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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兵团农六师的干部职工赞美他们的老领导王寿臣是五家渠“红太阳”。我真诚地相信，这绝不是一句戏言。而是对他那一尘不染的廉洁品德，刚直公正的人格，水远旺盛的革命热情、辉煌业绩、磊落人生发自内心的颂扬。
我说：王寿臣是我心目中的太阳。一是他人格的光辉照亮了我怎样做人的道路；二是他爱心的光辉温暖着我的心，给了我前进的力量。
回顾几十年来和王寿臣的交往，常因受到他那么多厚爱而未能为他做点什么深感愧疚。
王寿臣年仅28岁就担任了新疆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一农场的首任党委书记，三十八岁升任农六师师长。他才干出众、有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政绩卓著，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声名远扬。然而我和王寿臣的真正交往，是从1980年才开始的。
1980年12月下旬，农六师举行有三十八对青年男女参加的集体婚礼，我去搞一个录音通讯，就住在和王寿臣住的那一间房子的隔壁。他一天几次来询问：晚上睡觉房子冷不冷呀？热水瓶还有开水没有呀？并且热情地陪我吃饭，看电影。
由于元旦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地方报道过举行集体婚礼的事，现在我再来报道同类的事，该确立怎样一个新颖的主题呢？真把我这个干了几十年的老记者给难住了。我白天冒着严寒进行广泛深人的采访，夜里写稿，写一遍不满意，废掉再写。有两三次夜已经很深了，王寿臣轻轻推开门，看到我还伏在桌上苦苦思索着，他的脸上带着疼爱的神情，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
通讯经过四易其稿，将主题确立为继承和发扬老一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告诉人们：过去在党的领导下，老一代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在新时期，只要继承和大力发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千难万难，将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强国。这篇录音通讯的题目是《垦区第二代人的婚礼》，王寿臣和其他领导十分满意，播出后受到广泛的好评。
从这之后，王寿臣对我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好感吧！
在往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去农六师的次数比较多。一是采访采写的稿件有数百篇；二是举办通讯员培训班，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不下五十期。
我虽谈不上具有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但由于新闻实践比较丰富，了解通讯员的需要。因此课讲得生动活泼，效果很好。接受培训的学员通过努力实践，许多人不仅成了优秀通讯员，成了一些新闻单位的骨干力量，还有不少人走上了团领导岗位，这些人常在王寿臣面前称赞我。因此，他多次在私下或在一些大会上说：“很感谢陈中祥同志，不仅为我们六师培养了大批优秀新闻人才，同时也是为我们培养了干部啊！”
二十多年来我在农六师采写的稿子如果全部收集起来出一本书足够了。不知有多少次，王寿臣听说要播出我写的稿子，总是早早就打开了收音机等着收听。有这么几篇稿子他听后特别高兴——
1985年8月，我在一○三团经过一周的深人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绿洲瓜香飘四方》。他听后十分高兴！《五家渠报》分三期全文刊登后，听说他还珍存这三期报纸的剪报。后来一些大报和书刊转载后，我又将一大版的文章赠给他。虽说他早已从广播里听过了，从（五家渠报）上也看过了，但他接到报纸后还是怀着喜悦的心情看了又看。我想，他不完全是欣赏这篇通讯的文彩，而是从这篇通讯中，他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开创的农垦事业在新的时期放射出的耀眼光彩。1988年12月，我在芳草湖制药厂经过半个月的深人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党书明治厂三部曲》。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了五天，王寿臣仔细地听了。