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臣爱才” 。这几乎是所有人对我父亲的共同赞誉。我四处走访，八方求证，想用事实回答：谁是才？如何爱？
　　在我们的革命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儿叫山头，它是历史的产物。实际上“山头”和“团队”差不多，就是整合一支队伍。当年扛起枪杆闹革命，上山造反打土豪分田地，没个团队咋行。还有,团队或者山头是一个利益整合、义气感情凝结体，形成势力，别人就不敢欺侮。在团队里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一人有难大家帮助。但革命成功了，打下江山了，四海统一了，要坐江山了，山头就有负效应。所以，解放后曾大张旗鼓地铲除山头主义，但没有挖得干净。
　　我没有听人说我父亲搞山头，只听说有几大金刚什么的。这次采访，我有了一个新发现，我父亲麾下有支“五合一”团队，而他带领“五合一”团队的方式是“不拘一格，量才使用，因人而宜，引领有道”。这是我为他整理的。
　　先说“五合一” 团队，就是干部队伍里五种人合为一体----
　　第一种：老部下，从战斗转业到生产的老军垦，他们忠诚可靠，一心不二，但自视功臣，倨傲自大；
　　第二种：杂牌军，新划进兵团的地方农场干部，勤勤恳恳，但自由散漫，文化素质较差；
　　第三种：起义者，受到较高文化教育，行为规范，恳切听话，因为历史原因，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常采取低姿态；
　　第四种：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视其高，自命不凡，由于性格异化，自高和自卑并存；
　　第五种：是经过“文革”磨砺的进步者，他们曾是极左路线的实践者和受害者，在风雨中觉悟，诚所谓金不换的回头浪子。
　　我父亲对老部下严格要求，对杂牌军精心培养，对起义者多方关怀，对文化人尊重平等，对“文革”觉悟者宽容，所有人都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我要举例说明。
　　吉祥叔叔给我父亲当过秘书，在我父亲的秘书中，可能是受批评最多的一个。我见到吉叔叔时，他已退休，落户首都北京，和儿子吉小安住在一起。他虽然两鬓斑白，但精神很好。说起我父亲他感慨万端：
　　“我对你父亲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崇高的人格魅力。他对我严，我始终无怨无悔。因为他的批评，他的关爱，他的高尚品德，使我受益终生，永铭难忘。我要说的不是他对兵团军垦事业的丰功伟绩，不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也不是他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廉洁品行，而是对我教益最深、记忆永存，有几件鲜为人知的感人往事。”
　　1965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解决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问题，决定组建西北林业兵团，由林业部惠部长任司令员，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第一任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李澄沄任政委，新疆兵团农八师政委鱼正东调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团。陕西为林一师，甘肃为林二师，宁夏为林三师，青海为独立团。在黄土高原上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保持水土，造福人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从兵团、师、团、连队抽调大批骨干到林业兵团各级任职。
　　农六师对口支援甘肃省。吉祥于1966年3月，抽调到甘肃林二师政治部任《林业简报》总编辑。刚干了两个月，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波及下，林二师也开始夺权。首先夺的是“两杆子”的权：一个是“枪杆子”——武装处长的权，一个是“笔杆子”——报社总编辑的权。吉祥被夺权后，于1968年6月12日以“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牛棚。不久，林二师造反派，又编造一个以吉祥为首的“叛国集团”，对他严刑拷打。叛国罪被否定后，又以“假党员”之罪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强制押解农场劳动改造。为了罗织更多的“罪证”，他们派人来到农六师调查。当调查人把他们事先写好的“调查证明”送给我父亲过目，让他在材料上签字时，被父亲严正拒签，并严厉指责他们违犯调查原则和纪律。当即亲自写了一份简要的证明材料。我父亲的证明材料是这样写的：
