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到了玉树好几天之后才想起朵朵的。和“影子”第一次见面时，我还说跟这里毫无关系。原来，我跟玉树是深有关系呢，我这时想。
　　朵朵是玉树的一个藏族女孩，多年前我曾费力地寻找她，希望做她的母亲。
　　我第一次“见”朵朵是在1998年，她印在一份两年前的旧期刊的封二里面。朵朵当时正哭着，眼泪顺着她皴干、粗糙的脸颊流淌下来。一位藏族老阿妈亲吻着朵朵的脸，非常愁苦而无奈。
　　那不是我的杂志，是我去一个朋友那儿玩，在他另一个同事桌上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里偶然看到的，转身我就离开了它。然而，几天后我奇怪地发现自己依然对那张照片耿耿于怀。我继续忍耐了两天，最终不得不给我那一头雾水的朋友打电话，请他去向他那位同样不明就里的同事要了那本杂志，用特快专递给我送了来。
　　我把朵朵的图片剪下来贴在我书桌前面的墙壁上。有那么一阵儿，我经常端详它，对着它发呆。我想不通究竟有什么事情让照片上的小姑娘哭得这么伤心，她的伤心得简直无以复加。再有，就是老阿妈的亲吻。——坦白讲，在此以前，我从未设想过藏族人会用亲吻表达感情。我曾经错误地认为亲吻是一件柔情蜜意、从容不迫的事，是生活很物质化了以后的精神奢侈品，而不会充当贫穷或者悲伤时的安慰剂。
　　尽管老阿妈布满皱纹的双嘴安抚着小姑娘翕动不止的小嘴，但这种安抚显然是无可奈何的。我认为当时老阿妈除了亲吻，对改善小姑娘的伤心完全无计可施。与小姑娘的泪流满面相比，老阿妈多皱的、干涸的、沉默的脸上，写满了更大的悲哀。
　　然而，这种悲哀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一直困惑着我，吸引着我。后来，我曾经根据这张照片虚构了一篇小说，想象令小女孩哭泣和老阿妈愁苦的原因。小说的题目叫《朵朵失去了她的羔羊》。在小说里，我和几个内地的旅游者被困藏地无人区，一路饥寒交迫，好不容易遇到惟一一户老少人家。我们看中了她们家里惟一的一只羔羊想买了来吃，老阿妈先是不肯，在我们不断提高价钱的“逼迫”下终于答应。而当我们将美味羊羔吃下肚子，才得知小女孩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被老阿妈收养，羔羊也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被小女孩收养。我们吃了小女孩惟一的“孩子”，我们伤了她的心。
　　小说里，我给小女孩起了一个名字叫“朵朵”。因为我注意到，朵朵长了一双硕大饱满的耳朵。
　　在内地，这样的耳朵被认为是有福气的象征。
　　我再次想起朵朵是在两年以后。2000年夏天，我应一家出版社邀请沿黄河做了一次文化行走。我计划从黄河源头的青海开始，我就又想起这张照片来。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想找一找照片上的孩子。我当时并不知道朵朵是哪里人，西藏的、还是青海的，甘南的、还是川滇的？照片是一张非新闻类作品，标题叫《雪域情深》。
　　可雪域有多大啊！
　　我打电话给那家杂志社，辗转从刊物的美术编辑那儿搞到了图片摄影者的电话，我又打长途电话到兰州，找到兰州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柳军，他是那张照片的摄影者——你知道，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平时很懒得做事，我在那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固执和执拗，让我有时想起来也觉得匪夷所思。
　　没想到，柳军竟印证了我之前的疑惑，他继而给我讲了这张照片背后悲惨不幸而又温暖欣慰的故事——：
　　1995年底1996年初，青海玉树连降四十三场大雪，当地遭遇百年未遇的大雪灾。照片上的小女孩叫达娃，只有六岁，家在玉树县结隆乡琼结村。老阿妈叫卓措拉毛，七十五岁，是同村里的孤寡牧民，一个哑巴。他们和村人赶着牲畜到山里寻找草场，被大雪封困，失踪了二十一天。这中间，卓措老人仅有的39只牲畜先后都死掉了，她自己也患了雪盲症。当风雪把她最后一只牦牛的尸体变成一座白塔，老人开始拒绝进食，她想到了死。卓措蜷缩在村民们用积雪堆砌的雪墙底下一动不动，准备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悲惨的世界。
　　这时，一阵悲戚的哭声惊醒了卓措状若游丝的昏迷。
　　隐约中，卓措听见村民们把痛哭不止的达娃——就是我说的“朵朵”抬了进来。朵朵这次随父母出来寻找牧场，是这个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就在刚才，朵朵的父母为了抢救陷落雪坑的牦牛，不幸跌下雪坳双双遇难。朵朵瞬间变成了孤儿，而她自己也患了严重的肺炎，气息奄奄，几乎快要不行了。
