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红包批评”的诟病指责，洋洋乎盈耳。
    所谓“红包批评”，是指批评家拿了人家的“红包”进行的不实“批评”。
    当今一些媒体为吸引人们眼球，不惜捕风捉影，乱真造假，无事生非，似已不足为怪。然某些主流权威报纸，亦不加分析，人云亦云，甚至直指红包批评“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说文学创作的滞后，都是“红包惹的祸”云云，则端的是令人困惑不已！
     “红包批评”，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作品研讨会”(也有人贬称之为“红包作品研讨会”)之盛行，是近十几年的事。这是社会大环境使然。我以为这首先与种类日益繁多的评奖脱不了干系。评奖要看作品的“社会影响”，有的国家级奖项甚至规定印数(发行量)少于几万册的图书不可参评；作品是否获过奖，有没有开过研讨会，有没有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实际上成了考量和评判作品、作者“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依据。这些，也是有的作者能否顺利加入社团组织(如各种协会、学会)，甚至也成为其晋级升迁或“明”或“潜”的条件。另外，和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图书、影视作品作为“商品”的可赢利性能越来越凸显，出于宣传、广而告之策略的需要，出版设、影视制作机构很需要对其产品进行舆论包装。其直接途径就是寻求“批评”：开研讨会、组织评论文章发表。
    批评家该不该拿“红包”，这其实是一个无需回答的伪问题。想一想吧，批评家花几个甚至十几个工作日，仔细研读一本几万、几十万字的图书，动用其一生积累的智慧学养，投入宝贵心血(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写出一篇发言稿、评论文章，得到三五百元“审读费”即所谓红包，到底有何不可？我以为，给劳动者付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无可指责的。较之一个影星、歌星的出场费、广告费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逾百万来，我们这些清贫的批评家实在太可怜了！
    有的批评家拿了红包就不实事求是，光说好话，乃至廉价褒扬，也是有的。这种批评必是无原则的溢美和吹捧，背离科学、健康批评的基本原则，败坏文坛艺苑风气。须知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那种奔红包而去、不讲艺术良心、胡吹乱捧、不负责任、文德低下的批评家，在批评界毕竟是极少数。若以偏概全，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得出“红包批评导致作品研讨会变质”的结论，实大谬矣！
    笔者参加过无数次研讨会(包括文学和影视研讨会)，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批评家都是严肃认真负责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决不因得到一点微薄的“审读费”，便肆意违心吹捧。我退休前在一次成人长篇小说研讨会上，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的诸多不足后，不客气地说整个篇幅至少可以压缩四分之一，与会者和作者本人均不以为谬。前几天(4月6日)，江苏少儿出版社在京召开程玮作品研讨会，我在仔细认真审读作品后写出七千多字的发言稿，对程玮的一部长篇新作充分肯定其成绩和优点，同时不客气地指出其三点不足，得到出版社负责人兼责编的诚恳认可，认为我“提得很准”。
    窃以为，给批评家发一点辛苦费(象征性的红包)，应视作是尊重人的劳动的一种社会进步，这其实和公务员拿薪水、工人得工资一样，顺于理、合乎情，无可非议。古代不是也有“束脩”、“润笔”之说、之举吗。
    至于讲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发展”，那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大命题。批评大家、文学宗师的造就和涌现，文学事业的真正灿烂辉煌，是需要特殊的、适宜的、极佳的社会温床和历史条件的。将其“症结”简单地归弊于所谓“红包批评”，不啻是过于幼稚天真的小儿语，无异于痴人说梦，能不贻笑大方！
                            2008年4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