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扩大会会后，全局认真贯彻学习中央精神，拨乱反正见成效，干群齐心抓生产。我父亲再一次到基层调研，他看到老百姓都过上了太平生活，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
　　在呼图壁的一一一团头道湾下甘沟村地头，农工们正在修毛渠，他们不认识这位局党委书记，父亲跟他们聊起了天，问他们生活咋样。
　　一个女职工说：过去是蒸土豆，苞米汤，窝窝头烤得硬绑绑。现在是桌上有了手抓肉，白面馒头像月亮。
　　一个中年人说：过去三个人干一人的活，现在一人干三个人的活。青年人没人要，没事干，咋弄哩？
　　一个老头说：谁说毛主席不是神，我认为就是神。现在连《东方红》也不唱了，那咋行！
　　一个戴着眼镜的人说：毛主席也去了，不管谁下台和上台，我们不把生产搞好就没得饭吃。
　　来到芳草湖七场，父亲见到一个朴实敦厚的老农工，他自报家门叫“锅生锈”。他不知这位访问者的身份，这位“锅生锈”对改革开放特别满意。陪同的李场长说：“老杨，你锅生锈已经油满缸了，名字也该改改了。”原来他本姓杨，“文革”中职工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而且还要到年底看收成兑现，他便改了这名字。
　　芳草湖总场今年大丰收了。粮食总产2000多万斤，油菜1600多万斤，种植啤酒花3000多亩，产花1000多吨，远销全国27个省区。还种了30000多亩红花。五色花里话丰年，农工们唱着自己编的歌：
　　“千朵花，万朵花，比不上农垦五色花，啤酒红玫瑰，芳香万里人人夸。”
　　我父亲很受感染，回师写了调研报告《啤酒花开香九州》，提出要发展多种经营，努力做到投产少，收效快，受益大，利润高。
　　1982年金秋丰收时节，各团场的秋收搞得热火朝天，实行了承包制，大家积极性高了。9月的一天清早，我父亲叫组干科科长赵春田和秘书曹平林跟他到东线考察。考察什么？他没讲，两人也不敢问，早早赶来上了车。
　　车子在石子公路上颠簸，从一0二团到土墩子农场，又叫上副书记马维鳌跟他到东线走走。马维鳌是地方农场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有文化，挺能干。两车一行，一0七团、一0八团、一一0、一0九团，每到一处，我父亲只简单地问问秋粮收获、冬麦播种进度，农药、化肥、种子供应情况，然后就问干部的年龄、学历、经历等等，细得像填履历表似的。
　　第二次到奇台农场，让我父亲十分欣喜的是，划分了菜地，修建了涝坝水过滤装置，修建了面粉厂，毛驴推磨成为历史了，解决了吃水、磨面、吃菜难的问题。正在采取多种办法帮职工盖新房。“四难”变不难，农工愁容换笑颜了。
　　父亲特地赶到一分场酒花二队，王全胜向我父亲汇报，去年计划完成了。回到场部，我父亲要场党委立即提拔那位年轻人当分场场长。场领导表示：“我们了解了解，然后开会研究。”
　　“我了解了还不行？提。让年轻人上。”
　　他一锤定音。王全胜被破格提拔当上了分场场长，工作干得非常好。
　　我父亲听说四分场有个老马发了，随即来到七队老马家，此人叫马德山是个回族职工。马德山曾经是欠款2700元的困难户，今年承包土地后，纯收入14600元。我父亲走进他家庄院，但见房前绿树成荫，屋后牛羊满圈。父亲问老马：“还有什么要求？”
　　马德山只说了一句：“只要求政策不要变，别的啥都不要求。”
　　从四分场来到三分场开垦庙，这里是丘陵地，有座屯军古城遗址。分场长王学义汇报：去年小麦总产250万，单产190斤，今年总产430万斤，单产400斤。去年盈利6000元，今年60000元。父亲让他讲讲经验，他说了“包字显灵”四个字：“‘文革’时，每人每天一角几分钱，苦得很哟。现在有人年收入3000元，我们实行‘分场统领，包干到户，五年不变，一包到底，固定利润上交’。大家伙干得好欢实，有一个典型，叫陈华，我陪首长去看看。”
　　父亲一行来到农工陈华家，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庄院，门前种着花，屋后栽着树，墙角挂着红辣椒，院子里堆满了玉米棒。六十三岁的老陈，高高个儿，满脸风霜，满头白发，腰不弯，背不驼，身子骨精神都很好。这个土改、合作化时的积极分子前年退休时，还欠着队里1300元钱。老陈和我父亲拉家常，自然是先忆苦后思甜。他拿起叶子烟敬客人，我父亲礼貌的谢绝，他自个儿点燃，猛吸了一口说：
　　“民国三十二年，咱爹带着刚三岁的我，离开甘肃武威，那叫走西口，一路上没吃没喝，整整走了三个月，才来到这奇台开垦庙落户。我爹先给一个大户人家打工。解放后，翻身做主人，咱长大了，还当过村农会主任哩！咱老婆为咱生了有九个娃，全家十三口人，人口多，生活过得挺紧巴。改革开放了，去年咱带头搞承包，当年收粮16000斤，交售8000斤，全家纯收入14000元，成为农场第一个万元户。”老陈激动得泪水滴在了白胡子上。
　　王国福告诉我父亲，老陈发了不忘村民，他主动去教村里的青年咋样科学种田地。入秋，他开办了个小商店，还栽树、修房、打井，买了水泵、小四轮拖拉机，决心明年大快一场。与陈华“对着干”的还有个村民叫伊万春，也发了。
　　父亲问陈华有什么新打算？他说：“过去以粮为纲，其它砍光。现在我要栽苹果树、杏子树，不光养猪羊牛马，还要养鹿，海买斯（全部）地都搞好。”
