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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全国批右倾机会主义，中央揭出了个“彭德怀反党俱乐部”，兵团抓出了王季龙、杨贯之，后来农六师出了个李旭昌，都是为了落实伟大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李旭昌出身在河北省易县一个“富有”家庭。1937年在保定中学上高中，七?七事变，卢沟桥战争爆发，他和11名同学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道路，投身解放战争。坎坷一生，光荣一生。全国胜利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当哲学教员。转业到新疆兵团农六师分配到八一农场当场长，接李振海伯伯的班。我父亲听说他是学哲学的，建议师党委改任其为政委，由李福智任场长。
李旭昌走马上任，农场很困难。他听到了一个段子：“困难困难真困难，手中没有一分钱，写封家信给父母，请求邮递员别为难。” 李旭昌下基层调查，越看越难过。看到报上还在吹，他觉着应该向党中央报告实情，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经过几个不眠之夜，1962年10月6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农村的困难，同时将信抄寄给农垦部、西北局、兵团和农六师党委。
李旭昌的信里主要讲存在困难：上级下达的粮食任务很重，负担过重；财务状况越来越紧张，收支差距很大。同时，指出了三点原因和解决突出问题的六条意见。这本来是一个党员忠于人民忠于党的表现，没曾想到他被作为“右倾畏难思想”受到批判。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讲话。批判李旭昌正合时宜，同时挨批的还有乔雪亭、何来旺。
有一天，批判会结束，李旭昌作了检查，怏怏向冯家海子走去，我父亲知道后，非常着急，怕他出事，赶忙叫人悄悄跟上，再三叮嘱一定要护住他，别让他寻短见。讨论处分，有人提议定“反党分子”，我父亲不同意，他说：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定了分子，装进档案，影响一辈子。”
他的意见得到党委支持。急风暴雨终于过去了。李旭昌没有受到组织处分。三年后，调任农六师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农六师总共有国民党起义人员778人，其中军官314人，有40人担任师团职领导。起义人员中有255人在“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我父亲特别关心这一特殊群体，要求“师落办”凡在职权范围的要率先抓落实，不在职权范围的，要积极配合上级部门：
“特别是韩有文、韩际隆、宁森、张鸿川、庄鸿桂、徐郁华等他们受苦了。要尽快为他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离退休人员，凡子女不在身边的，要想尽办法给调过来。”
第一批平反后，我父亲特地去看担任过一0三团参谋长、场长的庄鸿桂，握住他的手说：“委曲你了。”
庄鸿桂泪流满面地说：“您比我们还委曲。”
“有什么个人要求，尽管提。”
“我什么个人要求也没有，只要求给我活干，给我做事的机会，岁月流失，人生几何！不然，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您。”
1979年6月，庄鸿桂被任命为一0三团团长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得非常好。
早在八一农场任政委时，我父亲就大胆地使用了一批表现良好的起义干部，如牛任、阎平、孙克林、正金文等都被提拔到中层领导岗位，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当时有人指责他“右倾”，“文革”中又被批判为“招降纳叛”，但我父亲并不以批判者的无限上纲为用人准标，依然坦坦荡荡，我行我素。
说起农六师起义干部，少不了“一将三校”，他们就是国民党中将韩有义、国民党中校庄鸿桂、国民党少校张鸿川、国民党少校徐郁华，都是参加“9?25起义”的爱国将领。
韩有文是位国民党爱国将领，起义前任国民党整编骑兵第一师第七旅旅长兼奇台、孚远、木垒三县守备司令。1947年，面临某国边防军侵犯北塔山，他亲率部奋力抗战，保卫了祖国领士完整。新疆和平起义后先任整编骑一师师长，对新疆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后担任农六师副师长，主管畜牧业，主持培育出了“军垦毛肉兼优细毛羊”。我父亲很敬重他。
1967年“文革”中他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文革”过后，冤案平反，他继续努力工作。韩有文一生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势力，坚定不移。1979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5年回到农六师，我父亲对他很敬佩，说起往事，我父亲称“韩老是爱国主义好榜样。”韩有文却说：“寿臣，你才是好榜样。”
徐郁华已经离休了，曾是国民党黄埔16期毕业生，国民政府西北行辕军垦处少校中队长，今年83岁了，离休前任一0一团党委书记，离休后住在五家渠一0一团一幢平房里。他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很好，精力充沛。
