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就在家门口？　　
　　1841年，香港自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年，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很多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毕竟是无形的，它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融合，不能替代。
　　1993年，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当时我还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很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是，活着的时候一生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农历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炷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究竟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半岛的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他的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看得出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还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儿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通体金辉，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大和尚以及数百名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罗汉堂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你根本就不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从小我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迹都要远离城市，绝对不会出现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要走老半天的路，好家伙，怎么觉得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的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比如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穿过海底隧道、深入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便问：“到了，古墓在哪儿？”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隆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有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说在“分馆”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就无心多听路人的话，更没兴趣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这时，已经等在那里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倒是多少还长着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左手、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它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地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无声地仿佛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想要爬到“墓包”上去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这种事当然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这趟来我们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这时才想起路人开始和我说的“李郑屋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博物馆分馆的门里进去才能看得到，我就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重新回到大路，进入了博物馆。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还有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坑、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以及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和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家的大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居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如果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在深水埗看到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重新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地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真的就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香港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社会“胎里带”的痕迹与舶来的“西洋景”杂陈一片，说句可能要伤人的话——“穿西装戴瓜皮帽”，当地人也许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这个内地人的眼睛却极容易受刺激。
　　2006年是中国的狗年，“圣诞节”与“狗年运程”看上去一个极西方、一个极东方，本来彼此谁都和谁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香港，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总是会把人的目光拧到一块儿。比如香港人浑身上下最早就会被全球最新的科技产品所武装，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信命理——男女老少，有钱的、没钱的，有闲的、没闲的，好像认识一个算一个，给我留下的感觉差不多都要迷信到固执。
　　我在香港居住了不到三年，每逢年底，发现香港的很多广场、酒店、商店、饭铺，干脆就说“满视野”，已经把圣诞节的装饰统统都摆挂了出来，花花绿绿的，弄得香港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另一种风光也到了时节——预测凶吉，预知未来，香港各路风水大师推算下一年运程的算命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这些书大多为黄色封皮，在书店、报摊，大小超市、甚至小卖铺、街头小市哪里都有出售。很多风水大师如李居明、林真、苏民峰、陈公盲、麦玲玲、吴佩孚、李丞责、宋韶光等等，多得一开始让我不知道谁更权威。
　　香港人相信科学，依赖科技，同时他们也接受命理玄学，掌相卦相。