后来他见到我时，用惊异的口吻问我：“你是怎样采访的，把那么细小的事都了解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确切？”他很希望《新疆日报》也能发表一下。我说这个权力就在人家手里了。我出版《天山彩虹》一书时，特意将这篇通讯收人书中。我把这本书赠送给了王寿臣。我想他会象看到发表在《新疆日报》上同样高兴的。1994年上半年，我在一○三团十三连住了十多天，写出了长篇通讯《来了连长韦同旺，十三连两年变了个样》。反映了韦同旺历经艰辛，大公无私，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在短短的两年内，将全团十五个连队中最落后最贫穷的十三连，建成了一○三团这个哈密瓜王国中的小哈密瓜王国，年产哈密瓜七千多吨。职工收人大幅增长，连队积累达到1200万元。王寿臣听了广播后不仅极为兴奋，还两三次陪我亲自到十三连看望韦同旺和干部职工，他紧紧握住韦同旺的手久久不放开。他是多么喜悦啊！因为他从这一代人身上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开创的农垦事业无限美好的未来。
我在培训新闻人才和宣传报道上是为六师做了点工作，但为什么常常感到愧疚呢？那是由于王寿臣对我太好太好了，就显得我做的太少太少了。不配受到作为兵团副司令员的他给予我的那么深情的关怀，那么高的荣誉。
我去农六师采访，只要王寿臣知道了，不管多远，不管天气多么恶劣，道路多么难走，他都要亲自来看望。
1992年6月，我在共青团农场采访的半个月中，他先后来了三次。第三次是中午正炎热的时刻，他突然来了，让驾驶员从车上拿下三个小西瓜。他关切地对我说：“今天上午一○二团给我送了五个，天气太热了，给你拿三个来。”我望望他那关切的面容，看看三个小西瓜，心潮澎湃，强忍着泪水，只说了一句话：“谢谢王副司令！谢谢王副司令！”
6月天能吃上西瓜是很不容易的，我哪舍得吃。当时正值共青团农场的机关干部举行迎“七·一”座谈会，我把三个西瓜转交给了场长胡元龙。我说：“这是王司令送给大家的，请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尝尝鲜吧。”
1994年8月我在一O三团十三连采访，一天中午王寿臣冒着酷暑来了。带来了一筒菊花晶、一大包茶叶，关切地对我说：“这里是沙漠边缘，比乌鲁木齐热得多，这筒菊花晶你冲水喝，防止中暑。”临走时，还一再交待连里的干部要安排好我的生活。1992年冬天，我在芳草湖糖厂采访，王寿臣得知后也来了。晚上糖厂厂长高德荣请王寿臣和我等人吃饭，特意从自己家里拿了一瓶沪州特曲来。王寿臣也知道我酒量不算大，但在喝的过程中多次说：“陈中祥同志多喝一点吧，难得喝到这么好的酒！”我能理解他的一片心意，凡是好事情他总想让我多享受到一些，心里才高兴。
我懂得，记者在一些大众场合不宜过多地露面，更不宜在主席台上就座。可令我十分为难的是凡是有王寿臣在场的情况下，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拉在靠近他的身旁坐下。有一次在军户农场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全体代表合影，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领导。我就怕他拉我去，就躲起来了。他让《五家渠报》社的两位记者将我拉了去，仍然是让其他负责同志往边挪，要我坐在他身边。我很难为情，连头都不好意思抬起来。
1992年2月，五家渠通往一○五团的五枣公路举行通车典礼，临时设立的主席台是用四五张办公桌对起来的，王寿臣当然是坐在正中央了，两边依次是原政委张奎魁、师长张生生、新任政委郝长流和师长张守廉。他三番两次让一0五团团长周旭初将我拉了来坐在他身边，这样一来就把张守廉师长挤到一边了。我实在不好意思，事后我向张守廉师长表示歉意。他笑哈哈地说：“这是老司令的一片心意，再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又比我年长，应该，应该！”说实在的，农六师几任师长政委和我关系都很好，都称得上是朋友，加上他们对王寿臣又都十分尊敬，也就减轻了我心理上的一部分压力。
在长期和王寿臣交往的过程中，我没有给他拿过任何一点东西。只有一次，
那是1993年，我陪同二二一团团长田世宏去看望他时，带了点他们团产的葡萄干。
他还一再说不要拿什么东西，然后就将葡萄干转送给了师幼儿园。我没有给他拿什么东西，他反倒不止一次送礼物给我，尤其使我感动的是1993年他将兵团一位领导送给他的一瓶人参鹿茸酒专门托人送到我家来。我每次去五家渠总是受到他的盛情款待，1994年我陪同广电厅厅长沙明去五家渠办点事。吃饭时，他特意把自己的两瓶天山特曲拿来招待沙厅长和我。陪同吃饭的六师宣传部部长赵纯才感慨地说：“老陈啊！这是王副司令给予你的最高的礼遇，就是兵团一些领导来，王副司令也极少陪同吃饭的，更不要说从家里拿酒了！”