　　“吉祥同志和我一起工作十余年，从未发现政治上有问题。此人工作积极，办事认真，能力较强，缺点是有点骄傲，有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关于叛国，他从小参加革命，无海外关系，叛国无门。关于党籍问题，他第一次在游击队入党，没有正规入党手续，1952年在军区西安办事处，曾被错误处分，到八一农场工作后，经农六师监委几年的反复调查核实，已于1959年做了结论，纠正了西安的错误决定，并重新入党处理，在八一农场履行了入党手续，我当时是八一农场的党委书记，对此事负责。”
　　这份证明，不啻一剂救命药，吉祥虽然未被释放，却缓释了。
　　文革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吉祥的大儿子吉小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甘肃庆阳重点中学，造反派连一个12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说其父是反革命，孩子不能上中学，要放到农场去劳动。吉祥的爱人叶惠在万般无奈之下，给刚刚“解放”出来，降职任农六师副师长的我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把孩子送到五家渠上学或者送到汽改厂学点技术。我父亲接到信后，很快回信----
　　叶惠同志：
　　来信收到，现复如下：一，吉祥从小参加革命，政治上没有问题，你要相信党的政策，迟早会落实的。二，孩子年小，如能留在你身边继续上学最好，如不行，可送来五家渠，我供他上学。
　　叶惠收到信后，含泪将信用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到一罐辣子酱里，让二儿子吉小冬悄悄送到80公里以外的劳改农场给父亲看。晚上，吉祥收工回到窑洞，儿子指着辣酱瓶子说：“辣酱里面有王师长写的一封信，妈让你看看。”吉祥打开罐子把信取出，一看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短短数语，句句千金！医治了他遍体鳞伤的身心，也打消了他一度准备结束生命的念头。这封信，给了吉祥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念！
　　“此恩此德，我吉祥和我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不会忘怀！当时怕牵连他，我将这封信看了数遍之后，用水泡湿，吃进我肚子里了。心想，这样既不会被他们发现，也让他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这是35年后吉祥叔叔就着泪水对我说的话。
　　与吉祥命运相似的还有个吕钧吾，也是一个老同志，1949年进疆后在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工作。1955年肃反中，惨遭诬陷，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藉、军藉和公职，下放回山东农村当农民。1961年，他向我父亲写信陈述个人冤屈凄苦。我父亲让他回来，安排到八一农场种子站当农工。我父亲接任师长后，专程到种子站找他谈话，想为他甄别，重新安排，但吕钧吾怕连累他，以“党籍尚未恢复”为由婉言谢绝。没想到不几天，他被调到师子校“以工代教”。“文革”中，这自然成为我父亲“网罗牛鬼蛇神”的罪证。
　　1972年我父亲第二次解放，降职出任副师长，就委派人去看下放到一0二团的吕钧吾，要他坚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实事求是的处理他的问题。这一天终于来了，1979年6月，在第三次出山的我父亲的关照下，吕钧吾彻底平反，调到师进修学校任教师。为了报答大恩大德，2003年6月6日，父亲80大寿时，吕钧吾为他写了一首祝寿辞，悄悄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八十年前的今天，
　　大地之子出生在华北平原。
　　他在抗日烽火中洗礼，
　　他在解放战争中锤炼。
　　领着伊犁河畔农民砸碎枷锁，
　　唤醒沉睡的准噶尔大漠荒原。
　　这里的民众心中有座丰碑，
　　镌刻着对大地之子的礼赞！
　　我父亲主持农六师工作后，对离开农六师多年的老同志总是挂在心上，念念不忘。1982年吉祥回新疆看他，准备回陕西办手续调回农六师。我父亲要他会新疆前代表他先到江西去看看郑云彪师长和原农六师干部部部长谢年生老人，然后到西安看看胡田勋政委。他说：
　　“他们都是为革命、为农六师作出了贡献的老人。告诉他们，我很想念他们！在他们能走动的时候，欢迎他们回来看看。”
　　吉祥带着他们的心愿和问候，到江西泰和、吉安去看了郑老和谢老。当他们听说是受王寿臣同志的嘱托去看望他们时，全家人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特别是谢老，当时他卧病床上，双腿不走路，见到吉祥进去就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硬让老伴把他扶起来拄着拐杖陪客人说了一阵话。老伴说：“接到郑师长的电话，说王师长派你来看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 老伴说着说着也掉下了眼泪！