　　我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地揣度香港人迷信就是落后。风水是什么，我不懂，听说也是一门科学。学术名称被这方面的专家称作“地理勘舆学”，亦名“环境与形象的心理学”，在欧美很多大学都是可以拿学分的选修课程。
　　2005年还不到12月，我在香港街头到处看到“狗年运程”，真是非常好奇。因为自己属狗，也因为内地有朋友11月初就打来电话，托我帮她买一本06年的“狗年运程”，还点名说要李居明的，我就几次光顾报摊儿。到了月底，“李居明”还没有上市，这才知道这位大师在香港原来最有名气，他的书每年都是出得最晚，卖得却最火。等到转了年终于买到了一本《李居明狗年运程——十二生肖改运法》，急忙回家拜读，可是光封面上的很多内容，云山雾罩的，已经把我搞得满脑袋糨糊——“拆蛋专家挑战四大火毒灾星”、“高危爆炸骚乱位、日期公布”、“一线之差定港运十年政经好景”、“新秩序年抢年钱”、“‘大红袍’名气官运不倒翁”、“‘双飞熊’当时得令贵人富”、“‘后兜财’偏财补漏夺三财”……拗口得不行。除此以外，书的封面上还有四位真人的照片，大约是李大师认为和香港有关系的四个具有改变全球命运的人：“胡锦涛”、“曾荫权”、“布什”、“陈方安生”。这四个人，前三位内地人很熟悉，另一位“陈方安生”是谁？一个女人，香港回归后政府第一任期未做满的政务司司长，2007年新的特首选举，有人曾经猜测她很有可能成为曾荫权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不懂香港风水大师们所说“太岁”、“五行”、“八运”、“火毒”、“凶吉”、“运程”究竟和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在书中都自称“中国传统的祈福文化”，这一点我能理解，如果从祝福角度来解释，这些大师们都是希望香港人年年远离灾祸、远离厄运，多平安、多发财、多幸福，很善良、也很中国。
　　曾经，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到港岛几条最黄金的大道比如湾仔道、骆克道和皇后大道，这些著名的商业地段目不暇给的霓虹灯广告中时不时地就会夹杂着另一类灯箱，白色的，夜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横排写着四个大大的黑字“禅玄命馆”，经营项目也介绍得详细：“掌相”、“命理”、“择日”、“改名”、“易数”、“占卦”、“阴阳”、“风水”。开始我怀疑如此昂贵的商业地段，这样一间间的“算命公司”，日子可都过得下去？后来实在想闹个明白，就动心想请哪位大师给我的本命年算上一卦，有个礼拜日就让我老公（先我来港工作多年）陪着，摸到了湾仔的一家“禅玄命馆”。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一定要让先生陪着？还觉得是去“摸”？心里头不坦荡，好像此行总是不大光明似的。结果敲开了这家其实就安身在普通住宅楼里的算命公司的门，大师不在，看家的一位先生说：“对不起，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大师不上班。不过，就是大师上了班，你要算命，也得提前预约。”说完就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那趟去“算命”没有见到大师，但也获得了不少信息：“星期不上班”、“提前预约”……基本上可以判断香港的风水行当看来市场还不小，大师们花得起昂贵的房租，而且星期日还不上班，生意一定不错。不过告辞前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也别白跑一趟，就先问问价钱？”于是充满虔诚地问：“如果求大师给我算一卦，要多少钱？”“看家的”很耐心，说：“那就要看你算什么了？”我说“随便，比如看看今年我的本命年要注意些什么”，对方就说“四五百吧，具体的还要听大师的”。再往后，我待在人家的门口就实在没道理，拉了老公的手赶紧走人，心里其实早已经吓得够呛——“一般地算算都要四五百？那么要多加一些项目？比如什么特别的项目？”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以后也再没勇气二次登门。
　　香港有些事，有时你越想，就会越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在香港却经常要把这句话倒过来使用——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来主持剪彩，全球其他几座“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也都派了亲善大使前来祝贺。仪式定在上午11点半，就在迪斯尼睡公主城堡的广场前庭。可是香港天文台预报9月12号那天有雨，而且是骤雨，香港政府和迪斯尼乐园当然都不喜欢老天爷这么不友好，假使那一天真的要下雨，露天仪式就不美满，有些记者也担心，事先就询问迪斯尼乐园会不会更改开园的时间？可是迪斯尼乐园事务及销售部的一位负责人满有信心地告诉记者：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向风水大师请教过，那位大师说“9月12日不会下雨，开幕式没有问题”。为了证明他的信念有逻辑根据，这位先生还贡献了一些证据：过去我们乐园举行“土礼”（即破土动工）和城堡封顶仪式，都是找的这位大师，让大师给择的“好日子”，结果都很“准”。所以我们很尊敬也很信任这位风水大师。
　　我知道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正儿八经地从传真机上下载的通告，这个渠道是我们记者站每天在香港获取采访信息的主要依靠。那天的这份传真，发传人转述的是《明报》9月11日的一篇文章《迪斯尼花二万买天文台服务》。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在文中向媒体透露：迪斯尼乐园确实已经花出去了2万多的特殊服务费，购买了香港天文台从9月4日到13日的天气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天气情况，包括降雨和风势。
　　11号晚上我收到这份传真，满怀蹊跷。香港人是什么心理呀？一方面花钱买科学信息，另一方面，最相信的还是风水大师？不然怎么敢对媒体夸下海口，也没有更改开园日期——
　　“科学”与“风水”即将展开大战，最后“鹿死谁手”？
　　在这件事上究竟“科学”说了算，还是“风水大师”更厉害？
　　说句实话，当时我真有点“看戏”的感觉，这场明天就要上演的“大戏”，不管演好了还是演砸了，反正我都没掏钱买门票，当然与此同时，我心中也相当不安，因为12号那天，我也要去现场，要给家里做电视直播（CCTV—4的午间新闻），老天爷要是真的在12号中午兜头给来场大雨，咱在现场不也得成了落汤鸡？
　　12号一清早，闹钟6点钟就振聋发聩，我的脚刚一沾地，本能地就去拉窗帘，察看天公究竟是什么面孔。结果，当时香港的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太阳努着劲儿，很明确地马上就要出来。按照要求，我们是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到迪斯尼乐园，出发了，后来坐在车上，我还和同事议论：“别看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可是香港的天气谁都说不准，此时也许晴空万里，彼时就可能大雨滂沱，而且一下就没个完。”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甚至开始的那点“免费看戏”的坏心眼儿都彻底落空了——12号上午，包括整个下午，老天爷对香港一直都扬着热情过分的笑脸，不仅一滴雨也没下，而且艳阳高照，日温31度，湿度70%，这样的好天气即使在香港的初秋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算服了，事情怎么会如此奇特？一位风水大师和一座天文台就那么较劲，各说各话，各有依据？“风水大师”莫不是真的通了什么神灵或者施了什么魔法，他老人家的判断怎么就是一个字——“准”？！
　　2005年9月12日，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主题公园在香港隆重开张，开幕式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尽管组织者为了防止意外，还是给每一位到场的嘉宾事先都准备了一把雨伞，红色的，就放在露天会场好大一片白晃晃的塑料座椅上，但是人们那天谁都没有机会用它来遮雨，只是会后遮了太阳。我们媒体人，每个参加现场报道的也都可以凭着记者证领到一把伞，我也领了一把，现在还“供”在家中。以后每次遇到香港翻风落雨的日子，我都不忍心去“请”出这把伞，老觉得那不是一把普通的红伞，是个纪念，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什么——尊重过科学，嘲笑过科学；提醒过我，但也仿佛“玩弄”过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