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土家族作家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批评和新批评派文本细读方法分析其土家新派小说家的写作特征及审美蕴涵。本文认为，其小说在继承诗集《鄂西倒影》现实凝望与游走的地域抒写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符码、人物命运沉浮、民歌、民俗文化嵌入文本，着眼于时代更迭与还原再现的写法，为小说设置背景与刻画氛围；具有诗化特征的浪漫风格；女性视角与视野对一个时代女性精神内核的揭示。是一部难得的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命运抗争的史诗，具有浓郁的巴土文化特色和民间文化审美趣味。

关键词：时代符码   诗化特征   民族风情   地域抒写   女性视角

引  言

湖北土家族作家羊角岩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以庞大笔触抒写反映鄂西清江民族风情的乡土诗集《鄂西倒影》（他写诗时使用的笔名是其本名刘小平），2000年荣获“湖北文学奖”，随后湖北电视台根据其诗作拍摄的诗歌艺术片《清江倒影》获第六届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清江土家文化情结是其诗歌的起点，《绣鞋垫》、《鹭鸶》、《腊月》、《傩戏》、《下里巴人》、《女儿会》等一批简洁、凝练、充满浓郁乡土情结的作品，为其建构了一个地域文化的高地和根据地。2004年后，他开始转向小说创作。2007年12月号《民族文学》杂志上他开始以“羊角岩”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一滴水消失于清江》（中篇小说），旋即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7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玉菲》。《红玉菲》总约30万字，于2006年10月动笔，12月初完成初稿，其后得到武汉大学著名文学理论家於可训教授、三峡大学罗义华博士精心指导，七易其稿。该著讲述的是鄂西南清江中下游“盐阳村”农家子弟田浩禄高中毕业返乡劳动，参加高考被“政审”卡住进不了大学门槛，进县制药厂当临时工因解决不了“农转非”而长期饱受歧视、排挤甚至被陷害沦为阶下囚，却最终不放弃做人良知与追求理想，由一名打工仔成长为知名企业家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詹晓厚在《中国民族报》上评论：《红玉菲》的主人公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1]；於可训教授认为“《红玉菲》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的奋斗史和成长史的小说。田浩禄的经历，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对正在奋斗中的农村青年来说，有较广泛的代表性”[2]。那么这部羊角岩从诗歌到小说的“转型之作”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文化蕴涵和小说学价值呢？

一、历史审视，反思当代岁月沧桑

《红玉菲》独特的表面结构是以三个女性覃怡红（红）、向明玉（玉）、郑菲菲（菲）名字结构布局，贯穿于男主人公田浩禄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其实在其背后还有一个隐性结构布局，即以岁月变迁来影射时代的沧桑风云。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户口”、“政审”等特定时代无可怀疑的社会历史符码来绾结。其中社会巨变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尤为巨大，对一个青年理想的伤害也最深。

田宏伟（国民党逃兵）的早死，让田浩禄家孤儿寡母成为盐阳最穷的人家，其大爹田宏发去台后的“海外敌特关系”，更使其在高考政审时尽管以高分322分（夷水区第二）而无缘大学门槛，及至在冲出盐阳后的制药厂招工考试中又一次以这个理由被拿下，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对社会的控制可见一斑；“文革”初期，马必贵是盐阳的土皇帝，靠造反起家，把盐阳村的女人们视为可以随便占有的“便宜”，田浩禄与马必贵的恩怨本质上就是暴力和反暴力斗争的结果，甚至包括向明玉的香消玉陨也不能不说与这件事有关。从文化上讲正如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等级结构”[3]。巴山县制药厂的胡周银（胡诌）、慕容聪（贪恋荣华富贵，为人阴险精明）、李和平（外和平内则精通官场手段）等也可视作这个文化系列现象，他们是后文革改革开放形势下，经济和政治体制双重结合下官僚新贵和贪腐的典型。作者借制药厂职工的口声巧妙地表达了群众的愤懑：“像胡周银这样的人，连一个制药厂都管不好，而且举报信都堆成了山，偏偏他是官运亨通，居然当上副县长了。”