　　1982年春节，吉祥调回农六师在党委办公室任副主任，分管秘书和信访办公室工作。一大早他到父亲办公室拜年。刚一坐下，父亲就问：“群众来信来访中，还有没有涉及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 
　　吉祥说：“有，我们都转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了。”
　　我父亲马上批评他说：“信访办不是收发室，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党政策的执行者、捍卫者，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我要求你们，凡是涉及冤假错案的来信来访，你都要亲自督办，让有关单位一一查清事实，找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知道做出平反决定，找受害人赔礼道歉为止。还有，就是对可能出现的错案和可能激化的党群矛盾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做好预防错案和消化矛盾的工作，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不能造成事实后再落实的错误。”接着，我父亲指着桌上的花生、糖果说，“你看，我们今年过年多丰盛呀！可是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能过好年吗？你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好。”
　　虽然批评得严厉，但吉祥心悦诚服。下午，吉祥去给师副政委孙书杰拜年。“你回农六师挨过王司令的骂吗？”孙副政委问。 
　　吉祥说：“挨过”。 
　　孙副政委接着说：“他这个人是‘老虎嘴婆婆心’，别放在心上，他也骂过我，为什么大家挨了骂无怨言？因为他嘴上厉害，心里却特别爱护干部。‘文革’中他保护了不少人。有一次，红卫兵把我们几个科长拉到小会议室里批斗，他知道后，马上到小会议室用双手护着我们，对红卫兵说：‘他们只是执行者，好多事情都是按我的意见做的，如果有错误，是我的错，你们要斗，斗我，不要斗他们。’你想想看，‘文革’中哪有这样的好人？把火往自己身上引的？”
　　不久，原师长李福智同志离职改任顾问，托吉祥给他起草一份述职性的工作报告，简要地回顾一下农六师发展的几个阶段。吉祥在这份报告中，重点突出了一九六二年到‘文革’开始前，赵予征、王寿臣同志主持工作期间，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果断纠正过去的错误，使农六师的生产建设和经济工作步入了良性循环的最佳时期。
　　我父亲看完后，在文稿上批了“此处不妥”四个字，并马上打电话把吉祥叫到他办公室指示：“一、李福智同志写的是个人述职报告，不需要作历史性回顾对比，这一部分应该删去。二、如果要写也要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不能突出我和赵政委个人。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要肯定两个前提：一个是东、中、西线发展的基础。在东、中、西线发展的过程中，从勘察、布点、开荒、建场到生产，都有郑云彪师长与胡田勋政委的足迹和功劳。他们为农六师中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二是我们那时是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了大跃进失误的教训，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作的。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大气候好的环境，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正确地评价历史，评价一个人的功过。不能看我爱讲成绩，投其所好。这是帮倒忙！我讲成绩是有分寸的。”
　　吉祥给李师长汇报了我父亲的意见，李师长说，就按照他的意见改，把这一部分全部删掉。吉祥按照他们的意见重写了第二稿。并再度送给我父亲审查。他看后，要吉祥突出一下农垦局时期，昌吉州和地方对农六师发展的支持，强调地方八个农场划归农六师的重大意义。还特别指出，八个农场藏龙卧虎，将是农六师今后发展的人才宝库。
　　一位离休干部的述职报告三易其稿，最后送我父亲审查时，他才满意地说：“这说对了。今后你们写材料，看问题，都要遵循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这个原则。”
