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官，这是事实。他当过科长、场长、政委、师长， “文革”中他有了个新官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头号是国家主席，二号是总书记，他是几号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开头，他有些难堪，觉着自己跟不上形势，也想做个检查，回到“革命队伍”里去，但是“革命派”不买他的账，又在 “死不改悔”后面加了“顽固不化” 四个字，关进牛棚没商量。
　　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我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
　　有一次，谢阿姨突然来看我，给我送了点吃的。她在一0一团一连藏了好久，她悄悄对我说：“你父亲被批斗，打得浑身是伤，裤子都贴在皮肤上扯不下来了，赵伯伯还被吊起来用棒子打。”
　　我哭了，哭得好伤心。
　　谢阿姨对我说：“在牛棚批斗时，我和你爸在一个学习班，就我一个女牛鬼蛇神。我比他们自由些，我还给他们送过西瓜，偷偷‘串联’，他们消息闭塞。我说别怕，要是都打倒了，共产党也就完了。我们还在一起骂江青臭婆娘不得好死，张牙舞爪长不了。卡佳，把一切都藏在心里。记住！总有一天太阳会出来的。”
　　四十年过去，我己经长大了。时间教我学会了思考。当我认真思考党中央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浩劫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谢第二代领导人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决定。
　　我曾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现在冷静一想，他们也是受害者，受文革“旗手”一伙的骗，被“忽悠”得发疯，甘愿作“替死鬼”。后来他们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上当受骗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有的真反真打，刺刀见红，有的明打暗保，穷于应付。这次我采访的韩宗林就是后者，他曾任农六师农林处处长。说起那段往事，他坦诚地说：
　　“伟大领袖叫造反，我们怎么敢不造反？连儿子都要造老子的反，老婆都造要丈夫的反。”说到这里他沉思了几分钟继续说，“真心造你父亲反的并不多。好多人只是应付而己。我1956年从河北昌黎农校毕业，分配到师农林科当干事。大跃进中，师里提出‘双百万’，代雪犁地，长年播种。由于违背科学，结果干旱严重造成广种失收。你爸上任后，抓生产，可认真了。他第一个提出‘以水定地，水土平衡’。这八个字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文革了，开头，我袖手旁观，后来观不下去了，我就和张跃明、许绍才三人贴出了组建‘主沉浮造反团’的大字报，后来被大团收编了。好在我没打过人。”
　　那是一个雪过天晴的好天气。我专程拜望父亲的老学友、老战友、老“牛友”赵予征伯伯。赵予征伯伯今年85高龄了，他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很结实，思维很敏锐，他的神情，洋溢着自信；他的目光，闪烁着智慧；他显得非常精力充沛。他对当年的往事不仅记忆犹新，而且还有新的见解。他的桌子上摆满了书，表明他从没中断过学习，中断过思考。他是那种人生自重，志存高远的长者。我油然想到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赵予征伯伯对党、国家和老百姓的事依然十分关心。他坚持每天准时收看新闻，了解国情民意。他的儿女，我的同辈都已长大成才，徐阿姨身体也很好，精心照顾赵伯伯。他们有一个和谐的好家庭，对比我父亲，我的心很苦，作为唯一的女儿，我没能帮助父亲营造一个和谐完美的家园，我感到十分痛心。是赵伯伯的一席话，减缓了我的痛。
　　“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搭挡，”说起和我父亲的共事，赵予征伯伯动情地说：“特别是文革前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五年，合作很偷快，很团结，至于工作中的矛盾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都是出于公心，所以容易协调。我一生中有过很多经历，一起相处共事的人也不少，唯有寿臣同志最难得。在最困难时期能支持，敢说真活，实在太不容易了。”
　　赵伯伯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牛棚生活，那是我父亲从来没给我说过的特殊岁月。牛棚里的日子可是苦难煎煞啊！超力超时超重的体力劳动还不算苦，更苦的是失去了做人的一切尊严和一切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我父亲和赵予征自从当了“走资派”以后，全部日子就是挨批挨打挨骂，交待反党罪行，那时候的时髦名词叫“修理”。赵予征伯伯先被狠狠“修理”，要他承认黑党委。
