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被公认为是个事业型的领导干部，他一身致力抓经济，所以“文革”赐予他一个罪名：“以生产压革命”。其实，我父亲一直是两手抓，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化。他抓的是大文化。他认定物质是基础，文化是灵魂。缺一不可。从八一农场开始，他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农六师从战斗到生产，始终保持着优秀文化传统，有过文艺辉煌。早在延安时期就从鲁艺调进一批文艺骨干，培养出一批人才。著名作家王玉胡、魏钢焰，舞蹈家陆静及李青、郭固、董琚、田静、李鸣山等文化组织者等就是从农六师走出去的。解放后马生月、邓普、安静、孟丁山、李桦、左夫棠、任庭成、綦水源、姚承勋、冉林山等各路文艺家共同谱写了一支剑与犁的交响曲。歌剧《九股山》、小说《军队的女儿》、电影《生命的火花》就是代表作。
　　“文革”后，我父亲回到五家渠，让他伤心的不光是衰败的经济，还有枯竭的文化。八一俱乐部塌了顶，几只高音喇叭高高挂，连个放电影的地方都没得。他拨乱反正抓生产，干部职工干得欢，可连昌吉报都上不了。他下定决心抓文化，在经济刚恢复时，选贤才调能人，拨出专款办报纸、搞文联、建电视台、修电影院。一时间，农六师的文化春天来到了，王可人、文定国、王宗鹏、周骏书画作品；石钢、宋风帆、焦继军音乐作品；胡乐元、戴增和、刘锌、罗夫功摄影作品；闵长庆、梁彤谨、王建华、鲜于泊沙、王旭、刘喃、王建华等文学作品开始走出绿洲，走向文坛。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新人：一个农工，龚昌盛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沉浮》。还有一个煤矿工人叫王天渝，是“黑崽子”，在煤井里写出一首诗歌《我属于您呵，亲爱的祖国》发表在《儿童文学》上，还获得一等奖；石钢老师为我父亲的《军垦颂》谱曲，唱响绿洲；机械厂女工鲁淑然创作的歌曲《我们把历史的时钟撞响》获奖；孙琴创作的《奥运之歌》获作曲优秀奖；一0二团机关干部文定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王蒙小说评论《掉一滴滚烫的眼泪》。青年文学爱好者龚培德、段海晓、轩辕冬艳等皆为后起之秀，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期农六师的文化建设文艺复兴，离不开一个文化排头兵，他就是胡乐元。
　　胡乐元是地方农场调到师机关为数不多中的优秀人才之一，他在兵团撤销与地方合并成立昌吉州农垦局后，于1975年11月从芳草湖农场调来五家渠，1976年担任宣教科的副科长。当时的宣教科负责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体育多项工作。全科只有七个人，也没有正科长，全由他主持。不久我父亲回来了，面对五家渠“文革”动乱后的一片狼藉、百废待兴，他把全部精力，心力，汗水都投在重整家业上时，他很重视宣传的鼓励作用，他也很器重胡乐元。除了工作上对他大力支持外，对他的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胡乐元讲了两件事----
　　1982年恢复兵团，农六师安排干部人选，负责人事工作的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人上报“胡乐元任宣传处副处长”。我父亲审查时把“副”字划掉了，第二次上报时又报为“副处长”。父亲生气了，说：“八个地方农场就调来这么一个干部，这几年工作干得不错，怎么就不能当处长！”又一次打了回去。最后经兵团批准，任命胡乐元为农六师宣传处处长。
　　1983年机关住房特别紧张，他家子女多，一家三代8口人挤在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里。当时，师的一位领导同志调动工作，腾出一套比较宽敞环境优美的住房，很多老同志都想要这套房子。胡乐元也想要这套房子，但考虑到自己是从地方调来的新干部，心里不踏实，没啃声。我父亲得知后，马上拍板，叫管理科将这套住房给了胡乐元。全家人感激涕零。这大大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事后有人告诉胡乐元：“王副司令员是顶着压力，批评了那些不满的同志，才给你的。”
　　“他对我的进步十分关心和爱护，是我永远刻骨铭心的。”说起往事，胡乐元很激动，“王副司令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关心干部的慈爱心肠，令人万分感动，极大地激励我奋发上进的勇气和信心。”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遇之恩呢？胡乐元用工作回报，也是在我父亲和其它师领导同志的关爱和支持下，胡乐元带着他那支小小的团队，做了几件颇有影响的实事----
　　兴办进修学校、创办《五家渠报》、建立电视台、采编代撰出版革命回忆录《铁马风尘》上下集、成立农六师文联、拍摄《五家渠在前进》电视专题片、组织两次阿肯弹唱。从1977年到1985年，每年都举办规模不等的文艺调演、篮球比赛、广播评比等活动。这些实事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继承和发扬兵团精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农垦局教育一落千丈。受“文革”影响，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不好好教，学生不愿意学，教学成绩一蹋糊涂。19个农牧团场数千名高中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没有几个。像芳草湖、新湖这样大的农场连续几年推光头，让人心急如焚。关键是师资力量太薄弱。“文革”中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优秀人才走地方、跑关内、转了行，许多学校初中生教初中、高中生教高中。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下大力气培养提高师资力量。于是，在农垦局党委、政治部，特别是在我父亲的亲自关心支持下，白手起家办起了教师进修学校。