　　接下去，父亲又走访了一0三团杨保孝，一0六团王长娃、新湖粮油厂朱丰毅。在一0二团场部梧桐窝子农贸市场上，与退休工人吴进才、开自行车修理铺的顾文英夫妇、开缝纫店的徐仁良、开饭馆的进场农民马德录亲切交谈。一0二团三连有个种瓜能手呼清洋，很有经验。经父亲推荐调团生产科破格作为育瓜技师，第二年全团西瓜大增产。父亲在呼清洋的科学种瓜经验材料上批道：
　　“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和科学种田紧密联系在一起。记住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千好万好，不如群众生活好，千碑万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父亲听到一段描写生活好的顺口溜，他很高兴：
　　电视塔，广播网，柏油马路闪闪亮。
　　拆了地窝子修新房，三转一响接新娘。
　　高压线架到庄户上，锅生锈变成油满缸。
　　千家万户喜洋洋。
　　我父亲在基层跑，他看到伴随着经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子真的好过了。“刀把子”代替了蒸发糕，抓饭、烤肉、二锅头，白天地里忙种田，夜里忙着“修长城”。请客送礼成风气，吃喝玩乐好欢心。在一片翻身锣鼓声中，我父亲听到了一个反映：某农场副扬长为儿子办婚事，大摆宴席，还收受财礼。他同时看到日子好了，铺张浪费很严重，而婚礼寿诞大摆宴席之风大有漫延之势，必须制止。但又不能下死命令，只能引导。
　　在他的亲自推动下，1981年12月28日，农六师所属7个单位的37对青年，在五家渠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新人中有副书记张奎魁的儿子张军、副政委孙书杰的侄子孙利军。
　　我父亲对这次婚礼十分重视，他认为生活好了不能奢侈浪费，要移风易俗，提倡节俭，干部必须带头破旧俗立新风。在婚礼之前，他安排团委、工会干部，帮助结婚的青年粉刷房屋，打火墙，贴喜字，布置新房。
　　我父亲在婚礼上向37对新婚夫妇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深情地说：
　　“我们这支军垦部队是有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这就是延安精神。我们用这种精神创建军垦事业，而且用这个精神指导自己的人生。你们的父辈结婚时，条件很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大锅饭。但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他们结成了一对对革命伴侣，互相激励，携手前进，为革命贡献了青春。你们是军垦第二代，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这个传家宝永远传下去。”
　　这次活动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广为播放，影响效果极大，“集体婚礼”一度成为当时的时髦。
　　从1977年到1982年，农六师工农业总产值五年翻一番。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兵团发展速度是10.4％，高于兵团平均速度。实现了五年五大步。有几个系数：全师粮食总产增长48.1％、油料总产增长90.4％、甜菜总产增长48％、棉花总产增长32倍。工农业总产值21957万元，盈利1457万元，而五年前亏损2855万元。26万人均增加住房一平方米；五家渠新城市民存款由80万元增加到160万元。这，够得上平凡中的奇迹。
　　1982年金秋时节，我父亲陪同老战友、老政委张仲瀚的“黑干将”、时任兵团司令员的陈实，到农六师西线农场考察，途中他们各自坐着一辆北京吉普车，从五家渠出发向西：呼图壁、枣园、芳草湖、新湖、马轿走了八个农场。他们情同手足，情投意合，观点统一，思路一致。一路开怀仰天笑，争论之中见真理。这时候，没有人再抓他们的辫子了。
　　“寿臣，别怕，大胆干！”陈实伯伯说，“我们的时光可是万分珍贵，错过一分一秒都难受。”
　　“我不怕，大不了第四次被打倒。”父亲说。
　　“没有第四次了。邓大人最近说，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这次考察，两位亲密战友发现大好形势下的许多难题。面对难题，必须有对策，对策就是找到打开难题的钥匙。特别是如何突破兵团国营农场的管理体制，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段，必须有一种赴汤蹈火的精神。要么毁灭自己，要么走向明天。
　　考察归来，我父亲一夜夜失眠，一天天深思，他终于找到了解析难题的两把“金钥匙”：一手抓体制改革，一手抓广纳人材。这就是他二次创业的两手。
　　他的这一套，不是明明白白执行刘邓路线吗？所以，我说“文革”中红卫兵给父亲定的罪名对着呢！没冤枉他。“走资派”没被打倒打死，就还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