药厂小社会，实则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小说在关注人事浮沉的同时，以独特的洞见，写出了官场人物的心理和文化。田浩禄因为拒绝做假证以协助胡周银夺取药厂厂长大权，被诬称为“喂不饱的狗”，卷入一场无法避免的旋涡，继而妻死子亡，连顶职的机会也被人捷足先登，不得已到销售部换一番天地。而范勇在得知细节后，也曾自责，因为当时见田与胡表面上走得近，他并没有积极帮田解决“户口”问题。作者借叙事主人公的心理把官场文化的内幕做了揭蔽：“领导们之间，表面上一团和气，平时都是笑嘻嘻的，背地里却在使暗劲儿，钩心斗角，拳打脚踢。”确实，官场文化是具有辐射感染力的，这一大酱缸之毒确难以斥清。以李和平为例，他冒充老同学田的口气，写匿名信欲把胡扳倒，好让自己当厂长，待见胡大旗不倒，却又在其手下更加恭敬，伪装得言听计从。其他的一些次要人物也是耐人寻味，值得一析。如王德满在八四年官复原职后，“首先培养自己的儿子入了党，后便顺理成章地接上了革命的班，当上了村长。”再如，贝锦卡酒楼是县工商银行信贷部张主任的老婆蔡姐开的。所有这些讯息加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当下官场史治的殷忧。

“农业户口”无疑是小说主人公在当代社会遭遇不公的重要语符，是小说在描述田与三位女子的情感纠葛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覃怡红生下来就是“非农户口”，“天生就透着高贵。”她母亲高老师在得知女儿与田浩禄相恋时，认为不是门当户对，硬是拆散了他俩。向明玉因为招工考试，解决了户口，就比覃怡红的身份更高——供销社是大集体、“二国营”，以至田浩禄觉得跟她结婚是让她这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多年后，户口问题略有松动，郑菲菲建议浩禄去买一个“蓝本儿”（仅限于在县内使用的非农户口本），田浩禄唏嘘叹道：“过去我想有一个非农户口，是因为户口就是前程，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招工就业的象征，就是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代名词，含金量太高了”。而在这以前，最令人心碎的是他给自己未出生就夭亡的儿子取名为“公平”，并发出质疑：“为什么同样是人，却要被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非农业户口的混蛋也可以招工当官，平步青云，为什么农业户口的才子却要饱受压抑之苦？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非农业人口该高人一等，为什么有的人为了改变农业户口要埋葬自己的一生？”这些疑问无疑传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拷问。其它诸如粮票、黑市粮价等都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影像痕迹，有种不懈追问的气势。

二、民俗演绎，尽展巴土文化与风情

《红玉菲》中人物的出生起点是在盐阳村，第三部分《菲》正式创业成立医药公司时即名“盐阳医药公司”。小说借叙事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盐阳”内涵。“盐本来就是一种药，是生命所必须摄取的一种元素；阳，则是生命的阳气，阳刚。”考“盐阳”一词可得《后汉书》说：廪君蛮“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4]“盐阳村”今天的土家族亦即古代巴人后裔，“盐阳”构成了某种象征符号。

小说在展开情节，铺叙故事的同时，巧妙地穿插巴人起源的创世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小说开始以梦境写“廪君与盐水娘娘”的传说。第二章《月圆江清》中也串廪君（向王天子）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在清江下游的武落钟离山，有赤黑二穴，廪君（巴氏之子巴务相）诞生于赤穴中，其余四姓樊氏、瞫氏、向氏、郑氏则居于黑穴之中。巴务相在部落之间的比武结盟中，因为善于击剑和造船，而成功地击败了另外几个部落的若干挑战对手，被推举为巴人的首领，被人们尊称为廪君。”

我们有理由认为，羊角岩笔下的盐阳、夷水、乃至巴山县都烙有巴人起源地——湖北长阳的印迹。他笔下的田、覃、向、郑都是古巴人姓氏的基本类别（覃是长阳县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有学者考证“覃氏源于瞫姓”）。此外白虎图腾崇拜，盐、斗、牛角等崇拜都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田氏三姐弟“福”“禄”“寿”也留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色。

