那首《父老乡亲》，不单单因为她唱得激越抒情、委婉动听，还因为歌词写得质朴无华，充满着乡土气息。“我生在一个小山村”，“一声声喊我的乳名”，“小米饭把我养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等句子令我每听一次都感触良多，真诚投入，并勾起我许多往事的回忆。 
    我也生在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山村很穷也不美丽。如果用歌词来描述：“我的村庄叫下围，干涸的小溪苦涩的水，歪斜的瓦房建在大塘边，没有青山和绿水。贫瘠的田地散落在山坑里，起早摸黑劳作累。我的故乡虽不美，却养育了我们一辈又一辈”。 
    狗不嫌家穷，子不嫌母丑。也许是我们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我们一直很爱故乡，即使在我们年轻时想尽千方百计离开贫穷的山村，走出那条乡间土路，去一个更大的地方谋生，但我们一直也没有忘记它，总认为它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每当逢年过节，每当闲暇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回去故里，看看那口偌大的池塘，看看那土砖瓦房，看看那屋后山上几棵苍老多皱的龙眼树。 
    在我儿时的玩伴中，我的年纪最小，我除了轮阅他们喜爱的文学书籍之外，有时候还要帮他们跑跑腿，买烟、买酒，送信、送书什么的。我们都有一个乳名，也就是小名，年长的叫阿检。阿检是什么意思？就是路边检来的意思。在农村迷信把名字起贱些更利于健康成长。阿检是从江姓邻居过继给我一个族叔公做儿子的，便有了这个小名。还有一个女的叫阿叭，“叭”在客家方言的土语里就是哭闹的意思。也许是她小时候爱哭爱闹，她妈妈便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小名。他们的年纪才比我大两、三岁，却都高我一个辈份。母亲小时候总是要求我遵守“大哥细叔”的规矩，我只能硬着头皮，红着脸检叔、叭姑地叫，怪别扭的，叫得大家都不舒服。我哥哥比我长三岁，小名叫阿傻，就是傻乎乎的意思，后来耳朵又患疾，听力不好，也有人在“阿”字后面加了一个“聋”字，叫阿聋傻，我就叫阿傻哥。还有一个叫阿歪的，他的“歪”可能是由于他有一个歪斜着眼睛看东西的习惯。 
    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读书聊天。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文学作品，启蒙的小说先是《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尔后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再后是《美食家》、《红楼梦》、《班主任》等。我们除了读书，有时侯还异想天开地谈理想，比如想参军，想上大学，想当队长、大队书记。后来阿检高中毕业当了民办教师，阿叭当了大队信用社干，阿歪当了工人，我上了农校，我哥哥做了队里的会计。大家仍经常凑在一起玩。开心的时候，谈起话题来就特别宽广，而且谁也不叫谁是什么，直呼小名。阿检说等我做了教育局局长，你们都去当老师；阿叭说等我当了信用社主任，你们缺钱花尽管找我。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异想天开的笑话，却仍然很开心，有些陈涉起义时的“苟富贵，毋相忘”的味道。有一位小名叫狗仔的邻居，平时不怎么跟我们玩，也不怎么爱读书，后来去当兵了，一当兵就觉得“狗仔”这个名字不雅，把名字改成了“勇猛”，我们当时都觉得好笑，这个“勇猛”也的确起得恰如其分。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还没当兵前整日摸虾捕鱼，没抓着就把鱼网往集体的鱼塘一撒，不管大小提起一网就走。购支猎枪去打猎，没人的时候，不管是谁家的鸡、鸭，举枪就射，队里的甘蔗一折就是一捆，小偷小摸确实勇猛。我们与他相比显然不够斤两，大不了拔人家菜园里的几棵葱，几根蒜，要么就几个芋头或番薯什么的。被盗的邻居发现了就会破口大骂：“短命仔，吃饱了赶去死啊？”后来同族的叔婶们猜到是我们干的“好事”，就不会再骂得这么毒了：“要拔就一边一边顺着去，别东一棵，西一根的，把菜都踩死了。”我们以后去偷真的从边上按顺序拔，专挑嫩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慌慌张张。 
    “勇猛”不但在家里勇猛，到了越南打仗也勇猛。据说他所在的连队在一次战役中死伤大半，连长也牺牲了。连长临死前把手枪交给他，命令他指挥战斗并要守住阵地，“勇猛”举起手枪喊：“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敌人终于给压下去了。这是“勇猛”战后回来探家跟大伙说的，不知是真是假，总感觉是电影里的镜头一样。但有一点是真的，“勇猛”探家回部队不久，提了连长，到他转业时是副营长。当时阿检在组织部干部科工作，亲眼看到他的档案，并知道组织准备把他安排到一个公社任副书记，主管党群政法。 
