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灿烂的华夏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书山中，什么都不缺，只缺一部忏悔录。不敢忏悔，对个人，是心虚的表现；对民族，是难言的耻辱。祈盼中华民族兴旺，是国人的共识。那么，兴旺从何开始呢？只有从刻苦解读那部不可再得的世界级人文教科书开始，从直面“文革”浩劫开始，从忏悔“文革”罪孽开始，从解剖自己，以坦荡的胸怀反思和自省开始，才会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1972年初春，农六师八一俱乐部座无虚席。这是正在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举行解放干部的大会。今天，靠边多年的我父亲作最后一次检讨，他要出来工作了。
　　我父亲慢步走向讲坛，心中有些许的不安。在这个被称作台的地段，他有过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这里曾经是自己讲话、做报告、发号施令的讲台，也曾经是自己挨批挨斗身受侮辱的批斗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却扮演了不相同的角色，收获着不同的感受。他强迫自己回到今天的角色，由于自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初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干部，在提到机关几个人的名字时，但对一个人----孟丁山却只字未提。
　　突然，全师有名的“黑帮头子” 孟丁山通过席间通道，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愤愤地走上舞台。会场上发出一片窃窃私议。主持会议的副政委谷录（现役军人）立即宣布休息10分钟。
　　孟丁山是农六师猛进报的负责人。他爱人是我们师子女学校的语文教师，家住在学校。小时候在去学校的路上常见孟叔叔每天背一个挎包，匆匆来往与学校去八一俱乐部报社的路上。“文革”开始，突然在几天之内就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1966年9月的一天，五家渠召开了批斗孟丁山万人大会《猛进报》头版还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孟丁山猛烈开火”的大标题下，公布了他的“三反罪行”。之后，他的头衔不断升级，由文艺黑线代表升为“黑帮头子”，被送到北沙窝去劳改。听说张老师不愿与他划清界限，也被开除了教师队伍，带着老人和孩子，一家七口从五家渠学校搬到北沙窝去了。
　　我父亲和孟丁山都来到台侧。听着他的倾述，看着他的愤慨，父亲深深地意识到作为原师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责任，“文革”开始，北京先出了“三家村”，农六师依葫芦划瓢也弄出个“三家村”来，原以为“文革”就会结束了，谁知道运动发展到要“打倒党内走资派赵王姜贺！”自己也进了牛棚。现在，要解放了，不能让人家再背“黑帮头子”的黑锅。当着古录的面，我父亲紧紧握住孟丁山的手说：“啊，对不起，运动初期对你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作为当时的师党委副书记，我负有领导责任，我向你赔礼道歉。”会议继续开始时，我父亲重新走上讲台当众做了检讨和至歉。
　　孟丁山长出了一口舒心的气，觉着老师长还是有点气魄。
　　2003年我父亲80岁生日，孟叔叔赶到五家渠为他老人家祝寿；2005年6月父亲逝世，孟叔叔从北京回来为他老人家送行。我们都未来得及深谈。
　　去年冬天我去拜访他，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人。他的模样比实际年龄小。看上去不像个离休干部，大概是苦难人生经受了更多风雨磨砺的关系。他的爽朗坦荡，真言无忌，显示出西北人的耿直性格。跟他谈多久也不会生腻，因为他没把我当外人。但我在心底里说揪他“黑帮头子”没错，就像抓我父亲“走资派”一样不冤。
　　“在崇尚你死我活的那个年代，有些人善于在同志中找‘敌人’，你父亲却在‘敌人’中找同志。这就是我对他人格的评价。”道别时，他答应一定要写几段有关父亲的事情。不久，他去了北京，我们又通了几次电话。2006年3月初，他的材料从北京寄来了----
　　人的一生有两种机遇永难释怀：一种是人格被扭曲，心灵被伤害；一种是人生被理解、生命被关爱。我这一辈子，解放前水深火热十六年，解放后你死我活三十载。现如今年愈花甲，欣逢和谐盛世，盘点往昔，扭曲和伤害远多于理解和关爱。因此，十分渴望和珍惜平等的沟通、善意的理解和真诚的关爱。
　　    我的老首长王寿臣同志在世时，虽然从未做过我的直接领导，但他留给我的却是无尽的思念和难忘的关爱。
　　我第一次挨他批评，是一篇报道引起的。有一天，摄影记者徐惠，从奇台师东线农场管理处赶回师部五家渠，向我传达了师副政委兼东线管理处政委王寿臣同志的一道口谕：
　　“命令《猛进报》主编孟丁山自己到劳改队去报到。理由是：利用报纸公开分裂师党委的团结。” 吓了我一跳。