国民党起义军官任共产党团党委书记，他可是独此一人，别无它人。说起往事，徐郁华显得格外激动，他的夫人在一旁不断指点：“老徐，别急，别急，慢慢来。”
徐郁华起义后，深深感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的一天，场党委把接收他入党通知发到四队，但当时的队长怎么也想不通：国民党咋能加入我们共产党哩？就是不通知他。场党委书记段吉林得知后，把队长狠狠批了他一顿，命令他好好学习，不然，不能当队长。
1959年徐郁华出任副场长，主管全场大户农业，他注重改良土壤，改建条田，扩大水稻种植，施行竖井排灌，明排洗碱，成效显著，但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混入党内的特务、走资派”，在牛棚改造了整整7年。1972年9月落实政策，主管生产，1975年当代团长。1978年我父亲恢复工作后，首站去一0一团，听说徐郁华当了四年代团长，回到师里，叫来组干处长赵春田：
“把徐郁华‘代’字去掉，要让人家干，就放开手脚。别搞什么代不代的。”
有一次父亲召开防洪紧急会议，通知五家渠各单位一把手，早晨九点正准时到会。8点40分，大家都整整齐齐坐在会议室，9点正，我父亲走进会场宣布开会，这时徐郁华急冲冲走进会议室大门，我父亲喊：“站着。” 徐郁华站住了。我父亲开始讲话，半小时会议结束，徐郁华一直站到会议结束。我父亲走过去瞧了瞧他没吭声。
“我错了。” 徐郁华检讨说，“不管我有啥急事，都不应该迟到。”
“回去吧。”
1984年仲春，父亲到各地检查植林造林工作。有一天他来到一0一团机关植树工地，发现进展很慢，春天就要过去，抓不紧就得耽误一年。他把在场的团营领导狠狠地训了一顿，但就没见团长徐郁华。上车走了一段，徐郁华正在前方林带里，他知道老师长生气了，赶忙走出林子，走到路上，等车过来停下，他把头伸向车窗，让我父亲狠训了一顿。我父亲走后，一位机关干部说：
“团长，你咋主动要去挨训？”
徐郁华说：“树没植好，是我们的不对，我是团长，要负主要责任，咋能让别人代我挨训呢。”
后来，一0一团全力以赴，硬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没多久，父亲提议让徐郁华担任一0一团党委书记。这下有人反对了：“他是起义人员，领导权要掌握在党的手里。”
“他不也是共产党员吗？”
“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他是国民军起义人员呀。”
“起义了，还是国民军吗？加入共产党了，还是国民党吗？所有共产党员都是平等的。能者上，懂吗！”
“……”
“马上发文件任命徐郁华为一0一团党委书记。”
在徐郁华任党委书记的十年里，一0一团粮食单产由172.5公斤提高到278公斤，财务由1979年亏损32万元到1988年增加到165万元，连续两年荣获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先进团场。
1988年，徐郁华离休了，农场已高楼林立，但他依然住在一幢平房里。徐伯伯与我父亲同龄，但每到春节，父亲都要先到他家，不吃，不喝，也不坐，只看看。然后与他一起去六连与职工过大年。
庄鸿桂，1953年任五0团参谋长，随团驻守在伊犁西部国门。一天突然接到师部电报：三天内赶到师部。第三天，他赶到乌鲁木齐师部向师长程悦长报到。程师长把他拉到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地图前，指着一个小红点：
“这里，还记得吗？”
“蔡家湖。”
“五一团准备在这里开垦，已有一个排先去打井，挖地窝子。”程师长邀他坐下，递上一杯水继续说，“师党委决定你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先把规划搞出来，秋天，团部从甘州宫搬过去。时间只有半年，行吗？”
“行。”接受命令后，庄鸿桂先去拜访了团长赵富昌和政委范明德，下午即赶到了蔡家湖，约见了打井队的排长、班长商量建房的事儿，他们住在地窝子里。大家一致决定自力更生建新房。一边就地取材打土坯，一边上山伐树运木料。仅用了五个月，就盖起了一百多间土平房。秋天赵富昌团长和范明德政委亲率大部队来了，集中力量开荒建场。这时，刚刚上任八一农场政委的我父亲来拜访新邻居了。老战友在新土平房接客，吃的是蒸发糕、烤土豆、炒黄豆。赵富昌团长说：“八一农场是旗手，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父亲说：“我也是刚上任的新手，不过，你们要是有难办事一定找我。”
1953年新建的十六团农场成立了；后来与八一农场同归农六师管辖，成为农六师三大主力农场之一；再后来，我父亲担任了师长，对一0三团特别重视。“文革”中庄鸿桂受尽磨难，但他坚信共产党最终会纠正“文革”极左错误；“文革”结束后庄鸿桂担任一0三团团长，可惜1988年庄鸿桂去世了，我没能见着他。
我们来到乌市西山干休所看望张鸿川，他在马桥开荒造田，曾是一0六团团长，离休前任农六师副师长。张鸿川伯伯是个干练的将才，所以我父亲特别器重他。
“1956年，国家勘测局和兵团勘测大队，先后对准噶尔盆地的荒地资源作了勘测、规划，证实马桥地区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当时农六师党委当即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在‘金盆玉碗’上筹建现代化的农场，并指令我去主持工作。”张张鸿伯伯对往事记忆犹新，“1958年4月21日，我和李连贵、李维雄带着三个人，乘着一辆马拉槽子车出发了；后继卫队18人于5月28日赶到马桥河边的大东沟，开始了创业序幕。不久，修建大海子水库，张奎魁等同志率领一批湖北支边青年来了，完成了水库修建工程，为六万亩荒地提供了水源。此后七年，马桥农场粮食产量己达到1200万斤。十年浩劫后，马桥农场重整旗鼓，建成了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现代化企业，前途更加美好。”