　　“我的书记是党员正大光明选举的，政委是上级党组织任命的，怎么会是黑党委？！”
　　“顽固不化，打！”造反派决不手下留情。
　　“我的左肩膀可是被日本鬼子打断的。”赵伯伯说。
　　“那我们就打断你的右肩膀。”造反派得意地说。
　　木棒像野兽的利爪一样猛砸，皮带像魔鬼的毒舌猛抽。拳头脚掌像暴雨袭击着禾苗。赵伯伯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那可是“自欺欺人”的骗术。“打！”只有这个字和那个惊叹号能够如实反映那铁的事实。
　　这时候，我父亲正在另一间房子里挨批。他们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能心慈手软，要刺刀见红。第一道程序，自然是恭读《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下去是高呼口号，要我父亲坦白交侍：
　　“王寿臣，只要你揭发上面的和下面的罪行，就可以将功赎罪，宽大处理。”
　　“那么，光写罪行不全面，写写优点行不行？” 我父亲反问道。
　　“真是反动透顶，打，狠狠打！”
　　木棒、皮鞭、巴掌、语录本像雨点似的打下来，还配以脚踢拳头。我父亲满脸流着血。但无论怎么打，他还是没低下头。
　　隔壁的赵伯伯巳经被吊在房梁上了：“把他也吊起来。”
　　就这样被“修理”了一个多月，还是毫无收获，只好让他俩回去恢复了几天伤，然后再关进在牛棚劳动改造。
　　开始，他俩被押在冯家海子打土块，早早出，晚晚归，没有钟点；然后去掏厕所，挖防空洞。工资一律停发，只给30元生活费。还规定不许吃白面，不许吃肉……好多个不许。
　　有一天黄昏，刚下班，突然来了两个造反派，手里举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打倒赵王姜贺！”闯进我父亲住的那间土平房，转身把门关上。我父亲等着他俩批斗。他们中一个说：“王师长，我们是从天山牧场来保您的。”
　　“你们保我？咋保？”
　　“我们想组织一批哈萨克牧工来五家渠把您和赵政委抢到天山里保着，他们找不到。”
　　我父亲沉思了一下说：“感谢你的的好意，但这事办不成。文化革命搞多少年，谁也不知道，我做好了准备，大不了砍头，革命几十年，如果党一定要我牺牲，我情愿。”
　　这时，当地的造反派来夜斗了，他俩只好走了。
　　中国有句流行语“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面对这一对“又臭又硬的走资派”，造反派终于想出了个“以牛斗牛”的好点子。
　　一天下午，太阳落山了。赵予征伯伯的牢房被打开，造反派推进一个人。赵伯伯抬头一看：韩有文，手里抓着一条鞭子。赵予征伯伯知道灾难又来了，他吸了一口气，鼓鼓劲，等着挨打。可韩有文没有动手。
　　“打！”造反派大声吼叫，韩有文还是不动手。“你不打他，就打你。”他还是一动不动。造反派一涌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他还是不动手。
　　韩有文是在农六师里的国民党最高官：中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作为牛鬼蛇神的头头，揪了出来，批臭了，打够了，造反派要考验考验他，让他跟“走资派”划清界限，递给他一条鞭子，要他去抽打赵予征，王寿臣，他拒不举鞭。
　　韩有文被猛打了一通后，又被抓起来拉到隔壁我父亲牢房。造反派说：“你不打就是对抗革命，后果可是严重哟！”
　　韩有文终于开口了，他真诚地说：“我不是对抗革命，我是拥护革命。解放前，我是国民党的旅长，打过共产党，自从1949年9月起义后，我就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我有错误，你们可以打我，但我决不打共产党的干部。”
　　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被关进牛棚倍受折磨，但他愿意。韩有文在“文革”中的表现可让许多人感动，也唤醒了一些迷惑者的良心。
　　在那个头朝下脚朝上的黑暗岁月，我父亲和赵伯伯这两个学友战友变成了“牛”友。最难得的是他俩有幸能在一起说黑话。这可真是老天爷的恩赐！他们的黑话是从说古开始的，虽然是借题发挥，但比较保险，也是试探对方的好法子。
　　“我真受不了啦，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原来我是相信主席的，可是……”我父亲讲到这里嘎然打住了。
　　赵予征伯伯四周瞅了瞅，毅然说：“记住老人家的话，‘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相信历史的检验。”
　　“这是革的什么命，成天打人批斗抄家，没好人了。党和国家受到的损失太大了。”
　　“我们党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但都是自已纠正了的。”
　　“那些人可太张狂了。”
　　“我认为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现在一切都反着哩。”
　　“有一个问题，现在叫得很响，七斗八斗，斗出一个好人。你认为对吗？”
　　“再斗下去只能亡党亡国了。”