　　原来1960年5月，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农六师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会上，要作三个报告：一个是由师党委书记、政委胡天勋所作的关于党委工作的报告；一个是由师长郑云彪所作的关于生产建设工作的报告；一个是由师副政委赵予征所作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经研究决定，三个报告都要在《猛进报》要闻版摘要发表。为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书记报告摘要的副题为：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摘要”，师长、副政委的报告摘要副题改为“讲话摘要”。在稿件的编发过程中，负责摘编副政委讲话摘要的编辑，由于工作疏忽，把副题做成了“报告摘要”。负责终审和签发清样的我，忽略了副题上出现的错误，结果形成了在党代会上作报告的三个师领导中，政委、副政委都是“报告”摘要，唯独师长是“讲话”摘要，而“报告”与“讲话”在定位中有质的区别。在我们这样一个极度重视伦理的国家，特别是在非常讲究级别和权威的部队，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组织错误。我立即向郑云彪师长汇报了情况，作了检讨，并决定在报纸上把副政委的“报告摘要”更正为“讲话摘要”。
　　郑云彪师长说：“报社工作很辛苦，出了点差错，总结经验，改正就是了。‘报告’‘讲话’都不过是站在台上说话，我看没多大差别。不必在报纸上作什么更正了，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并笑着对我说：“只有军法处才能将犯人送进劳改队，哪有自己去劳改队报到的？王寿臣同志作为副政委，对你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是对你们的关心。他常驻在东线，抽时间去给他讲一讲就行了。”
　　第二天，我从五家渠乘长途班车抵达奇台，已经是下午了。先找到曾在师宣传科一起作过干事时任东线管理处宣传科长的南公瑞，说明了来意，请他先去请示王副政委，安排时间，听取我的汇报和检讨。
　　几分钟后，南科长陪王副政委亲自来到了宣传科。他握着我的手笑着地说：“叫你到劳改队去报到，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也略带调侃地说：“没有你签发拘留证，人家不收留我呀”。
　　他说：“本来想明天上午跟你谈谈，听南科长说，你有思想包袱，我怕你晚上睡不好觉就先过来看看。”
　　我立刻主动表示：“这次来东线是听到了副政委的批评后，专门来做汇报、作检讨的。”
　　王副政委神情严肃地说：“报纸上的问题，郑师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情况都清楚了。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虽然你们只是由于责任心不强犯了一次疏予职守的错误，但它的后果是不利于党委的团结。报社的同志们要经常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才能把报纸办好。人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就把我的意见当成一次祝你成器的雕琢和打磨吧！”
　　当我还想就报纸上的错误向他作检讨时，他果断地打断了我的话说：“报纸上的问题不谈了，听说成立师东线管理处前，你做过师东线建场指挥部的秘书，明天跟我到各农场去看看，谈谈两年前他们建场初期的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跟随王寿臣副政委下团场工作。我发现在他身上，没有有些领导干部常有的那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和唯我独尊。无论是在嘎斯69型吉普车上一路交谈，在农场听取干部汇报，还是在田间地头与职工闲聊，他都能耐心倾听，等对方把话说完，再作出合理判断，说出自己的意见。即使是严肃的批评，也使被批评者有亲和之感。我这次来奇台，从要去劳改队做 “阶下囚”到陪同视察的“座上客”，就是他“严格要求、平等沟通、善意理解、真诚关爱”的结果。
　　 三天后，在我要离开奇台回师部时，他问我，愿不愿意来东线管理处工作。我回答他：“服从组织安排”。
　　我没被调去东线管理处工作，不久王寿臣副政委被调回师部，担任了农六师师长。
　　60年代初，一天清晨，总机就通知我去王师长办公室。我急忙赶到，王师长拿着一份当天的《猛进报》问我：
　　“这期报纸发出去了没有？”
　　我说：“刚从印刷厂送到报社，正准备分发。”他指着要闻版上的两条消息批评我说：“同样是副师长，你们为什么要厚此薄彼？这是一个政策性问题，这期报纸不能往外发，都把它销毁。”
　　《猛进报》头版发了条消息：头题是分管全师工业生产的姜胜副师长，带领检查团，检查评比上半年工业生产的消息；二题是分管全师农田基本建设工作的韩继隆副师长，带领检查团检查评比上半年基本建设工作的消息。大家都知道王寿臣师长善于倾听意见，喜欢平等沟通，所以我指着报纸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姜副师长是老红军，师党委常委，应该放在头题，韩副师长是起义的非党员干部，只能放在二题。”
　　当即王师长极其严肃地批评我说：“副师长都是上级任命的行政首长，他们分管的工作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的责任都是向党向人民负责，在这里，不能分党内党外，不能看过去谁红谁白，更不能分谁高谁低，你们这样排版是不对的。”
　　我还是有点钻牛角尖的说：“两篇文章不能一上一下，不能一前一后，也不能一左一右，那版面该怎么排才对？”
　　他仍然是不愠不火地说：“版面该怎么排，那是你们报社的事，你没办法，回去叫大家想办法。”