在一○二团梧桐窝子的八一坟园里，有一对坟墓紧挨着，你一定以为那是一对夫妻或恋人吧？不，这是牧工李富和副场长李甲三。这对默默无语的坟墓经历着时代的风雨沧桑。但是，此地无声胜有声，见证着昨天的义和情。
站在坟前，使我产生了无限的联想和思索，脑子里浮现出许多小时候听到的故事----
1964年开春，我父亲到八一农场检查备耕，当时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他列席参加。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李福同志去世了。我父亲立即站起身沉痛他说：
“李福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为创建八一农场做过巨大贡献。我建议休会，大家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在他的率领下，与会的20多人来到李福家中吊唁慰问。当时农场职工生活很艰苦，我父亲又对李福的后事和家属抚恤做了具体安排才依依离开。
李甲三原是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联合勤务供应局少将副局长。“九·二五”起义后，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李甲三，主动要求到八一农场当了副场长。他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分管的畜牧业上，为了发展牧业生产，他不坐车，不骑马，凭着一根拐棍两条腿，终年奔忙在牧业队。
天长日久，手中的拐棍磨损了一大截。北沙窝自然条件差，但适宜于发展牧业，有个多次立功的老战士李富就在这里放羊。李甲三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他常常住在李富那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正当接羔时期，李富患了布氏杆菌病，他拒绝住院。李甲三听到这个消息后迈开双脚，来到北沙窝，苦口婆心劝他入了院，自己却留在了牧业队代他放羊。开春，要派些壮劳力修水利，我父亲考虑到李甲三年龄大，身体差，决定他留下。可是当大队人马赶到工地时，他已挥锨干开了。父亲劝他回去，李甲三说出了肺腑之言：
“像我这把年纪，近于日薄西山，我的身体也江河日下，若不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做些工作，活着，不能安生人世；死后，也会遗憾九泉。”正是这位起义军官，担任农场领导以后，拒绝按规定吃“中灶”，一床黄被套补丁摞补丁，实行供给制，他不许家属孩子来农场，也不领供给金，“无功不能受禄啊。”他坚持说。
实行薪金制后，农场把一笔积存的供给金悄悄寄给他爱人，而这位妻子则如数退回了农场。
李甲三，这位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30多年的败军之将，为什么能有这么崇高的思想呢？我父亲在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说：
“……政治思想工作的宗旨是团结人民，凝聚人心。我举个例子，八一农场副场长李甲三也是苦出身。为了活命，只身到了北平，靠在旧军队中干事的姑父作保，补了“半个兵”，叫贴写，只管饭不发饷。他对国民党军队贪污腐化深恶痛绝，为了洁身自好，把老婆和四个孩子放在河北老家，依旧过着清苦日子。1919年国民党节节溃败，李甲三参加了陶峙岳将军的起义。起义，在军人的眼里并不是光彩的称号，他一度想退居故土，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1950年春天，驻疆部队开始修和平渠，他也来参加了劳动。一天，他看到王震、罗元发、程悦长等解放军高级将领也参加拉石头，他深为感动。联系平时和解放军官兵的接触，他突然悟到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共产党为什么得胜利。从此，他决心留在新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把后半生献给新疆军垦事业。”
1975年，李甲三身患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7月的一天，我父亲委托两名机关干部带着4瓶水果罐头和两瓶桔子汁去看他，并向他介绍了农场的情况。
李甲三很高兴：“大家的心我领了，但这礼物的钱必须扣在我的工资里。” 两名干部很为难。
李甲三接着说，“廉洁奉公是我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我哪能为党抹黑呢？”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两名看望者以为老人病了这么久，说说而已，点头同意了。
8月底，管理科的同志给李甲三送去工资。李甲三一看工资表上没有扣礼物钱，坚持不签字，要来人算清，扣出了7.83元，才叫女儿景庄代他签了字。这就是他最后领到的一份工资。
不久，李甲三病情恶化，弥留之际，对来看望他的我父亲说：“老政委，我有个要求，死后把我和牧工李富埋在一起。”
“我答应。”父亲流着泪满足了他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