　　由胡乐元牵头，贺岳奎操办，从102团调来蒋恕、吕均吾两位优秀教师，在一无寸土之地，二无一本教科书，三无任何经验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迎难而上。教室、学员宿舍就设在八一俱乐部左边广播站腾出的两间房子里，添置简易课桌椅、学员就餐在机关食堂搭伙，教材从教育主管部门买几本书，多是老师自带自编。师资从101团、102团、103团、110团和五家渠学校调几位专、兼职老师。当时，人们的积极性特别高。就这样，一所简易而又颇具实力的培养在职中学教师的农垦局教师进修学校办起来了。教师认真教，学生刻苦学，不计报酬，不畏困难，没几年就培养出了一大批教学骨干，在各自的教学岗位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到80年代中期，原来年年高考推光头的新湖、芳草湖农场各上升到年考入各大学的学生上百名。1983年，兵团恢复，师投资盖起了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楼，添置了许多教学仪器设备。一所相当规模的农六师教师进修学校发展起来了，从这里走出数了以千计的教学骨干。
　　1983年，我父亲指派胡乐元和韩国庆带上他的一封信到农八师找陈冰师长，请求帮助借款5万元，作为电视台的开办费。依靠这笔经费购置了必需的日产摄像机、编辑机、监视器等，请自治区广电厅批准频道。电视是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在韩国庆刻苦钻研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克服一道道难关，从安装、调试到发射一次成功，农六师从此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人们欣喜若狂。当时柯祥为站长、韩国庆、邹莉、贺新元、谷建新为技术人员，孙立杰为播音员。父亲对电视台倍加爱护和关心，经常把工作人员叫去谈，对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都要求十分严格，当然也提了不少批评和表扬。他还亲自写稿在电视上播放，大到大政方针、小到清扫垃圾、文明礼貌、无所不包，电视成为催人奋进的有力工具。现在，五家渠电视台已成为设备先进，高楼耸立、技术力量雄厚、工作先进的地区级电视台。
　　1984年3月28日至30日，农六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了。我父亲特地到会祝贺：
　　“在发展军垦事业中，我师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革命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扎根在准噶尔盆地这片土地上，一边创业，一边创作，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优秀作品。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形成了一支年轻的文艺创作队伍，这是可喜的。希望你们树立高尚的文德、戏德、美德、品德。使我师文艺队伍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行军。”
　　说起农六师文化战线，有位很有威望的书画家，已经去世了，他就是王可人。他是一个好人，但长时间被列为“阶级异已分子”，当了多年黑帮。其实是因为一件极小的事儿。他1927年出生于浙江嘉善县一个普通市民家庭，青年时代在布店学徒时爱上了书画，后到上海出版社做工，业余时间到书画社学艺，曾得著名书画家吴湖帆、沈禹钟的指导。也就在这时，毫无顾忌的他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解放后，他虽然向组织坦白交待清楚了，但让他背了大半生的包袱。
　　王可人1952年调到新疆兵团，先做行政后搞宣教，但历史问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王可人经过历次运动的反复批斗，特别是在“文革”中，他被当作“阶级异已分子”受尽苦难。他被改造成为一个小心翼翼，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革命群众的新人。“文革”结束了，冤屈平反了，拨乱反正了，但他还是谨小慎微，遇到难缠事，他就只找我父亲，有些尕尕小事，他也要找师长。而且只要他找，我父亲总是尽量解决，别人不理解，我父亲说：“他的经历你们有吗？几十年缩手缩脚过日子，容易吗？以后，让他享受处级待遇……”
　　不久，王可人担任八一俱乐部主任，尽管只是个芝麻官，但他加倍努力地工作，一心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在书画专业上，他笔耕不辍，夜以继日地钻研业务，他知道再也不会批他的“白专道路”、“阶级报复”、“帝修反的走狗”了。很快，他的作品走出了兵团，走出了新疆，走向了全国。
　　有一次，乌鲁木齐来了个文工团到上俱乐部慰问演出，王可人让人给我父亲送去了第一排第一号戏票。演出就要开始了，第一号坐位却还空着。主要领导没来，咋能开演呢？王可人急了，跑出门问检票员王师傅，才知道我父亲把第一号戏票送给他，叫他去坐，自己坐到倒数第三排去了，王师傅没敢去坐所以空着。后来，有个业余文艺爱好者以此素材创作小说《前排一号》，小说发表后，还得了奖。
　　就是这一天，我父亲发现王可人一家挤在俱乐部角落一间小屋子里。他二话没说，回去把管理科房管干部叫去，要他把刚搬走的老干部贺清德的住房给王可人住。王可人一家住上了老红军住过的房子，他把感激深藏在心底，他回报的办法就是处处以我父亲为榜样。1985年，农六师第二届文代会上，王可人被选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8年王可人在上海、杭州举办个人“大漠书画展”，全是自己筹办操作，没要国家一分钱。同年，他被选为自治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此后每年去乌鲁木齐开会，他都乘坐公共汽车，连便车也不搭。就在他离世前，他赠送给父亲一副楹联，上联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联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父亲一直挂在他的陋室正面墙上，把它作为一面镜子。