土家族作为巴人后裔，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而巴山县被认为是土家族摇篮。穿插于小说文本间最多的就是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积淀与氛围。民歌，按民族文化文学概论可称为“礼俗歌”，“如祭族歌、婚礼歌、丧葬歌等。”[5]举凡薅草锣鼓的《一步到田中》，嫁女称“红事”而不称“喜事”，请“十姊妹”，唱《哭嫁歌》，姐妹唱《十杯酒》，娘家兄弟背着新娘上花轿等等。小说还穿插了民间歌舞表演和服饰，如撒叶儿嗬舞蹈、花姑子舞蹈、南曲、毛古斯、肉连响等，民族服装“一律大红颜色，在衣服、袖口和对襟上则镶上了金色的有着虎头和船船花图案的花边”。寿终正寝的老人是山民向往不已的“顺头路”，并不把老人去世当成一件悲伤的事，称“白喜事”，对孝子说“恭喜你尽了忠孝”，“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陪亡人”。哀乐套曲《十幡鼓》，歌颂母亲恩情的《十月怀胎歌》，跳撒叶儿嗬收场鼓师所唱的《刹鼓歌》，葬仪时所使用的唢呐、鞭炮、三眼铳等等构成了巴山（长阳）独特的民间民俗文化内涵。土豆粉蒸肉、土家凉皮、炕土豆、清江鲢于鱼火锅，喜欢吃辣等，则都体现出浓郁的土家饮食文化风格。

“情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比较发达。‘以歌为媒’是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也是情歌在这些民族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体现。”[6]《红玉菲》中写情歌的片段和情节有三处，尽管情歌也属民歌，与礼俗歌有紧密关联，甚至可说候难舍难分，但由于爱情在文学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本文将其单独列出，分析研究。如小说开头在写梦境时即穿插了巴人始祖廪君与盐水娘娘对唱情歌神话传说的情景：“上滩不急慢慢悠，爱姐不急慢慢逗，有朝一日逗到手，生不丢来死不丢，除非阎王把命钩。”（廪君），“小小鱼儿紫红鳃，下游游到上游来，游过百张金丝网，躲过千竿钓鱼钩，情歌钓我我上来。”（盐水娘娘）这是鄂西五句子情歌，羊角岩将其改造为创世神话中一个情歌对唱的场景。还有一处写田浩禄冲出盐阳，到建筑工地当民工建制药厂，回忆爱情，形单影只，独自唱那古老而忧伤的情歌，抒发爱情创伤：“昨日与姐同过坪，风又吹来雨又淋。风又吹来撑不得伞，雨又淋来交不得情……”

最具民族风情的场景莫过于浩寿（浩禄之弟）结婚时人们跳的花姑子舞。

“对门黄土坡，紫荆花儿多。对门有个好小伙，真正爱坏了我。” （女）

“姐儿莫说起，我多时就想你。总想二人成夫妻，缺少做媒的。” （男）

清江男女在跳花姑子的过程中，互相对望，眉目传情，女人拿手帕半遮着脸，那娇羞的模样禁不住让男人心襟摇荡。男人则做出挑逗的姿态，一步一摇，再拿一根小指头，捋一下女人的手帕，像要把女人的魂都楼在怀里。花姑子为媒，清江男人和女人这样打情骂俏，歌之舞之，纵情欢乐，乐天知命，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羊角岩在展现与敞亮这种民俗文化的同时，一方面肯定其积极乐观的一面，另一方面也隐含批评与审视，知其糟粕与凝滞沉重的一面。如小说写“打虎靠亲兄弟”，田浩禄发达后并不重用学中医的大学生，而格外看重自己的兄弟和情人，由他们帮自己打理产业，显现了他的小农经济意识；“除了栎木无好柴，除了郎舅无好亲”的小舅子向明海，一次让田浩禄替他顶灾坐牢，另一次则干脆绑架了田浩禄，都构成了对传统宗族文化的反讽。正因为对民族文化的惰性较为熟悉，小说最后安排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开放式结局，主人公田浩禄在崛起后走入另一种文化困境，这也是羊角岩对自身民族心理的审视与警醒。