　　说到实事求是，曾任农六师副政委兼政法委书记的王和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1962年初春，担任农六师师长的我父亲到八一农场检查春耕准备情况，广大职工斗志昂扬，一切都井井有条。他来到修配厂，忽然发现五台拖拉机的缸体都坏了。这还了得？积雪融化，春耕在即，拖拉机出了毛病，原因在哪里？他找厂长谈，是维修工耽误了。他越谈越生气，公开向在场的干部职工宣布“维修工劳改三年。”然后上车回到师部五家渠，让人叫来师军事法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和立马执行。
　　王和说：“不行，不能这么判。”
　　“为什么？”
　　“我必须去调查清楚。”
　　“还调查什么，我亲自看到的。”
　　“您看到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宣布了劳改三年，你执行。”
　　“我不能执行。”
　　“不执行，撤你职。”
　　“我的职可以撤，但法律秩序不能乱。”
　　他们俩就这样“吵”了很久。最后，我父亲冷静了：“那好，你亲自去调查。”当天下午，王和带着司法干部来到修配厂，终于查清是工作失误，但不是阶级敌人破坏，并提出行政处分意见。我父亲同意了。
　　后来，我父亲多次在大会上夸王和能坚持原则：“我那么批评，他还是坚持原则，这才是好干部。”
　　敢和我爸顶的不多，反复论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一一拜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父亲对人严格，好训人，但他训人都是为了工作，他训人不整人。这很难得！非常难得！”
　　谢树仁阿姨，是“八千湘女进天山”中的狡狡者之一。人们评价她：“忙起来没个完，闲下来没人管，既无权，又无钱，总之就是好好干。”她就是我父亲信赖的能干的永远的“辣妹子”。
　　在新闻记者的笔墨下、在电视机的镜头里，谢阿姨是位“明星”。新华社记者就发过长篇通讯《支边“辣妹子”的天山情》；丰收的纪实文学《西上天山的女人》第四章，专写她的灿烂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一本中记载了她的先进事迹。
　　1952年，只有16岁的谢树仁，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参军支边，从湖南宁乡县的一个山沟沟里走了出来，坐着大卡车，跋涉万里来到乌鲁木齐，分配到新疆军区政治部收发室，当了一名女兵。
　　1954年组建兵团，家庭出身不好的她要求：“哪里艰苦哪里去，就是要干出一个模样来！”
　　哪里去呢？她想当个拖拉机手，但组织上把她调到八一农场气象站做气象员，成了我父亲的部下。她从气象员做到站长，只有22岁，她带着14名大学毕业生实习，团结奋斗，气象站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模范站。
　　1960年6月，谢阿姨被调到农六师军事法院当审判员，只跟人学了两天，第三天就开始办案了。此后的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审判越来越难，终于进入十年浩劫的梦魇，她和我父亲等一批“走资派”“牛鬼蛇神”一起下地狱，但她没投降，完全了自己的人格。
　　恶梦醒来是早晨。“文革”过后，拨乱反正。我父亲回来主政，坚持把重心放在团场连队，要求师机关必须精干，决不能人浮于事，谢阿姨一人身兼了六个职务：政治部副主任、落办副主任、揭批查办副主任、信访办副主任、监委副书记、团委书记。虽然她有好多个“副”，但前面大都没有“正”，由她主持工作。1978年，为了落实政策，她领着4名干事，奔波一年办完了300多个要案、落实了1万多件理不清的冤假错案。
　　1983年，谢阿姨调任兵团工会副主席，后又担任兵直工委党组书记，离休后还担任了兵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为长。
　　1988年石河子垦区刮起一股上海支青“返城风”，有人主张严惩“坏头头”，谢树仁阿姨坚持矛盾不能激化原则。她带着工作组来到风潮起源地一四七团，跑遍了二十四个连队，与知青谈心，听取各方意见，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写出调查报告，给上级组织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政策依据。时任农八师师长的我干爹陈冰叹服她的工作说：“这个女同志了不起，不动声色就把乱糟糟的人心稳定了，党和群众的心沟通了。”
　　谢树仁阿姨对我说：“你父亲不仅在平时对同志高度负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跟风。1965年师里组织社教工作团，开展点上社教，他任总团团长，我任一分团办公室主任。在出发进点的动员会上，他提出：‘社教团进点后，对原有的干部不要搞全部靠边站，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没有虱子硬找虱子。要实事求是，有一个清一个，有两个清两个，查清楚一个处理一个，查不清楚先不要处理，等查清楚再做处理，做到案案有据，案案不错，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尤其不要随便让干部全部靠边站，不要随便夺生产领导权，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一搞瞎指挥就是一年的损失。’这个讲话，在当时是要担政治风险的。我们第一分团负责猛进农场，第一团长是师副政委孙志杰领队，团长李福智、副团长孙书杰坚决执行他的指示。整个社教结束，没有出现一个错案。”