　　我转身要走，他又叫住了我，语重心长的说：“我们在机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贯彻执行好党的各项政策。我们师有两位副师长是随陶峙岳司令员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级军官，师机关各科室和各团场领导干部中，还有一大批将校级起义军官，这些起义干部已经和我们风雨同舟，屯垦戍边十多年了，在党的教育下，工作兢兢业业，作风艰苦朴素，有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大都政治上比较脆弱，心理上比较自卑，工作上不够大胆，我们只有认真执行好党对起义干部的政策，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有职有权，生活上给予照顾，他们才能心情舒畅地生活和工作。一个人，要学会换位思考，要学会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要是韩副师长，看了今天的报纸你会怎么想？”
　　在王寿臣师长的耐心教诲下，我总算明白了今天的报纸“犯有政策性错误”的全部涵意。回到报社后，传达了王师长的批评和要求，经过研究，把当天的《猛进报》改为同日同期上午版下午版出版，两位副师长的消息都发在了当天报纸的头版头题，之后还选发了十六团团长庄鸿桂在水库参加劳动的通讯《庄团长水库飞车》等一些表彰起义干部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成了“黑帮头子”被隔离看管。1966年 9月30日，被送进北沙窝八一农场八队黑五班劳动改造。在这里，较之皮肉之苦，使我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折磨。
　　同时被送进北沙窝的还有不听领导劝告，坚持不愿与我离婚划清界线而被开除教师队伍的妻子、年已六旬的老岳母、上初中的妻妹、上小学的妻弟和我那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每当面对着这些善良、无辜的亲人们因为我而被扭曲、被尴尬地渡过他们宝贵的生命时，常常使我深陷愁苦之渊而彻夜难眠。为了澄清自己的冤屈，还他们一个清白，我白天劳动，晚上在油灯下写出了三万字的申诉材料，准备上诉。
　　1967年春天，一些关于文革的传单小报开始传进比较封闭的兵团。有人告诉我，有传单说“凡‘文革’初期下放劳动的人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让我走出北沙窝，搞清问题的难得的机遇。我决定求助于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王寿臣。
　　夜晚，我溜进了队部办公室，值夜班守电话的老人正在打盹。通过分场、总场、师部三个总机的转接，电话要到了王师长家里。
　　耳机中传来问我是哪位的声音。我连忙回答说：“王师长你好，我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孟’孟丁山。”
　　他带着几分惊诧、几分愠怒的口气说：“哟，你好大的口气。有什么事？快点说。”
　　我向他陈述了所听到的中央文革关于运动初期被下放的人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的规定，要求回原单位。
　　听完我的陈述，王师长不愠不火地批评我说：“革命干部要受得起委屈，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你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性，如果搞错了，还可以澄清。千万不要急躁，不要气盛。我让文革办公室研究，只要可能，让他们安排你回来。”
　　一个星期后，八一农场派卡车把我一家人从北沙窝送回师部五家渠，由师文革办公室介绍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但与此同时王寿臣师长却被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屡遭批斗，关进了牛棚。使我和我的一家终身感念的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正是王寿臣师长自己进牛棚前的一个电话，使我从北沙窝回到五家渠，与死神擦肩而过，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因为，不久就从我被送去劳改的北沙窝八队传来了武斗打死人的消息。
　　 对我这次冲会场的莽撞行为，虽然众说纷云，褒贬不一，但我认定这是我认识老师长风骨一次难得的机会。
　　渡过劫波，“文革”结束了。1984年，兵团要调我到文工团工作。有人提出异议，考核人员来到五家渠，找到时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农六师党委书记的王寿臣了解我在“文革”中的情况，特意提出了是否有干扰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时，王寿臣同志说：
　　“‘文革’中是我们首先犯错误的整了人家，人家找我们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应该给人家赔礼道歉，应当好好安排人家的工作。”事后，有位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我听后，我为老首长这种以德报怨的高尚品格所感动，也为自己当年的莽撞行为而深感愧疚。
　　老首长王寿臣用他的睿智告诉我们：善于理解和关爱别人，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孟丁山叔叔还在他寄给我的材料中写道：耶稣传播“博爱”，佛陀弘扬“普渡众生”，孔子提倡“仁者爱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由此看来，“以人为本”“关爱众生”既是人类创建精神文明的共同目标，也是作为个体的人，应当具备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准则。