三、女性抒写，饱含女性美与心灵美

现代乡土小说有塑造女性形象美心灵美的审美模式，无论是废名笔下的“三姑娘”，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汪曾祺笔下的“小英子”，贾平凹笔下的“小水”都给我们留下了民间女子形象美、心灵美，洋溢青春气息的经典原形。《红玉菲》这部以女性名字做标题来结构布局绾结的小说，也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只不过，《红玉菲》在写田浩禄这一农家子弟个人抗争的同时，又缀串更多女性形象，形成一个女性想象序列。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主人公情感纠葛有关的女性如覃怡红、向明玉、郑菲非以及覃怡红的女儿李楚辛；一类是母亲形象如田的母亲李雨灵，覃怡红的母亲高老师；一类则有淫荡、阴鸷的女性慕容聪。作者将他们放在一起起到了多重对比的艺术效果。

红——红颜命薄的另类版本。作为小说主人公最倾心“梦中情人”的覃怡红，是盐阳最美的姑娘。“一张脸总是像在盐阳温泉中浸泡过而刚刚出浴的那样，白里透出一种红晕”，“像支撑开的新荷”。她与田浩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几乎无悬念地应该成婚，但他们的爱情并不一帆风顺，相反充满坎坷与不幸。正如一次田被水蛇咬了一口时，她焦急，而被田逗弄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样“骗子，我不理你了”，这句有谶纬宿命性质的话，实是他们悲剧爱情的写照。及至他们高中毕业，红领回《待业证》，被安排进供销社上班。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开始显现。在母亲高老师与田母共同压力下，田无奈地选择了“慧剑斩情丝”，与高老师合谋称以与“玉”“关系已不一般”。面对情人的绝交与母亲的阻拦“质询”，红选择了与一直追求她的同学李厚强闪电结婚的方式进行报复。最后落得女儿李楚辛先天性心脏病，丈夫出车祸半身不遂，自己又下岗的凄惨悲剧，究其因由，是社会历史变革大势对个体生命的挤压，阵痛背后的牺牲。待浩禄二十四五，还没对象，她又撮合浩禄与“玉”结合，体现出开阔的襟怀与美好的心灵。多年后，浩禄奔丧见到满头白发的高老师，终于明白对红的爱“竟一直没有被岁月风干”，萌动见红的想法，一对恋人终得重逢。红的境况引发浩禄想帮她的念头。借进货机会，旧情难却的红终于与浩禄走向灵与肉的结合，但她并不需要同情，显示了一种自尊的性格。红是特定时代女子婚恋的悲剧人物，虽抗争过，但摆脱不了悲剧的角色，在灵与肉、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挣扎，深深自责太放纵，疑心自己“是一个坏女人”，显示出强烈的自省自惭意识。最后“将肉体之爱升华到精神之爱”，成为田事业的帮手，过有尊严的生活，不失心灵美。

玉——玉殒香消的姐弟恋。玉是作为小说结构布局的榫铆结构而存在的。在写红的时候，就暗设灰线，为情节发展布局。玉比田大一个月，长相不错，与红相较“脸更圆一点，个子稍微矮一点，身材稍微胖一点”，“少了三分伶俐，多了两分质朴。”从学生时代起，就把田当作心中的白马王子，梦想长大后嫁给他。她与田的关系亲如姐弟，处处无私地关心田的一切。田家庭贫困，学生时代吃不饱饭，玉每次都多蒸点饭，拨到田的碗里。田高考因政审不过，受困农门，玉悄然来到田的身边，安慰他树立人生的信念。见田与红的爱情陷入困境，就劝勉田坚守爱情，不要犹豫：“女人爱一个人，才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会不会上大学”。不计较田和高老师为红的前程所编织的谎言对自己名誉的影响。利用一次办宣传栏的机会，推荐浩禄，使其才华初现，被朱舜赏识发现，为田冲出盐阳制造了条件。见田被马必贵压制，不准去民工团，与马冲突被吊打，为救爱人她甚至不惜付出了自己的贞操，事后毅然辞去团支部书记职务。并不主动表白爱情，而是耐心静待。田户口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她想方设法，借钱谋划。慕容聪做媒，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消除田的自卑，称其为“才子”，恢复其自信。照顾田的生活，为他洗衣缝补。婚后浩禄骂她，从不还骂，打她，也只是默然承受，最后难产而死……她的死是一个民间弱女子对时代的控诉和无声反抗。正如她临死前说的那句气息奄奄的话“我不干净，但我清白……”