　　1979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共青团农场一个农工龚昌盛，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沉浮》，他背着厚厚的书稿，四处奔走争取出版，终于被青海人民出版社看中出版发行了，这是改革开放时期农六师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父亲专门赶去参加，他握住龚昌盛的手说：
　　“那些著名作家的书，大都是在创作室里写的，而你的书却是在农场的黄泥巴小路上完成了，你为兵团人争了光，我向你表示祝贺，全师文艺工作者都要向你学习。”
　　我的音乐老师石钢，少年时代从江苏扬州西出阳关，扎根天山脚下的农六师第一中学，终生从事音乐教育。他的人生抱负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实现的。在极左时期，他也被斥为“黑崽子”，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但他把苦难作老师，琴艺不辍。风雨过后，终于成就了他童年的音乐家之梦。他的专著《钢琴基本技术练习集》和《西域琴韵》受到欢迎，被聘为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荣誉博士和客座教授。
　　2003年8月7日，“纪念石钢老师从教40周年从艺45周年音乐会”在五家渠市广场拉开帷幕举行，首先由石钢亲自指挥大合唱《万方乐奏有于阗》、《五家渠是个好地方》。我父亲和农六师领导坐在台下观看，数千人云集周边，气氛十分热烈。当石钢亲自钢琴伴奏、由他谱曲、我父亲作词的《军垦颂》时，台下台上掌声合成一片。
　　我去拜访这位从江南走到塞北，又从边疆走到世界的钢琴家。虽然他已青春不再，当年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已变成两鬓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的双馨艺德，拳拳爱心依旧。他退休后创办了石钢艺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有的进入国家音乐院校、团体，有的出国深造成了名、当了家。说起我父亲，石钢老师说：“我是你的老师，但你爸是我的老师，他不是教我弹琴，是教我做人。”
　　2006年3月1日，乌鲁木齐《晨报》刊出一篇记者专访“六旬翁2008米书法巨卷献奥运”。这位老人叫王富贵，当过“保皇派头儿”，做过团场头儿。他就是当年打着“造反”旗帜从天山牧场走到五家渠想把我父亲抢到天山里保起来的二人之一。他自幼爱好书法，如今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为书法，终于准确了人生定位。
　　2001年，王富贵在五家渠新城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并决定将作品收入捐献给教育。父亲特地应邀前往参加剪彩，此后，王富贵常去看望我父亲。 2002年春，王富贵再次去看望我父亲。谈话中说到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时，我父亲说，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誉，我们兵团人也应该奉献爱心。随后，他还让小易开车送王富贵去青格达湖采风。就是这次谈话，引发了王富贵的思路，决定书写巨卷献奥运。从2002年开始，他每天坚持书写六小时，一天书写20米左右，到2005年底，完成四种字体书艺2500米。我读到了长卷的序言，是一位自诩非著名作家代撰的，有一段让我很欣赏----
　　回首人猿相揖别，从爬行到站立成就主体人，就是竞赛促进了适者生存。奥运会源于古希腊。百年来“更高，更快，更新”的奥运精神光耀全球，见证了人类文明进化历程，其中印有古老中华民族的足音。第28届奥运会选在中国北京举办，正是中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的象征。
　　“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王福贵先生于2002年着手创作，用整整四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达2008米的精品力作。集华夏书心于一体，汇大家风范于一卷。书有 “二王”、“二张”、怀素、诸葛亮、苏东坡、毛泽东等泰斗名家的诗词赋文，行草隶篆，各具特色。意在凭借华夏文化，弘扬奥运精神。 
　　我与福贵先生相识相知。他出生于齐鲁大地，少年走西口，出阳关，投身屯垦戍边。理过财，从过政，当过官。回归书坛后，立心专正，博采众长。在苦乐中求索，在风雨中奋进，在忍耐中修身。学贵精诚专书艺，知行合一得书心。我为他超越自我，走进艺术殿堂，大写人生而高兴。
　　趣在法外，意在笔先。看着他手握一支豪迈的笔为奥运奉献爱心，任意挥洒，激扬大气若落花飞雪；出神入化，雄奇豪放如虎跃龙吟。见其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空灵，我赞王羲之诗韵以赠：幸有妙笔写当今，挥毫来自天山阴，书为画心永不朽，一方长卷抵万金。
　　水惟善下终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真正的艺术人生总是在路上。书艺是艺也是法，奥运是法也是艺。一届北京奥运虽有聚散，但赤子爱心将永远。
　　说起这段往事，王富贵遗憾地说：“我本来想写好了再去请老领导审视题个名，但不幸他走早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如果能去参加奥运展出，这也代表王老的一份爱心。王副司令留给我们的人格力量是无法计算的，我终身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