　　盛夏的一天，我父亲和赵予征、段吉林、韩凤池等一群“走资派”被押到猛进农场连队狠批猛斗毒打了个够。他们打的方法也很新鲜，一个一个轮着来，好不容易批完了，回去走到副业连，大伙又渴又饿。韩凤池说：“弄个瓜吃多好。”我父亲说：“不行，你别瞎想。”正说着，瓜地一个老农工走了过来，大声问：
　　“你们是哪来的？我咋不认识？”
　　“走资派”们觉得好笑：“刚批完怎么就不认识了。”
　　段吉林小声说：“我们天天被批斗，谁不认识。”没等他们回答，老农工摘了四个西瓜送过来，微笑着说：
　　“咱这瓜只能吃不能卖。” 
　　但听说此后不久，这位老农工被下放喂猪去了。
　　到了秋天，这群“走资派”又被押到一0二团批斗。正斗得热火朝天，突然冲进一群人，大声喊叫：“走资派不光你们批，我们也要批。”
　　混乱中他们把“走资派”全部抢光了。我父亲被抢到二站四队，赵伯伯被抢到三站五队。他们原以为这下没命了，不曾想到这是“一小撮保皇派”干的。他们把“走资派”分开“关”在干干净净的房子里。
　　“这是我们几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人的尊严。”赵伯伯回想当时，感慨万端，“我住的房子好像是青年结婚的新房。走进屋里，一个自称技术员的年轻人，赶忙给我端了把凳子，让我坐下。他们也装模作样地批了一会儿，然后给我端来一盘新品种甜瓜金皇后，说‘这是新品种，含糖高，你们没有时间品尝，现在尝一尝’。我真的被他们的举动感动了：‘你们不怕抓辫子？’他沉默了一会说：‘农六师把万古荒原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老干部是有功劳的，我不相信用几张大字报，几句口号就能打倒好人。现在台上的有些人搞女人，干坏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好好休息休息。’第二天临走，这个年轻人送给了我一包甜瓜籽。文革过后，我到农七师工作，特地把这包瓜籽送给师农科所，还种成了金皇后。”
　　继续牛棚生活。有一天我父亲打扫完厕所，回到棚里，赵伯伯伸头瞧瞧看守去打饭了，回来得很晚，原来是炊事班长让看守悄悄留下，塞给了他一些馒头和红烧肉让送给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这下可解了两人好久的馋。
　　他俩还是太天真了。造反派的革命警惕性高着哩。他们早就觉着把这两个“走资派”关到一起不合适，他们会暗中盘算如何复辟资本主义，还会搞攻守同盟。
　　赵予征伯伯被带走了，关到红九连一间砖房，地上铺着一片麦草，弄来几块砖头当枕头。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任何人也进不去，调一个班看守。赵伯伯感到奇怪，为什么把自已单独关押。一天，他接到看守转来的夫人送的饭，他在馒头里看到一张条子“上面正在查黑党委”，原来造反派用的是“中间突破”计，他们得知下面八一农场出了个“三黑一假”，一煤矿出了个“全民党”，一0八团出了个“幸福党”，上面的杨兆元在新大也搞了个“黑党”。中间呢？赵予征、王寿臣肯定也有个“黑党”，这样才能上挂下联得上呀！所以，决定来他个“中间突破”，一举全胜了好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赵予征伯伯出来才知道这条子是王和让他爱人赵今娥传递的，让他心中有数。
　　红九连是五家渠“红岩”的“渣滓洞”，内中秘情至今尚无人说得清。人说“不讲理由不讲理，只讲革命革到底，只要进了红九连，不死也得脱层皮。”赵伯伯先后两次被关在这里达半年之久，受的凄苦三天三夜说不完，他没说苦，倒说了苦中一段情：
　　有一天，一个叫胡玉忠的班长陪着他们的头来审查赵伯伯。审来审去，还是那些套话，头儿走了。胡玉忠忽然转了个话题：
　　“他这个人能不能当师长？”
　　“不能。”赵予征伯伯把六师前任几位师级干部老红军郑云彪、姜胜、何发元、李振海、贺清德一个一个讲了一遍，“如果他有此资格才可以。”
　　“团级呢？行不行？”
　　赵予征伯伯又一一介绍了赵富仓、屈全魁、段吉林、刘生贵的事迹：“他们大都是老八路。”
　　“我们还差多远？”
　　“那要看你们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的贡献有多大罗。”
　　“说你从参军就想复辟资本主义，为啥？”
　　赵伯伯看着纯真无邪的年轻战士，向他们亮出了心声，从父亲残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到自已参加革命转战大西北，屯垦天山下：“如果我要复辟资本主义，为啥不去投奔蒋介石，而要投奔八路军！”
　　从此以后，胡玉忠每天晚上带着战友来听赵伯伯讲革命传统，到第七天晚上，听他讲完，胡玉忠虔诚地说：
　　“我们打你打错了，以后再不干这些坏事了。你不是反革命，走那门子资哟。”。
　　从此，红九连成了赵予征伯伯的保护伞，不仅不打不骂，还在生活中多方照顾，常叫炊事员给他包饺子、煮面条。没多久，一个造反派又来审查赵伯伯，因为他“死不改悔”要“修理修理”他，毒打赵伯伯的造反派动手时，造反派反被警卫班的小李打了一顿，后果不言而喻，小李被清除。一个看守“走资派”的警卫班，变成了“走资派”的保皇班，这可是“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一段传奇轶事。
　　赵伯伯押走后，我父亲也被押送到枣园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了。这里人多，比五家渠牛棚宽松了些，因为有“五?七指示”，“老牛”们可以听广播，看报纸，说点儿悄悄话了。