　　说起“黑帮头子”，还要说一个“黑崽子”的事，“黑崽子”特指“家庭出身不好”者。“出身”是一个专用名词，是指他们的父母解放前的政治经济阶级地位；而“黑崽子”是个代名词，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贬义词。对中国人，这本来是十二分敏感的问题，现在终于废除了，这是人的胜利。解释“崽”，本来是指小孩子和畜牲的仔，但为了区分阶级，文革中“四人帮”把中国人分为了十八类。大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分子、走资派、黑帮等牛鬼蛇神统统属于畜牲一大类，他们的子女，便被定名为“崽”，并在前面加个“黑”字，称作“黑崽子”。“黑崽子”被编入另册后，有许多个不准：参军、上学、提干、重要岗位等等都有与他们无关。后来有人向中央告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由是，黑崽子也可以划清界限，重新做人了。
　　文乐然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崽子”。老家湖南桃源，地主出身，五十年代末，因为出身不好中考落榜了。1962年文乐然只身盲流到兵团，他哥哥文乐之在八一农场照相馆工作，帮助弟弟在农六师十三户农具厂就业，先干起了木模活儿，后到劳资股当干事。但文乐然依然刻苦自学，他的一门心思就是上大学。1963年，文乐然很想参加高考，但出身问题是一只拦路虎。厂里已经明确表态：出身问题不同意报考。
　　文乐之要为弟弟讨公道，他找到厂领导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这是伟大领袖的指示。”
　　“你们看，这里有规定，政治表现。”领导说。
　　“政治表现不同于家庭出身。”
　　“你说了算，还是组织上说了算。”
　　争了半天，厂里还是不批。这道难题很揪心，让兄弟俩吃不下，睡不着。商量来商量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咱们去找……”他哥讲了半句打住，悄悄爬在弟弟耳朵边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咱们去找王师长，看能不能挽回。”
　　第二天，兄弟俩骑着自行车来到五家渠。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仿佛老天爷也要成全他们。但走到我父亲办公室门前，他俩有些胆怯了：“要是把咱们骂出来咋办？”
　　“如果他问我们单位意见是不能撒谎的。”
　　“别的别说，只能说不同意”。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大着胆子敲门进了屋。从父亲办公室出来，他俩精神焕发，喜形于色，俨然变成了另外两个人。回到厂里，他们把我父亲写的条子递上。厂长用惊愕的眼光看到条子上写着：
　　十三户农具厂：
　　文乐然要求考大学，我已同意，让他去考吧！
　　王寿臣
　　就这十七个字，成就了文乐然人生的转折点。厂里虽然同意文乐然报考了，但要文乐然退职。退就退，他决心作一次自我祭奠。他也争气，考上了大学。从此，文乐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毕业后，先当教师，后当编辑，再当作家，“文革”后调到国家地质部主编《山野文学》、专业作家，出版了《桃花溪》、《温柔的荒原》、《荒漠与人》、《走向圣殿》、《文乐然自选集》等多部文集。并选为中国地质文联副主席、中国地质作家协会主席。现客居在加拿大温哥华他女儿处。
　　就为了这条子，文乐然十年前给我写过一封信，讲起他终身难忘的往事：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我走进你爸爸的办公室时不仅身子在抖，心也在抖。那是一颗沉重的心，抖起来是很耗能量的。我们的运气不错，你爸爸在办公室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我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都是我哥哥说的，他的话说得很快，在我听来整个可以叫作惊惶失措，只是到后来，你爸爸插了一两句问话后，我哥哥才恢复了自信，开始了从容的叙说。你爸爸当时问及我所在的那个单位的意见，我哥哥便说，他们不同意，不然我们就不会来请求您的帮助了。你爸爸沉思了片刻，突然问道，你能考上么？问的是我，可我还来不及回答，我哥哥已代我作答了：能考上！那好，你就去考吧！说着，你爸爸就转身到桌前坐下写了张条子。我至今记得条子上的每一个字，因为这张条子，我的命运得以改变，因为这张条子，我今天才能够如此从容地用一种愉快和感激的心情回忆那个几乎变成了远古的往事。……请你代我向你爸致以我这份迟到的感激。”
　　文乐然总结人世八个字：难能兴邦，祸以成人。这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启迪作用的。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真的再闹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仅这“包庇坏人，网络牛鬼蛇神”罪，就够他吃不完兜着走，火烧、砸烂、打倒，踩上十只脚也不亏了。只是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这是中国人民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