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二次出山担任副师长，主管生产。他有了看中央文件的权利，他又做了一件“反动”事情，就是把他认为用得着的材料，偷偷送给还没解放的刘一村、杨兆元等“牛友”看。希望他们从中找到解放自已用得着的政策。
　　当时中央提出调整整顿，师的主要领导是现役干部，不大懂生产。他们整天只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再配上“红海洋”，“大批判”，突出政治。我爸爸分管生产，他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重视全师的经济建设，但他的意见都得不到第一、二把手的支持。他只好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跑，向他们讲抓生产的重要性。但各个团场的领导干部也换成了不懂生产的现役军人，对这个刚从牛棚里出来的领导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当时他虽然在副师长的位置上，生产上不去，他也无能为力。
　　有一天，他来到一0一团十四连，职工群众高兴得像过大年，都涌出来迎接。但他们还是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打倒了多年的“走资派”不仅没打倒，还坐着小车来了？许多人高声呼叫，有个狠批过我父亲的造反派小青年，壮着胆走过去问我父亲：
　　“你还能坐车？”
　　我父亲笑了笑对他说了一句话：“坐车的就是坐车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
　　这虽然是表示对“文革”的不满，但表现了他的一种性格。
　　从一0二团来到马桥古城一0六团，他发现这里地处沙漠边缘，十分干旱缺水，但耕种面积过大，用水严重不均衡。还有的地方每亩用水30立方，脸盆浇水，表面湿，渗不透。回来他向一二把手提出建议应“以水定地，水土平衡。”但他们不接受，坚持“全面管，重点保”的思路，结果年底全师粮食亩产只有88.5公斤，比以上年减产将近50％。
　　水，始终摆在我父亲抓农垦经济的第一位，既使在“全国山河一片红”、“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年代，他也没动摇。九十年代叫响大西北的五家渠水泵厂就是一个见证。
　　这事要追溯到四十年前。1964年，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搭挡组建农六师第二届班子，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恢复阶段中，以农为主，以粮为纲是他们行政的指南。但抓农种粮必须用水。1964年在张仲瀚政委的关注下，兵团拨款150万元，在猛进农场组建了打井、排灌为一体的排灌站。1965年打出了第一口电力机井，与此同时，场农具修造厂试制成功配套井用铸铁管。不久，排灌站与农具修建厂合并为农机具修配厂，正要大干快上，“文革”来了，要停产闹革命。
　　戴着副师长的头衔，肩挑着抓生产的重担，我父亲走访完全师农场之后，来到一0一团到猛进农机具修配厂深入调查，然后向师现任主要领导汇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一次得到赞同。经上级批准，1972年在猛进农机具修配厂基础上建立新疆潜水泵厂，并组成以副师长王寿臣为组长，包括5名技术人员为组员的试制小组。同年7月1日，新疆第一台潜水泵10NQ80—40(后改型250QJ80--40)试制成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五家渠牌潜水泵叫响大西北，红遍天下，被列入国家出口产品。先后获得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奖励的项目有20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公司还做出决定：从1982年10月1日起，停止从关内订购潜水电泵。到1998年，五家渠水泵厂品种达到180余种，年生产能力6500台，利润超过百万元。这是后话。
　　形势刚刚有一点好起色，革命热潮又卷来了，荣升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以生产压革命，要敢于反潮流。”他这么一讲，全国齐响应，农六师顿时掀起了反潮流高潮。各团场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纷纷向五家渠进军，声讨“还在走的走资派”。刚接任师政委苏志乾有些措手不及。
　　“我顶着，你是一把手，去躲一躲。”我父亲说。
　　“那咋行，你又是抓生产的，人家正盯着你哩。”
　　“没事，这几年啥都经历了，也有点经验，我会应付。”苏政委硬被我父亲说服，安置在现役团。
　　莫道眼前风和雨，风雨过后是天晴。我父亲又一次顶着风浪走过来了。1975年3月，中央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父亲被调到石河子地委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为了回报党的关怀，他努力地工作着。
　　 1975年9月15日，我父亲荣幸地到山西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我父亲在小组会上做了发言，他对农业在文化革命期间遭到的破坏和今后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他的发言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
　　为了在兵团弘扬大寨精神，会后我父亲又组织了一批县团干部，亲自带领到大寨参观学习。他很佩服大寨人的奋斗精神，因为他觉着兵团精神和大寨精神是一致的。登上虎头山，举目眺望一层层梯田，他为大寨人而自豪。一位陪同的队干部向参观者介绍说，大寨人全靠自力更生，没要国家不一分钱。今天大寨的大变化，就是靠大批促大干建成的。我父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觉得她没讲实话，随口反问道：
　　“你们怎的没要国家一分钱？” 
　　“这梯田是修出来的，还是批出来的？”
　　“大批判真的能批出这么多梯田来吗？”
　　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领队甩出的一堆问题，她一时语塞，实难应答。而且她也弄不清他是哪一级首长，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但她回去如实向上级反映了“新动向”。
　　上级下令新疆追查，终于弄清是石河子地区一个副专员。