　　我终于见到了陈万春大兄，我们相差半代，我只能这么称谓。他是一位沉稳、干练、务实、勤恳、可以信赖的人。这一定就是我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他的理由，万春大兄已卸任，但他退而不休，一直在为兵团政研工作奔忙着。
　　万春大兄对我父亲的感情藏在心底，这点象我的老爸。他一口气向我讲了十多个虽然寻常但却真切感人的故事。
　　“你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多年，能不能给我讲一些他具有人情味儿的小事？”我知道万春大兄知道的很多。
　　“那年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六师在猛进水库兴办了一次游泳活动。”陈万春仿佛被我的话引回了昨天，“你爸不会游泳，但却跳进水库里练，我安排六七个游泳好的小伙子在他周遍游，为的是保护他的安全。你爸那天很高兴，他和其他几位不会游泳的师领导在浅水区里走来走去，说‘不会游泳不要紧，重在参与嘛！’还有，每年春节，他必去乌鲁木齐参加兵团机关团拜，但他走之前，总要在常委会会议室里摆上瓜子、花生、糖果等，还要特地摆个本子和一只笔，请来访者签上名，以便他回报。”
　　陈万春大兄接下去讲起了我父亲的工作作风。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也是只知道我父亲只会工作，不会生活。“你父亲作为副司令兼六师党委书记，他对师的领导班子十分严格，对党委的决定非常认真，从来没有半点马虎。有一次，他下团场调研。回来把我叫去问：‘这些天师领导都在干什么？’我一个一个汇报。他笑了笑：‘我不是不放心，是怕他们懒，怕他们贪，我是要做个监督员。’”说到这里，陈万春大兄也笑了：“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会秘书，成了不管部的部长了。我知道，他是对的，原则问题，他必然对党负责。”
　　曹平林排行老二，大家都称他二平，我称他二平兄。他给我父亲当过多年秘书，那正是刚刚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我父亲呕心沥血重整家业的时候。他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性格直率，从不弯弯绕，去年退休了。二平兄说：“给你父亲当秘书是一种缘分。”我原以为他一生在风口浪尖上，退休后的日子一定很苦焦，不曾想到他过得很从容很恬静很自在。真有点“去留无意，荣辱不惊”的风范。人要不断更生，就要不断清理自己，我想起钱琦的一段睿语“多思不若修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悟得了只有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说起我父亲，二平兄说真可以写部新“一千零一夜”。他对我父亲很敬重，也很相知。而他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六个字：“好训人，不整人。”
　　二平兄文革前在农六师子女学校上学时长得很帅，演过《红珊瑚》里的王永刚，我父亲还看过他的演出；“文革”中因他父亲是起义干部成了“黑崽子”，二平被下放到十四连劳动时，见到了第一次落实政策来检查工作的王师长；1978年曹二平当了子校教师，正要被调到运输公司做办公室主任时，他在街上第三次遇到了王师长。我父亲觉着这个娃娃可以培养，就说：“别去当什么办公室主任了，到我那儿去干。”当时拨乱反正很需要人，经政治部副主任谢树仁推荐，我父亲多方考察，二平兄当了父亲的秘书，一干就是六年。然后在师党办当了一段副主任，最后就到文化战线了。先当《准噶尔时报》、《兵团日报》总编、社长，后任兵团文联的党组书记。他事业心很强，想的事一定得干好，虽然由于个性强，也得罪过一些人，但干实事，重人才，不张扬，不作秀却是众口一词的。他讲了许多我父亲很感人的事，其中有两件关于用人的事，可以印证我父亲的爱才。第一件就是农六师人人皆知的在奇台农场发现提拨王全胜，第二件是共青团农场发现提拨汤仲龙。
　　经过三年拨乱反正，全师形势好转，人心齐向前，一切走上正规。发展经济是中心，用人才成了当务之急。表面看，我父亲成天东奔西跑，田地里，农家院，没有他不去的地方，人人都认定他在狠抓生产，其实，他在挖掘人才。1981开春的一天，他拉上曹二平来到共青团农场。场长魏加庚、政委栾广年陪他到下面转，从这个连队到那个庄院，从这块条田到那片林带。在一块耕地边，他让老吴停车走下去，来到正在犁地的几个职工跟前和他们聊起了天。他问这问那，从用水、施肥、播种问到土壤含碱量时，一个农工说：
　　“俺只会耕地种地，那些学问俺们不懂得。”
　　“那谁懂得呢？”