　　卓措挣扎着匍匐过去。她分开人群爬到朵朵身边，将朵朵揽在怀里。卓措一边用手抚摸着朵朵的胸口，使因为哭泣和肺炎几乎窒息了的朵朵平静下来；一边用喑哑的嘴巴焦急地向周围的人呀呀地叫喊着，请求他们去拿一些雪水加热了给朵朵喝下去。
　　突然遭受双亲亡故的朵朵像一个受到惊吓的羊羔，失魂地躲在卓措的怀里一味地嘤嘤哭泣、瑟瑟发抖，反射性地将别人递给她的水和食物推开、打翻。卓措拼命摇晃朵朵，迫使朵朵睁开眼睛。卓措用手指指朵朵，又用手指指自己，焦急地“啊－啊”述说着，然后将朵朵紧紧贴在自己的心窝里。
　　村民们看明白了。朵朵看明白了。朵朵张开胳膊搂紧了卓措，放声大哭。
　　卓措挽救了朵朵，朵朵也挽救了卓措。卓措不再拒绝食物、拒绝生存，朵朵使她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灯盏。借着这一点昏暗的光亮，已经濒临死亡的卓措竟也奇迹般地恢复了体力。在卓措的精心照料和随后赶来的解放军救灾医疗队的治疗下，朵朵的肺炎得到了控制，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
　　知道了朵朵的故事，我更对她牵挂不已。我不知道朵朵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按年龄推算，朵朵已经有十岁，她能不能上学，有没有良好的教育？卓措拉毛年迈多病，是否还能照顾她？——我甚至揣想，如果老阿妈不幸已离开人世，那么朵朵会不会又成为孤儿呢？
　　在我准备黄河之行的日子里，收养朵朵的想法突然冒出我的脑海。我想把朵朵接到北京，让她享受最温暖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我要把朵朵抚养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希望为一个人做些什么。我周围的朋友都不需要我，他们都生活得很好，都比我过得舒适，如果我不给他们添麻烦让他们为我操心，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除了我年迈的母亲，我对其他人都是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而现在，我忽然觉得自己可以为一个人做一点什么。我甚至以为也许我可以对朵朵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那一阵子，这个想法一直激动着我，使我的生活看上去有意义了许多。
　　我按照柳军提供的地址给卓措拉毛和朵朵原先居住的村子发去信件，结果如石沉大海。我猜想经过雪灾那个村子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或者，他们搬到了其他的地方。
　　茫茫的青藏高原，到哪里才能找到朵朵呢？
　　我原打算利用此次黄河之行亲自到玉树一趟，进入青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想法实现起来有困难。那一次，我跟随团中央“百名博士西部行”的团队到达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因为时间和行程的关系，不能继续向南。
　　隔着雪冠的巴颜喀拉山，我对着玉树的方向不舍地望了又望。
　　回到西宁，我请青海团省委的同志帮我寻找朵朵的下落。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北京接到青海团省委办公室戚光老师的电话。戚光老师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说先告诉我“好消息”。戚光老师说，“好消息”是朵朵已经找到了，她就在玉树。戚光老师说我担心的没错：去年八月份，卓措拉毛老人不幸去世；现在，达娃已由玉树少年福利院收养，改名叫才仁巴吉。——这同时也是戚光老师告诉我的“坏消息”：戚光老师向福利院转达了我希望收养朵朵的意愿，福利院方面说朵朵在他们那儿生活得很好，也已经上学了，他们感谢我的好意，但他们有能力将才仁巴吉抚养成人。
　　我先是兴奋，继而又沮丧。我不情愿地追问：“他们是说‘有能力’抚养朵朵吗？”戚光老师给予了肯定，她安慰我，说玉树县少年福利院是一家由国外基金资助的国际救援项目，条件很好，相信才仁巴吉在那里一定能生活得幸福。
　　这我就无话可说了。我空有一腔热情，却肯定没有外国人的钱多。也许朵朵在那里面会快乐吧，他们给朵朵改了名字，一定是希望朵朵忘掉过去那段痛苦的记忆，开始新的生活。
　　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我的新书《左岸的黄河》里，还配了朵朵和卓措拉毛老人的照片。
　　在藏语里，卓措拉毛是“圣湖中的仙女”的意思。

我想不通，究竟有什么事情让小姑娘哭得这么伤心。
而与女孩的泪流满面相比，老阿妈的脸上写满了更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