　　这时的中国政治气候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四人帮”又发难，搞起了什么“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同时也指向了周恩来。他们编造了许多谎言，说邓小平搞否定“文革”，右倾翻案，于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我父亲因为拥护邓小平，他的下属又出了点小麻烦，于是上纲上线，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该万死”罪名----
　　“怀疑大寨，反对学大寨，反动透顶……。”
　　“兵团的还乡团长，搞右倾翻案风……。”
　　“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代理人”。
　　“地地道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坚决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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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第二次被打倒，这一次没有被关进牛棚，而是被软禁起来让他闭门思过，交待“反对学大寨的滔天罪行，深挖紧跟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
　　个人的升降浮沉是微不足道的，但“文革”中遭受了这么多摧残的兵团农场和农工，对父亲的感情却是永远割不断，忘不了的。就在我父亲内外交困，痛苦万状的时候，刚刚落实政策，出任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书记的赵予征伯伯让他的女儿先后两次去看望我父亲，一再叮嘱保重身体，从容面对。我父亲真正地感受到了苦难中见真情。
　　1975年12月8日，天气很冷，狂风卷着大雪，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前来拜访。门卫不让见，来人坚持非见父亲不可。经过再三协商，得到允许。来客强调只讲生活不讲政治，还要警卫员在场。
　　来人走进屋高声叫：“师长……”
　　“生生，你怎么来了！”
　　拜访者张生生，文革中当了十年“走资派”，刚刚落实政策到芳草湖总场担任党委书记，听到老领导二次打倒，立马买了羊肉、大米、面粉装在车上，然后赶到父亲的“禁闭室”看望。他们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眼睛深情地对视着。他们不能讲别的话----
　　“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还好，只是失眠。”
　　“老毛病，我叫人给您买点药来。”
　　“怎么来看我来了？”
　　“老领导，为什么不能来看？”
　　“芳草湖很大，把你的工作抓好。”
　　“知道了。您的生活……”
　　“老姐送饭。”
　　“我给您送了点吃的，回头送到家去。”
　　离开“禁闭室”，张叔叔把东西送到石河子八家户住处，交给我姑妈，请她一定为我父亲做点可口的饭，“吃完了，我再去弄！”撂下这句话他们开车走了。
　　赵予征叔叔听女儿说王叔叔情绪不大好，便决定亲自去看他。但从组织原则讲，这是不行的，他终于想到了个好主意。当时他正在参加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赵伯伯约上李嘉玉、王振文、靳保全四个人结伴赶到石河子。门卫不让进，他们说这都是各地区党委书记，只看一看，不会有麻烦。警卫队请示军分区同意，但派人陪同。老战友在特殊时候特殊地方相会，真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这一切都在无言中。安慰再安慰，这是父亲从事革命以来得到的最多的安慰。他很感动，一再请战友们放心，自己一定会经受得住党的考验的。在软禁期间，有许多叔叔阿姨都来看望过他，这给了父亲极大的精神慰藉。
　　我母亲听到我父亲二次被打倒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她找到当时兵团政委裴周玉的夫人林青，向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说明加给王寿臣的那些罪名都是诬陷。
　　林青当即表示：“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实的，我回去以后一定将你反映的情况告诉裴政委。”从兵团调到自治区纪委工作的刘一村、覃松柏也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我父亲的事也日益淡化，结果不了了之，放人了。
　　雨过天晴，一次阴霾终于过去了。美丽的春天，是我父亲被解除囚禁的季节。他离开石河子八家户，来到呼图壁县以北的芳草湖总场，他想看看这个刚纳入兵团系统，新疆最大地方农场怎么样。张生生叔叔一听老领导要来，高兴极了，他和杜阿姨商量，不要去机关食堂吃饭，要亲自为他包饺子。两人上街买了只大土鸡宰了，张叔叔挑出鸡胸脯、鸡大腿剁馅子，杜阿姨忙着和面擀皮。张叔叔一急，倒香油时，拿错了瓶子，倒进了醋。咋整？杜阿姨只好用水冲了好多遍。我父亲和张尚信叔叔一起来了，吃得好高兴，没有吃出一点醋味，还连声夸奖：“生生包的饺子真好！”
　　饭后坐在客厅里闲聊了一会。先谈天气，后谈身体，再从小麦谈到玉米时，一位陪同干部说：“我听到一个段子，‘广安叫化子，最恨江青一伙子，小平同志不出来，我们还要饿肚子。’”说到这他来了个猛刹车，“啊，不谈了，不谈了，直当耳边风。”
　　我父亲没吱声，微闭着眼睛，似乎还要听下去，但那位干部毅然打住了嘴。那个时代，谁不怕玉石俱焚，必须给自个儿的嘴上把锁。
　　在我父亲一生的经历中，恐怕只有这么一段清闲日子，但不太长，大概就是一年多时间。人言无官一身轻，他却是无事心事重。
　　十月里，响春雷！“四人帮”玩完了。1976年10月1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 
　　听到这特大新闻，我父亲始而高兴进而激动最后愤慨。当晚，他没有吃安眠药，他不想入睡，他彻夜未眠。人生充满大苦大难也挺好。眼前的现实，自身的经历，也使我父亲明白了一个道理：苦难是最好的老师。他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段话：“唯有看到克服困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天亮了，沐着晨曦，我父亲随手在一沓白纸上写道：
　　一息尚存不怨天，奋斗不止争朝夕，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