王寿臣长我整整十岁，今年已76岁高龄了。奔波辛苦了几十年的他，永不减退的革命热情使他“壮心不已”，经常下团场和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写调查报告供兵团和六师领导参考。每次下去总是轻装简从，不事先通知，不准搞接待。为了不给下面增添麻烦，能不吃饭的尽量不吃。实在赶不回去的，也不准搞特殊。有一次我随他去军户农场，中午饭他知道场部专门为他作了准备，就坚决离开到二队一个职工家里吃了顿面条。随行的一些人员看到老司令吃得津津有味，也都深受感动。不过还是有些人不愿跟随他下团场，觉着跟王司令下去不仅吃不到好饭，有时候还要饿肚子。至于顺便带点农副产品就更没门了，我没有看到过他不准别人带，只是因为他一贯拒绝团场送的任何东西，从来不带任何东西，随行人员又怎么好意思带呢。1994年8月，我在一0三团十三连采访，他去看我。临走时连长韦同旺和指导员赵敬宜一定要给他的车上装点甜瓜，这个年产七千多吨瓜的连，当时几乎到处是瓜，就给车上装了七八个瓜。他看了说：“只留下三个，其他的卸下去。”说话的口气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瓜卸下去后，他高兴地说：“我要到医院看望刘一村同志，作为送给他的礼物吧！”作为兵团一级领导的王寿臣，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小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房子里，一张硬板单人床，三个已很陈旧的老式沙发，一张写字台。惟一的亲人女儿卡佳远在湖南，多少年来他只身一人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有一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关切地问他：“王司令你一个人不寂寞吗？”他爽朗地笑笑说：“我过得很好啊！几十年啦，已经完全习惯了。”
王寿臣对我的任何一点进步和取得的成绩都格外高兴，1993年我获得“中国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他立即打来电话向我祝贺。1994年2月24日晚上朋友们为我举行祝贺会时，他又连夜从五家渠赶来，会上讲了好多鼓励的话，其实他这番鼓励的话1991年在另一次会上就讲过了。那一年是我从事新闻写作40年，11月21日朋友们在乌鲁木齐为我举行了一个祝贺会。这天他提前一个小时就从五家渠赶来了，是最早到的一位。送来了一幅他亲自写的中堂，上写：“汗水浇开万里花，硕果累累众人夸。一生从事新闻业，天山南北处处家。”我已经万分满足，万分感激了，但他还一定要我随他去请王恩茂同志。我带着恳求的语气说：“我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你来了，栗寿山同志也要来，给予我的荣誉已经很高很高了。王老是国家领导人，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一定一定不能去请了。”他坚持一定要去，出于礼貌，我只好随他和农六师师长张生生去了，到王恩茂住所一问，才知道王恩茂下午才能从北京回来。此刻，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而王寿臣则很有把握地说：“王恩茂同志只要在家，一定会来参加的，他对你的印象是很好的。”这话是在安慰我。而我呢，从心里觉着这样的结局太好了，既尊重了他的意愿，我也减轻了精神上的压力。
我把王寿臣多年来对我的关怀，看作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对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的关怀。那一桩桩一件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往事，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心就会激烈地跳动起来。就像又看到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又听到了他亲切的话语。我不止一次心头一热眼里流出热泪。我不知如何报答。有一段时间，王寿臣身体不适住了医院，我去探望他。望着他那慈祥的面容，我心里默默地说：“王寿臣同志啊，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原载《采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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