菲——怀揣秘密的赎罪者。20年前那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菲儿，无意中目击了自己父亲马必贵所造的孽，从此厌恶父亲，改随母姓。如今已出落得个头高挑，身材纤细，浑身透出咄咄逼人的现代气息。由于长期压抑，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后来的电视台美女记者，不跟任何男人约会走近，几成“剩女”。田充满悲剧的爱情故事，深深触动感染了她。她觉得有必要为父亲的罪孽赎怀，用身体替父洗刷冤孽。从见田这天起，她就有预谋地实施计划。凭借智慧、干练和对社会情况乃至本质的洞见，鼓励田在“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中流击水”，创业发财。她以一句“人际关系就是资金”拨亮田心中的疑虑，还借钱给田，让田最终下决心创业。随着交往的日深，她由最初的“悸动”，到后来的“冲动”，到最终的行动，体现了一个现代女子独特的爱情观与敢做敢为。菲还对田的精神发表了激赏，“人，活的就是一种精神。社会越来越世俗，患软骨病的男人们越来越多，精神就越来越缺乏了。你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由赎罪心引发同情怜悯，变为异性兄妹，由兄妹再变情人，这与巴山民间文化里哥妹情、姐郎意基本吻合。遗憾的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有一段难忘的历史和耻辱，阻碍了深交的继续。“放过马必贵吧……”，田在丧母跪仪上见到昔日仇人，菲儿的声音在耳畔回响，心中历史的坚冰在融化，马必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宽恕。

总体而言，红、玉、菲三位女子在田浩禄都不嫌弃田浩禄“农业户口”，重才厚德，她们是爱情的化身，体现了民间女子心灵的善良。

母亲形象也是小说刻画的重要方面，是影响主人公性格和人生的重要砝码。田母李雨灵守寡一生，一人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历尽千辛万苦，没人说半句闲言碎语，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却因为生活的劳累、艰辛与沉重，油灯一样熬干了自己；覃母高老师，是田的启蒙老师，以自己微薄的工资代田家三姐弟交学费，显示了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但她却为世俗观念束缚，像神话中的“王母娘娘”那样粗暴地斩断了女儿与浩禄的恋情，爱女儿却一手导演了女儿一生无尽的痛苦。多年后，她已头发全白，在田母葬仪上，她终于痛心疾首地对浩禄说出“当年，我错了”。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人生感慨。

慕容聪无疑是作者刻画的女性败类形象。身为教师，本应“身正为范”，她却贪恋荣华，嫌弃中学老师的丈夫，到制药厂跟胡周银勾结成奸，沆瀣一气，既违背妇德，又体现了一个女子阴鸷、报复、悍泼的一面，被人称为“武则天”。她有能干的一面，但她是却只是一股浊流，体现了世俗利益对民族性格的异化和污染。

结 语

羊角岩以抒写清江民族文化的诗歌为创作起点，最近的小说创作则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审视意识和反思意味。以“户口”这个看似轻巧的“蓝本儿”为社会历史符码，切入人物命运沉浮的骨髓，将当代社会变革最沉重的叹息展示给我们；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揭示，给我们敞亮了一个不为外界关注的民间社会，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女性为故事外在结构，穿插人物情感史和奋斗史及命运浮沉，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女性形象美与心灵美再添美好的画卷。这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独特的内在蕴涵与审美价值。

注释：

[1]詹晓厚：《田浩禄的三十年》，原载《中国民族报》2008年8月22日11版。

[2]摘引自於可训于2007年10月15日致羊角岩的一封信。

[3]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转引自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7月版，第38页。

[4] 向柏林：《巴人图腾转换的原因》，《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

[5]赵志忠：《民歌的分类》，《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第10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6] 赵志忠著：《民歌的分类》，《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第109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