    “勇猛”去了邻近一个公社工作，我们偶有接触。他接待我们也算热情，就是爱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即使是用客家话谈笑，他也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他妈的”来。他坐在沙发上，两腿岔开，双手按在膝盖上，一副做报告的姿态。他喜欢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近况，就像首长关心下级，显得慈眉善目，平易近人，非常有领导的风度。听说有一次他侄子曾找过他批包化肥，值班的问他找谁，他说找我狗仔叔，值班的说公社干部没有叫狗仔的，他侄子说他狗仔叔还是书记，值班的说我们公社有张书记、刘书记、王书记，就是没有狗仔书记，他说对，对，对，就是刘书记。恰好“勇猛”从公社门口出来，他侄子就飞奔上前：“狗仔叔，狗仔叔！”刘勇猛拿眼一瞪，一扭头就进去了。后来刘勇猛非但没有批条子给他，还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叫官名，知道什么是官名吗？刘勇猛，这么大了也要学点礼貌，懂点规矩。你说找刘书记谁不知道，谁不带你去，笨蛋！” 
    刘勇猛不久又调到另一个镇去当一把手，连“勇猛”也省略了，名字直接成了刘书记。阿检后来当了县长，阿叭做了银行行长，阿歪也做了镇长，都混得人模狗样。我哥哥阿傻前几年不幸因车祸去世了。我呢？人老学吹笛，四、五十岁调到文化局跟人家学创作写文章。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联系甚密，交情甚笃，偶尔相聚一次必定一醉方休。他们叫我雪记，我直呼他们阿检、阿叭、阿歪。如果在乡里乡亲面前，出于礼貌加个叔和姑什么的，但全不叫什么长，完全是当年孩提时的那种亲切和无拘。唯一“勇猛”，虽然没当书记了，我仍然不敢叫他狗仔哥，也很少跟他来往。前些时候回老家拜山，恰好周末，阿检下来看我，我们就在那低矮的瓦房里叙旧喝酒。许多邻居都来看我们，一概直呼阿检，阿检的，没有一个叫县长或大名。阿检很开心，其实我也能感受到那份亲切。在父老乡亲、堂兄伯弟面前，没必要充什么长，当什么官，左邻右舍，知根知底，喝了邻居多少糊糊，偷了乡亲多少青菜，看着自己长大成人，成才，有什么可以瞒得住这些邻居亲族。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毛泽东的一个故事。据说毛泽东有一位湖南老乡，因为从小不识字，人家叫他罗瞎子。土地革命时期，罗瞎子冲锋在前，带领贫苦百姓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被选为乡政府主席。当了主席的罗瞎子仍要乡亲们喊他“罗瞎子”，他自己感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习惯了，听着舒服，怪亲切的。罗瞎子的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联想和赞扬，正在该乡进行土地问题调查的毛泽东对他讲述了陈胜忘本的故事：陈胜称王以后，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叫了他的小名，他竟恼羞成怒，甚至杀害了共过患难的兄弟。毛泽东当时称赞罗瞎子做的好，没有官架子。当时罗瞎子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过毛泽东：“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是革命成功了，你坐天下了，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毛泽东不加思考地回答：“你照样喊我老毛。” 
    1950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庆典在即，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一个劳模代表忽然挤出队列，双手紧紧的握住毛泽东的双手大声的说：“老毛，你胖呀！胖多喽！”毛泽东也直呼：“罗瞎子是你呀！”“老毛，你还记得我吗？”毛泽东亲切地朝对方肩膀上捶了一拳，用浓重的湖南话说：“咯还记不得，我不是陈胜王，我是毛泽东，还是那个老毛！”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领袖风范和平民本色赫然在目。想起时下的称谓，什么人都叫长或官，想不出什么具体职务的也叫领导，好像自己没有名字，更别说乳名了。不叫出什么长、什么官，似乎对人不够尊重。看似一种文明礼貌，一种进步，实质上是一种距离和隔膜，没有了那种亲切感，很见外。如果阿检喊我局长或主席什么的，或者我叫他县长，叫阿叭行长，叫阿歪镇长，那我们之间不是出于挪喻讥讽，就是彼此之间的友情出现纠葛，我是这样认为的。庆幸的是我们彼此之间，一直没有如此正儿八经的称呼对方，仍然是小名或乳名，随意和亲切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