　　“哼，有个人，他抓起一把土，用鼻子一闻，舌头一舔，就能晓得含碱含盐什么的。”
　　“有这么能？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干什么？”
　　“他姓汤，是场管生产技术的一个芝麻官，他可牢道（厉害）了。” 
　　“怎么个牢道法？”
　　“过去我们种地，不就是犁犁地，播播种，浇浇水，拔拔草吗，那一套谁不会。可他硬要我们按他那书本本上的搞，麻烦得很，每亩下多少种，留多少苗，每次浇多少水，第一次施什么肥，第二次施什么肥，收割的时间也限定在哪几天里。我们嫌罗嗦，他说是科学。咳，结果单产真的提高多了，不得不信。”
　　栾广年政委说：“他是我们生产科负责人，叫汤仲龙。”
　　“走，回场部。”
　　回到场部，我父亲直奔场办公室，对身后的魏加庚场长说：
　　“把汤仲龙叫来见我。”
　　汤仲龙匆匆走进会议室，他有些紧张。我父亲叫他坐在身边，像个考官问得他汗流满面。原来他是五十年代从南京农业大学来到共青团农场，一干就是三十年，对这里的自然资源、土质条件、生产状况了如指掌，他对农业技术很有造诣，他是位真正农业技术专家。我父亲高兴极了，对两位团场领导说：
　　“叫他当个副场长怎么样？”
　　两位场领导互相对视了一下，一个说“他农业技术很好，只是当副场长……恐怕……嗯。另一个接着说：“还有，他老婆患神经病，需要他在家照看……”
　　“这些与当副场长有哈关系。”
　　“那我们研究研究。”
　　“什么时候？”
　　“尽快，过几天。”
　　“我不走了，你们今天晚上就开会研究。”
　　两位场领导只好遵令连夜召开常委会。会前我父亲再一次交代：“我提议当第一副场长，但不搞一言堂，我等着你们的研究结果。”
　　第二天早晨，他俩向我父亲汇报说研究好了，过几天就把报告送给师党委，因为管公章的秘书出差去了。父亲知道他们在故意拖延，就和他们一起到办公室，询问公章锁在一张木桌抽屉里，便让他们把抽屉砸开。到了这个份上，两位场领导才真正悟到了什么叫爱才如渴。他们虽然知道老汤专业优秀，但不一定适合当领导，可是他们被我父亲的行为感动了。亲自动手砸开抽屉取出公章在报告上盖了印。 
　　汤仲龙当上了第一副场长，虽然他搞技术是一把好手，但做行政领导的确并非他的长项。这件事说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我父亲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不搞宗派；另一点是，术业有专攻，用人必须因才适用。
　　我和二平像兄妹一样，相互之间从来知无不言，从不遮掩。我知道他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很累，打心眼里关注他，感激他：
　　“我父亲让你受了不少委曲，现在你可以向我道道苦了。”我想让我们交谈的氛围轻松点。
　　“你让我忆苦思甜是吧？我可真是吃不饱，很劳累。”一向性格犟脾的他变得幽默了。“有一次到东线检查工作，好像同行的还有王志信、田万海。在奇台农场吃午饭，王国福政委问我怎么做，我说只‘四菜一汤’，不能多，他嗯了一声，正要走，我多说了一句，我不吃蒜。开饭了，炊事员上了八菜两汤。老爷子气不打一处来，随便吃了两口，便上车走人。从奇台农场到一0九团、一一0团、一0八团，一路把我训了个够。原来是王政委出于好心，闹了两个‘四菜一汤’，一个有蒜，一个没蒜。”
　　我知道二平兄吃大蒜过敏，就问他：“后来呢？” 
　　“后来就不敢再提蒜的事，只好忍饥挨饿了。不过，能在他身边工作，是我的运气，我很高兴自己在他身边工作了六年，学会了如何做事，怎样做人。假若命运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选择他。”
　　农六师有个外号“周黑子”的组干处长，本名周荣照，是我父亲信任的人。在他身上倒有一些我父亲的影子。他至今还住在一间平房里，退休了，无官一身轻了，读读书，日子过得很自在。他对我父亲的评价是一、二、三、四：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他解释最后一句是指不贪不婪不奢不侈。
　　这个“黑子”之所以能在处长位置上干九年，就在于他以我父亲为榜样，清正廉洁，走正道不走斜道，而且敢讲真话，这就是那个外号的来历。有人想走点门路，他死不给面子。有一次，一位有身份的人想让子女进机关，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说你去找找黑子吧，他说，找他不行，他厉害。我父亲一笑说，那就算了。过了几天，父亲找黑子谈话：
　　“讲讲你对我的看法。”
　　周黑子没有绕弯子，直接了当地说：“您作为副司令员，大家尊敬您，是因为人品，不是因为您官大。您一辈子为边疆为兵团贡献了一切，不贪婪，不享乐，大公无私，但不是没有缺点，比如用人，太感情用事。”
　　“讲具体事实。”周黑子例举了几个事例。我父亲说：“就是叫你挡住，不然为啥叫你‘黑子’？！”
　　说起训人，传说有记者当面问过我父亲：“听人说凡是被您训的人后来都提拔了，不训的却没大进步，这是为什么？”
　　父亲轻轻一笑说：“训是因为看他挨了训能不能进步，假若挨了训还是那样，训也就没有用了。”这可是揭开了我父亲的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